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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这些年[闲话九州(重庆篇2)]
原创:岱岱
日期:2019-01-04


  九州系列第10篇文章。

  重庆

  上一篇文章,是《重庆的发展历史》,我们聊了重庆的四大文化基因,巴人文化,码头文化,移民文化,这些对重庆人影响深远。

  还了解了重庆历史上的几次跨越式发展,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近代开埠,抗战陪都,三线建设,直辖发展,各个时期,重庆发展精彩纷呈。

  特别是八九十年代肖秧同志,做事颇多,给重庆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进入21世纪以来,重庆发展有了新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和黄市长关系密切,我们今天,就从黄同志的角度出发,捋一捋重庆的发展脉络。

  一、上海时候的黄同志

  黄同志被称为体制内“最懂经济的市长”、“学者官员”,来自西施故里诸暨,看过去年“三大帮”系列的瓜友,对诸暨应该不陌生,诸暨也是风水宝地,近几十年能人辈出,不仅浙江财税的半壁江山都是诸暨人在打理,全国政坛上也频现诸暨人的身影。

  因文革影响,黄同志16岁辍学,走出诸暨,来到上海市焦化厂焦炉车间,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因表现良好,受工厂职工推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上海机械学院(今上海理工大学),学习自动化仪表专业,三年毕业后重返工厂,兢兢业业,一路做到焦化厂副厂长。

  那是个热衷树立榜样的时代,上海文汇报层专门搞了一个“献身四化”的报道栏目,采访宣传很多艰苦奋斗的上海干部,当上海记者知道焦化厂黄副厂长的出色业绩后,也来采访黄同志。

  记者:“为了四化建设,你是不是经常加班加点,忘记休息?”

  黄厂长摇了摇头:“不,我一般不加班加点,我对每天的工作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休息时间我要用来看书。”

  记者:“为了工厂,你有没有生病了也不请假,继续工作?

  黄厂长摇了摇头:“没有过,现代社会要讲求效率,拼身体不是好办法。”

  文汇报记者按照惯例套路,想把他宣传成一个勤奋工作、忘我献身四化的典型,然而“实话实说”的黄同志,真诚的答复却让记者哭笑不得。

  黄同志的直白不做作,可见一斑。

  最终,在黄同志的努力下,上海焦化厂成为当时全国的节能典型,业绩突出而黄同志在1983年,也离开待了12年的焦化厂,出任上海经委综合规划室副主任,正式迈入政坛。

  从83年到90年,黄同志历任经委综合规划室、经济信息中心等单位,真正让黄同志再次大放异彩的,是浦东新区。

  改革春风吹满地,那位老人作出了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后,90年,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成立。成立之初,黄出任了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在浦东早期开发阶段,钱从哪里来是首要问题。时任上海市长的朱也颇为急切,希望浦东尽快把陆家嘴、金桥等十多平方公里土地盘活。盘活土地的重任,落到了时任开发办公室副主任黄奇帆身上。当时的开发办主任杨昌基说:

  “当时,年轻的浦东开发办副主任黄奇帆,一听就来了劲,自告奋勇地请战,由他来具体操作。”

  天降重任,黄奇帆也堪当大任,黄先去香港取经,回来后大刀阔斧,三个开发公司有了一笔“土地空转”启动资金,浦东三个开发公司的实质性启动也加快了步伐,首开土地滚动开发之创举。

  中国土地财政行之三十年后,土地拍卖的老祖宗黄同志,在今年的那场演讲中回忆道:

  我们从香港学来的土地拍卖制度,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我当时在浦东新区,我们一起到香港学土地拍卖制度,几个月学了回来。

  中国第一轮的土地批租拍卖是从上海上开始的,我对这件事,应该说了解得特别清晰。

  “怀才就像怀孕,久了自然就看得出了”,因此漂亮功绩,黄备受重用。后来邓老人去浦东视察,上海方面专门来4个人向邓老人当面汇报。

  打头的就是朱,另外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黄。

  若干年后,黄还对当年亲向邓老汇报的经历念念不忘:

  “小平同志当年到上海浦东视察的时候,我有幸陪在他旁边,直接聆听他南巡讲话中很多重要指示。”

  黄对邓老当年的指示回忆如昨:

  老人对我们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做。

  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这段话触动了黄同志,他曾全文记下邓的这段话。

  邓所说的,“金融中心”、“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大家想到了什么?

  是的,邓在若干年前,就有打造上海自由贸易港的念头了。

  当然,自贸港一事上,为什么是海南先行一步而上海被紧急按住,详情可看旧文《中国在“海南自贸港”下掩盖了什么?》

  然后最近,黄在中国经济年会的那通讲话,又在重新为上海加油了:

  浦东开发上,黄建立奇功,当时黄的上级叫赵启正,曾高度评价黄的工作能力,也高度评价了黄的人格品质:

   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和创造性的人。

  但他的激情和创造性发挥的时候是有底线的,他绝不会被周围的掌声冲过边界。

  后来,黄再升一步,成为沪市副秘书长和研究室主任,为某位老领导的秘书,老领导对黄的能力很是赞赏,94年后,这位上海老领导上调中央,还特意将黄借调到中央一用。

  据说,正是那位如此欣赏他的领导,对他作出了这个日后闻名的评价:

  上海正当用人之际,老领导站稳脚跟后,放手黄回沪。

  当时的上海要减少亏损工业,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重组,黄当时刚到经委就直言说道:“上市公司从来到资本市场的那天起,就是一个伴随着重组的过程。”

  当年黄,主导了资本市场第一起上市公司“净壳”收购案——上海房地产集团收购嘉丰股份。他的资本运作天赋,在这场上海本地股的重组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短短几年,上海有八十余家上市公司进行了重组,在此期间上海上市公司获得200亿元优质资产注入、累积募集资金1000亿元。

  近百家公司重组中,黄奇帆工作出色,有“净壳上市操盘手”之誉。

  然而,上市公司重组,利益关系十分纠葛,黄又搞“抓大放小”一刀切,因黄的直接决策,上海一大批不同领域、不同所有制的小厂和区属集体工业,受到不公平兼并,全部凉凉,工人不服,内部反响很大,对他很不利。

  最直白的体现,就是当年由述职评议工作小组官方界定黄对于工作贡献的文件——

  这份还能找到的报导中,有五分之一的内容,是针对黄的工作的直接批评。

  一份报导中有这样坦率和大篇幅的批评评述,放到现在也算罕见。

  知网下载地址:

  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HCW200106022.htm

  这篇尖锐批评的调查报告出来后的两个月,黄就离开了已经工作了33年的上海……

  两个月……

  是的,走的,有点匆忙。

  走的既然匆忙,选的地方,也自然不可能是经过精心考虑选择的地方。

  碰巧的是,重庆班子,当时恰巧空缺出一个副市长。

  就这样,带申生在内亡、重耳在外生”的黄,从长江下游的上海,误打误撞的,来到了长江上游的重庆。

  大部分重庆人民,都很感念这些年黄同志对重庆发展的贡献,感谢上海给重庆送来了一个懂经济的好干部,甚至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郑新立都凑热闹的说:

  “上海对重庆最大的支援是,送去了黄奇帆。”

  却很少有人知道,黄当时来重庆,不是“支援西部大开发”,也不是“沪渝一家亲”,完全就是——“误打误撞”

  当年成功落地重庆的黄同志,远离旋涡,以手护额暗松一口气的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从北京来重庆的一个男人,将已经平静了6年的他,带进了一个更深的旋涡……

  二、初来乍到的金融危机

  说黄同志“平静了6年”,是实话。

  重庆虽然和上海一样都是直辖市,但是经济能力和地位影响不可同日而语,黄作为一手主导了浦东新区土地开发、上海公司重组浪潮的“懂经济的上海干部”,来到经济落后、能人匮乏的重庆,按理说是肯定要受到欢迎和重用的。

  然而,从01年到09年,整整八年,能力突出的黄,副市长头衔纹丝不动。

  仕途八年,原地踏步。

  为何?

  上篇说过,山城重庆,毕竟深受码头文化影响,“包容和抱团”并行。

  直到那个男人来后,沧海遗珠的黄副市长才被扶正,并被委以重用。也因此,八年备受冷漠的他,才会“顿生知遇之恩”的说——

  “如鱼得水”

  当然,不管冷暖,那些年他都做了很多事,对重庆的发展大有裨益。

  当时,重庆成为直辖市不久,百业待兴,重庆直辖几乎是把川东所有穷的地方都弄一块了,重庆本土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不良率几乎都在50%以上。全市工商企业总体资产负债,甚至高达80%以上,不良债务高企,大量企业濒临破产边缘,重庆本地的10家上市公司,还面临着退市风险。

  可以说,世纪初的重庆,几乎面临着一场地方金融危机。

  所以,虽然黄来重庆,有点“误打误撞”,但懂金融的他到重庆,当真来的正是时候。

  2002年,刚来重庆的他,通过成立渝富集团开展了一系列资产、债务重组,化解近300亿元的银行坏账,盘活当地国有集团。拯救金融机构所运用的重组方案是:资产重组、债务剥离、引进战略投资者、注入流动性、推动整体上市、战略投资者退出。

  如他所言:

  2004年前后,全国金融机构经营效益普遍向好,银行利润达到2000多亿元,仅工商银行就有600多亿元。按照财经政策,银行利润可以冲坏账。市政府抓住这个时机,主动与工商银行总行联系,希望工商银行拿出一部分利润集中解决重庆分行的157亿元坏账,市政府按一定比例收购。工商银行同意达成以18%的受偿率处置这157亿元不良债务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财政部一致认可并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方案批准了,如何实施呢?如果让工商银行跟1000多户企业分别签协议,工作量非常大,时间会拖得很长。而且这1000多户企业良莠不齐,根本不可能全部执行18%的偿还标准,有些企业连1%的债务都还不起。

  为此,市政府专门组建重庆渝富资产管理公司,授权其代表这1000多户企业,整体打包打折、集中处置工商银行157亿元不良债务。渝富公司用开发银行的30亿元专项贷款,收购工商银行157亿元债权。渝富公司收购这157亿元债权后,也采取同样办法,整体打包集中处置给企业集团,不直接面对这1000多家企业。集团内部企业的债务,由集团自己平衡。用这样的办法,渝富公司用很短的时间完成157亿元的债权收购,只用了半年左右时间就基本收回30多亿元的收购资金。

  此后,按照这个经验和模式,我们又处置了其他银行的坏账,一年时间共处置近300亿元银行坏账。

  我们创造的由渝富公司统一收购金融不良资产的模式、渝富公司的贷款申报及信用审查模式,成为国家开发银行“开发性融资支持不良债权收购”向全国推广的案例。

  经过黄的理顺,重庆成绩是鲜明的。

  2002年以前,全市1900亿元银行贷款余额,有30%的不良资产。

  到2007年底,银行贷款余额增加到5200亿元,但不良资产率下降到5.5%、

  重庆成为全国金融生态比较好的地区之一。

  黄不仅在的那年带着重庆读过金融危机,还为重庆这个内陆闭塞的城市,做了详细长期的金融发展规划。

  黄所做的《重庆市加快金融中心建设的意见》提出:

  “2017年建成国内的区域性金融中心,2020年建成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

  到如今,重庆争取“一行三会”推出的各种牌照,已经有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两家上市银行,数量比肩上海和深圳,仅次于北京,重庆拥有西部市值最大的券商西南证券,拥有全国排名前五位的重庆信托,拥有中新大东方保险(寿险)、安诚保险(财险),保险机构位居西部第一位。在黄重点发展金融的思路下,全国第一家要素交易所、全国第一家农村土地交易所、全国第一家农畜产品交易所、全国第一家药品交易所,都在重庆挂牌成立。

  可以说,重庆金融虽然比不过北上广深,但在中西部,是妥妥的第一了。

  后来,他还借鉴上海模式,牵头整合各类分散的政府资源,在此基础上组建了重庆“八大投”,即后来大名鼎鼎连世界银行都来调研的八家公司——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集团、开投集团、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

  这“八大投”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已经成为重庆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公共领域重大项目重要的融资平台。

  “八大投”公司,以及资产经营平台公司渝富,并统一划归国资委管理,与西南证券等共同组成了国企的重庆军团。

  当然,重庆军团风风火火的背后,也有其弊端。民间讨论最多的,就是“与民争利”——坊间认为,“八大投”和渝富的存在,挤占了重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

  以银行贷款为例,2012年,重庆贷款余额有1.2万亿,其中大部分贷给了“八大投”,且贷款利率按基础利率下浮10%左右,与此同时,民企的贷款利率则是按基准利率上浮的。

  当然,在后来,世界银行曾用两年半对“重庆八大投现象”作专题研究,称

  “重庆的经验可作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有益借鉴”。

  在操盘重庆本土金融机构重组、上市的过程中,黄同志还留下了一句哲理名言——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这是他经过实战总结出来的:

  重庆30多家上市公司,有10多支ST股,亏损了许多年,既害股市,也害股民,但如果让它退出破产又会形成振荡。

  过去一个时期,曾有若干投资者对这些ST股进行重组,进入后又发现是陷阱,出现重组再退出、退出再重组的现象。最近这几年,重庆有11支ST股被重组,变成货真价实的好股票,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特有的重庆现象。

  什么原因呢?

  关键就在于我们在重组ST股时,确定了一个“平行四边形原则”,科学合理地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维护好四个方面的利益。重组过程中,一是不能让战略投资者吃大亏,如果战略投资者不进入重组,其他各方利益都将鸡飞蛋打。二是不能让债权人吃大亏,债权人不同意重组推进不了;也不能让债权人全身而退,把一大堆坏账都摊到股民头上。三是大股东作为公司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要承担经营亏损的主要责任。四是重组后的上市公司股东也会承担相应的损失,并通过市值溢价来充抵。这四个方面,责任共担,利益共享。

  其次是股权重组。公司有1亿多法人股,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政策,本来对股民要对价,即法人股拿出20—30%给股民分配。但由于股权已经是负值了,就算分给股民,分的也是负资产。因此,法人股不分给股民,改为送5千万股给战略投资者,作为对战略投资者出4亿元销坏账的回报。股民虽然没拿到这5千万股,但是负资产变成正资产,也得到巨大利益。

  这个方案是一个各方妥协的方案,实质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从表面看,好像大小股东都吃了亏,但其实都在负资产变成正资产中受益。从长远看,通过重组使公司新生,健康发展,各方得到长远的更大的利益。在这个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政府作为第三者要当好裁判,做好平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虽然十分看重金融的重要性,却没有一股脑的乱上项目,他对互联网金融的态度就十分坚决:

  想到互金这几年的连环爆雷、火烧连营,不得不佩服他对金融的真知灼见。

  三、土地储备

  在那个男人未来之前,黄同志在重庆的工作,除了金融解困,就是土地储备。

  黄来重庆时,重庆刚直辖4年,主城区面积才200平方公里,而现在重庆主城区9个区,总面积已经是5472平方公里,十年翻了20多倍!

  可想而知,这些年重庆城市扩张的脚步是多么的快。

  黄调任重庆前,就曾深入研究过香港的土地储备制度,而且在浦东开发中亲自操刀了浦东的土地储备,做副市长又分管这一块,工作起来是再得心应手不过了。

  在黄没来之前,重庆还没有发展土地储备这一概念,如黄所言:

  “2002年以前,重庆政府手中的储备土地几乎归零,政府要用地,要跟开发商去买地的。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发商拥有土地动辄几千亩,在渝北、江北和城乡接合部,土地十几二十万一亩,全(卖)出去了。”

  “那时候,政府要造一个位于金紫山的住宅区,要造一幢公安局的楼,要造人大、政协的办公楼,土地都是我当时到重庆后从开发商手里一块一块买回来的。”

  重庆主城区太小,急需用地扩建,而政府手里没有地,矛盾激烈。

  90年代以前,我国长期实行无偿、无期限行政划拨的城市土地供给制度,甚至工商企业的经营性用地也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无偿供给。

  当时盛行的做法是:“一些工厂厂长经营无方,生产无能,但卖地很活跃,每个厂长都可以跟开发商售卖土地,然后把地或高价或低价地卖了。”

  中国土地储备制度,还是最早兴起于90年代黄工作过的浦东新区,鉴于模式可行,2001年5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对该制度给予肯定,全国大部分城市猜开始模仿和推行。

  因此,02年8月,当年一手操办过浦东土地储备的黄亲自执笔,重庆的土地规划出来了——《重庆市国有土地储备整治管理办法》。

  2002年,重庆市建立了土地整治储备中心,将土地一级市场的经营权上收,对全市土地市场进行宏观调控。2003年2月,重庆市政府又在土地储备中心的基础上成立重庆市地产集团。随后几年,重庆八大投陆陆续续被授予土地储备职能,都介入了土地一级市场。

  对收拢土地这份工作所涉及的利益关系,黄心里倒是很明白:

  “我可以这么说,2002年以后,政府出台这一招,断了很多人的财路,甚至有很多人对我恨之入骨。”

  “大家想想,有很多小厂的厂长,跟房地产老板的协议都签了,如果允许土地卖出去,这些老板都是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土地增值)财富,但当时市政府一纸令下,国资委坚决执行,这些地都给退掉。”

  至此,在黄的努力下,重庆几大市级土地储备机构的土地储备总量,已高达40多万亩。

  拿到土地以后,重庆有两个做法。

  一个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倒手卖钱。

  一个把土地作为融资的对价物,换来银行天量资金。

  首先看第一个做法。

  01年,重庆卖地收入仅约2亿元,02年推出土地储备政策后,当年卖地收入就增加到11亿元,12年这个数字更是飙升至897.5亿元,在全国300个城市中位居第三。

  重庆卖地收入这么高,不是重庆地价高,而是重庆土地太多了。

  重庆多年土地出让面积,全国遥遥领先

  近几年的商品房供应面积是北京+深圳+广州的总和

  房价暴涨的深圳,土地出让面积仅仅为重庆的15分之一(6%)。

  其中深圳的住宅用地面积仅仅为重庆的1.5%,为重庆的区区六十分之一。

  重庆房价一直不怎么高涨,原因很多,除了黄的刻意打压, 还有重庆的供地实在太多了,敞开了放地,重庆土地明显不具有稀缺性。

  特别是2011年,重庆经济继续高涨,黄市长过于乐观,错误预估了重庆人口流入规模,认为重庆经济增长强劲,而国家在11年后搞“强省会战略”,重庆正当其时,主城将迎来发展黄金期,每年估计将新增60万人左右。

  结果重庆主城每年人口新增只有预计的25%,还不到20万人,远远没有达到黄市长预计的规模,而那几年供地计划,却还是每年按60万人的标准天量供地。

  重庆历年计划供地规模

  2011年86835亩

  2012年49380亩

  2013年45675亩

  2014年44719亩

  2015年39555亩

  2016年36480亩

  2011年的计划供地是16年的两倍多

  2011年那场错误预判,导致重庆楼市的热度被严重稀释。

  供需结构性失衡,这就是重庆楼市在那波去库存时期上涨有限,没有跟大部队走的根本原因,消化周期太长,也导致现在重庆楼市进退失据。

  对黄市长那次错误判断引起的楼市影响,有些人喜,有些人忧。

  现在重庆的班子,才开始修整黄市长之前的思路,慢慢放窄供量了。

  重庆之所以不缺土地,除了它是面积最大的直辖市外,就是后来的国发3号,给了重庆城乡统筹试验区定位,让重庆有优越的土地政策和指标。

  而重庆在未启动土地储备制度时,地方财政能力很差,面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捉襟见肘。02年该市预算内财政收入157亿元,而当年政府财政负债余额450亿元,城市建设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拥有天量的土地储备后,黄才“英雄有用武之地”。

  如黄所言:

  “重庆土地收入一般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3,是重庆的第二财政。”

  “我们十年花了6000亿。怎么能做到债务不高呢?我的奥妙就是土地储备。”

  “我2002年刚到重庆储备了40多万亩地,这十年用了20万亩,每亩地赚200万,这就4000亿,扣掉征地本身的成本,有两三千亿的额外收入。”

  第二个做法,就是重庆把巨量的土地资源注入各个平台公司,作为向国家开发银行、商业银行融资的对价物,然后以重大基础设施和市政项目为诱饵,推动央企和本地国企进行投资,快速拉动经济增长。

  不惜血本的投资驱动、国开行浓郁的重庆情节,是的,这一部分,就是下篇文章要写的了。

  小结

  今天这篇文字,主要介绍了黄的上海岁月,和黄来重庆之初的工作贡献,解决金融困境,描述重庆金融现象,完成土地储备,简约勾画重庆楼市特殊的情况。

  可以说,在那个男人未来之前,虽然黄八年原地踏步,但他还是为重庆做了很多实事。

  然而,2007年的那一天,那个男人仿佛命中注定般,来到了重庆。

  黄的命运,所有重庆干部的命运,甚至重庆人的命运,也仿佛命中注定般,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未完待续

来源:吃瓜群众专栏
作者:岱岱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转载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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