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风云诡谲。

　　文艺青年牧之北上京城，他的职责是为赴法留学的同学们，提供后勤服务。

　　可皇城脚下，生计维艰。

　　为了缩减用度，一行八人挤在一张大通铺上，狼狈无比。

　　无奈之下，牧之投奔了他在一师时的老师。

　　老师是个热心肠，便四处张罗，给他在北大谋了份差事——图书馆管理员，月薪八块。

　　所谓管理员，不过登记打扫之杂项。因此，薪资微薄。

　　牧之念叨着，先前在湖南办新民学会，好歹给《新青年》供过稿子，不如……

　　每每想到1917年的3月，他将《体育之研究》一文投向《新青年》，并得大V陈独秀的点赞，便兴奋不已。

　　意见领袖，宁有种乎？

　　一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1910年前后，大名鼎鼎的政坛领袖康有为，用帝国宪政会的名义草书请求召开国会，指出“若待九年，恐国非其国”，请“立下明诏，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

　　而大牛于右任主持的《民立报》刊载了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

　　恰同学少年，牧之写下了他人生第一份大字报，贴在了学校的墙上——我辈应立即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来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读者寥寥。

　　彼时，梁先生成为了首个关注人数突破百万的现象级大V。他的每一次转发，都能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号导入巨大流量。

　　他的公众号“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几乎代表着时政界舆论的风向。

　　而“新民丛报”上的每一次更新，牧之都恨不能一睹为快。

　　他不仅会细读全文，甚至不放过文章底部精彩的评论区：

　　大V胡适评价到：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

　　学生吴其昌舔到：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

　　生怕老师看不到，于是特意@了一下。

　　彼时，已小有名气的梁实秋留言到：像先生这样，有学问，有文采，又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就连大佬严复，也曾为其背书：“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就差没在朋友圈里贴上“时务报”的二维码。

　　对于大V门的热捧，梁公并不谦虚地回复到：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还给置了顶。

　　袁大头复辟那会儿，打发长子登门拜访，希望梁大人能在公众号里，删掉那篇抨击袁家的爆款《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开出的价码是20万元银元。

　　有钱真不能为所欲为，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闻此，聚在一起的青年们，挥斥方遒。

　　萧子升说，牛皮。

　　牧之说，希望有朝一日，任公的新文章里，我的留言能上墙。

　　蔡和森说，去北京吧！

　　二

　　光阴荏苒，十年一瞬。

　　燕园里，牧之躲在图书馆的角落，偷听着一场难得的沙龙。

　　召集沙龙者，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汪敬熙。他们合办的《新潮杂志》，篇篇10万+。

　　《新潮》是官媒《新青年》的同盟军，二者的官方账号经常互推，并一起向即将出笼的北大旧势力的大堡垒《国故月刊》开火。

　　早在创号之初，蔡元培校长就领投天使轮，批准每月拨两千元大洋办刊经费，并亲自为《新潮》设计了Logo。

　　当然，能得到蔡校长的青睐，没几把刷子不行。

　　傅斯年是北大学生会领袖，一呼百应，流量上自不必担忧。

　　几年前，胡适写《文学改良刍议》那会儿，他便炮制了姊妹篇《文学革新申议》，一时传为佳话。

　　而校长的嫡传弟子罗家伦，顺利拉来了胡适与陈独秀站台。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北大需要旗手。另一方面，大佬们不便轻易出面。

　　几个月后，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成为了“五四运动”一词原创作者。

　　此乃后话。

　　角落里的牧之联想起今年4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主张，几欲开口讲话。

　　对于这位“逾矩”的管理员，流量小生们面露鄙夷。

　　大家伙倒是听说过他，胡适先生的授课上，旁听的他忍不住提问。

　　胡适说：请讲普通话。

　　引得一众哄笑。

　　情商极高的傅斯年解围到：这位工友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也是有为青年。

　　一人问：所作何？

　　牧之答：体育。

　　众人问：体育？

　　牧之答：是的。

　　众人呵呵。

　　牧之没话找话：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我也有所涉猎。

　　一人敷衍到：我们忙正事了。

　　然后，没有然后。

　　三

　　牧之所言的政治问题，是他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而开始思考的。

　　演讲里说：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一战胜利），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而那些日子，周作人写了篇不痛不痒的《思想革命》，号召宽松、包容、出世。

　　其兄树人，爆款《狂人日记》之后，又出了篇《药》，吸粉无数。

　　京城内外，人人为稻粱谋，人人为私计谋。

　　十月革命的声音问，何不为苍生谋？

　　头部大V李大钊的引领下，《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成为了继《庶民的胜利》后的疯传系列。

　　牧之想着，该回去了。

　　他告别恩师，经上海转湖南，旋即创立《湘江评论》。

　　刊首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七月，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要求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等联合起来，仿效别国的方法进行革命。

　　创刊号当天全部销完。重印2000多份，仍不能满足群众需要，从第二期起改印5000份。

　　胡适看过之后，在《每周评论》里说：“（此文）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最重要的文字”。

　　一时转发无数。

　　第五期后，湖南都督盛怒之下，给封了号。

　　此情此景，北边的恽代英，借武汉本地平台，疯狂转发张都督的卑劣行径。

　　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就此爆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牧之没有想到，他意见领袖之路，却是从北方大国的斗争学说里，找到了突破口。

　　随后几年，他写《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实的客观情况是，各种矛盾都向前发展了，全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写《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写《论持久战》：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写《五四运动》：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则将一事无成。

　　换句话说，文以载道，道没了，要文做什么？

　　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去了台湾，再没回来。

　　而多年后，内战结束之际，西山的广播轮番播报，只要胡适不走，北京图书馆馆长的位置，就是他的。

　　胡适一笑而过，登上了飞机。

　　两位大神，从此取关。

　　也是在这一年，名扬海外的牧之在自己的公众号“人日”上，一口气刊出了数十篇原创文章。

　　元旦的社论上，他撰写雄文《将革命进行到底》，半年后又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别了，司徒雷登》。

　　他的每一篇文章，都会被广大读者反复咀嚼，奉为圭臬。

　　十月的金秋，他站在城楼前，读完了一段慷慨的文字后，“万岁”之声四起。

　　却隐隐地感到不安，谁是粉丝，谁又是水军？谁是铁粉？谁是脑残粉？谁是僵尸粉？谁路人转粉？而谁又是高级黑？

　　这才是革命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