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忆“锡庆门行走”

　　大约是二〇〇九年的六月，我收到一通英文电邮，告知王世襄先生病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的加护病房。发信人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字。其后没过几个月，像许多年过九旬的老人那样，畅安先生就在年尾上走了，据说走得十分安详。

　　有朋友知道我和畅安先生曾经有过一段不浅的交往，希望我将这段经历写出来给大家看。我答应朋友我会写，但不是在眼下。眼下我倒是愿意将我充“锡庆门行走”的经历再仔细过一遍记忆的筛眼，既然当年畅安先生戏赏了我“锡庆门行走”的“顶戴花翎”，而我不好意思“无功受禄”，如今写下这篇文字，就算是回报畅安先生的封赏吧。

　　一、“盗宝”的虚惊

　　凡是听说我曾经在故宫做过警卫的，不管是生人，还是朋友，给我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你见过故宫盗宝的贼人么？”

　　我不想吹牛，坦白地告诉他们：没有。

　　一九四九年之后，故宫共出过五次盗宝的案子，依次发生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七年四年里，其中一九八○年接连两次，而五次全部都发生在珍宝馆。

　　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在故宫警卫队当差共两年零三个月。值守的锡庆门正是监视珍宝馆的岗哨，要是碰上去珍宝馆盗宝的贼人，我本应该是首当其冲撞见。不巧的是，在我前头有过两回，在我后头又有三回，而我却一回也没有赶上。赶虽说没赶上，可我见识过一回抓捕盗宝贼人的真实阵势，尽管那只是虚惊一场。

　　说到锡庆门岗哨对珍宝馆的重要性，不免先要提提故宫的布局。

　　故宫东西分五路，中央南北的轴线上是前三殿和后三宫。后三宫的左右两翼为内东路与内西路，合为内廷，由高墙团团围住。南进乾清门、北进御花园是进后宫的主要通道。外东路与外西路与内廷隔绝，彼此隔断的高墙各夹住一南北通路，即所谓“东西筒子”。因为外西路多年并不对外开放，警卫队仅在神武门内靠西侧的座椅上设置了一位只值白班的年老警卫。故宫工作人员可以向西放行，而游人则不得通过。所以西筒子平常很少有人行走，反倒是我们警卫队夜间的巡查小组会沿着内廷的外墙从神武门去西华门，或是反方向从西华门至神武门巡查，定时通过西筒子。

　　东筒子则在开放路线上。外东路由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和乐寿堂等几组建筑组成，除了乾隆花园不对外开放之外，各个院落里的房间都设置成专题布展的展室，分为书画馆、珍宝馆两大部分。大部分人望文生义，认定既是珍宝馆，那珍宝一定是价值连城，于是珍宝馆也就成了贼人觊觎故宫宝贝的目的地。殊不知故宫里哪件不是宝贝，又有哪件不是价值连城？可是从故宫盗宝案的记载上看，内东路景仁宫、承乾宫和钟粹宫里的青铜器、陶瓷和工艺品从来没有贼人问津，连毗邻珍宝馆的书画馆也还没有贼人下手，所有贼人全是垂涎于金银珠宝，其中有个得手的贼，竟荒唐到将文物金册剪成碎金销赃。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按说这时国人眼界已然大开，连我这种“文革”前只是初中肄业的人都到欧洲读了些书回来，可到故宫盗宝的贼人却依然还是这份等而下之的水准。

　　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既然盗贼盯住珍宝馆，也就只好对珍宝馆多加防范。这就是我初到故宫时，管理部门特别设定锡庆门岗哨的用意所在。

　　锡庆门为外东路宁寿宫区西南角上的大门，东筒子的南端。南侧有外奏事房五间，西南、西北分别是箭亭和奉先殿，再向西则是通往内廷乾清门的景运门。锡庆门西向，门外是一片开阔的空地，门内为一东西狭长的小庭院，与之相对的东侧是敛禧门。向北进皇极门，可通宁寿宫以及后身的养性殿、乐寿堂，那里就是珍宝馆的所在。由此可见，锡庆门乃扼守南北主要通道东筒子的咽喉之地，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重要。

　　锡庆门岗哨的驻地就设在外奏事房南边的三间。北面两间白天是珍宝馆的售票处，晚上是我们的值班房。到了夜里，向北朝着东筒子的玻璃窗通通打开，房间里的电灯则全部熄掉，借着锡庆门上两盏路灯的照明，整个东筒子一眼到底，洞若观火。要是贼人想翻过宁寿宫的高墙从东筒子潜逃，恐怕是插翅也难逃。

　　不过锡庆门的岗哨是设在宁寿宫宫墙以外的，连皇极门都不能进去，当然无法发现养性殿里的动静，所以其作用充其量只能是防备贼人得手之后的潜逃。而更要紧的是监视贼人潜入珍宝馆展室的一举一动，这才是防患于未然的根本所在。警卫队里除了镇守故宫北部的第一小队和监控故宫南部的第二小队，还有一个特殊的部门，我们俗称“值班室”，设在外东路北头的贞顺门外。我刚一到警卫队，就有人告诉我，那里安装了一套特别的仪器，专门在夜间用来监视珍宝馆内部的动静。尽管我也是警卫队的一员，但为了避嫌，在故宫的两年多里，我从来没有去过值班室，也从不打听其中的究竟，虽然心中还是有一点好奇：那仪器到底是凭着什么探测到里面的动静呢？

　　好在几次故宫盗宝案全是因为贼人惊动了报警器而及时破获，但仪器也偶有失手的时候，我赶上的一次就是警报器失灵而引起的骚动，但由此却让我真实感受了一回抓捕盗贼的实战气氛。

　　那是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本当值后半夜的夜班，但那天吃过晚饭很早就回到锡庆门的驻地应卯，为的是听同组的老马聊聊他在故宫当警卫这二十多年来的所见所闻。

　　我们正说到打紧之处，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当班的小李一接，是值班室老孙打来的，说是警报器报警，乐寿堂里有动静。

　　虽说警卫队保护国宝义不容辞，但我们并没有配备任何武器，连把防身的匕首都没有。如今大事临头，众人见着什么就抓什么，我顺手抄起门外热力管道施工留在房檐下面一根三尺多长的废铁管，算是多少壮了些胆，一面奋力抖擞起精神，一面心中暗忖：这多年难遇的故宫盗宝莫非偏偏就让我遇上了么？

　　这时只见顺着东筒子跑过来三五个人，手中的电筒射出耀眼的光柱。凭声音听得出是我们一小队神武门的几个弟兄赶来增援，故宫派出所的几个警察也紧紧跟在后面。

　　这时老孙从总钥匙房拿来钥匙，扯开下午封门后刚刚贴上去的封条，开了锁，进了锡庆门，带着几个平素信得过的手下，直奔后面珍宝馆的乐寿堂。回头嘱咐我们几个只需在外面防守，不要入内。

　　我一切听从上级安排，站在锡庆门外的小广场上，用眼在夜色里的高墙上漫无目的地来回睃巡，也是个站脚助威的意思。这时听派出所的警察小李子正在高声叫道：要是真有大问题，市局的援兵立刻就到。

　　听见小李子的这番话，众人底气更足了，异口同声地放声大喊：

　　“千万别让这小子跑啦！”

　　“兔崽子，看我不收拾了你！”

　　一声比一声高昂，一声比一声激愤，既是吓唬贼人，也是给自己壮胆。

　　我们锡庆门岗除了老马之外，都是新近招来的“知识青年”，从来没见过这等阵势。我夹在人群里，心里暗自嘀咕：这等强人敢到故宫盗宝，必是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若一旦冲到面前，定要争个鱼死网破，还真是不得不防。我把手中的铁管握得更紧了些。但是又一寻思，盗贼做这等冒死之事，大抵都是单枪匹马，我们这里人多势众，想必不会有什么差池。想到这里，口中的大呼小叫也就更加嘹亮，和着众人的节奏，我将手中的铁管在箭亭前的漫砖地上也敲得震天价响。奉先殿和南三所平素在黑夜里从来听不到一点声响，这时却惹得藏在暗处的两群老鸹也倏地飞将起来，一边呱呱地聒噪，一边在半空中不停地盘旋。

　　我们在外面打围的众人等了约有个把时辰，正有些不耐烦，只见身先士卒冲到里面的人总算跨出了锡庆门，我们连忙上前打问。为首的值班室老孙手提电筒，肘弯里挎着一大串钥匙，悻悻地说：“他奶奶的，又是黄鼠狼叫春。我早就说过，这仪器也该换换了，它就分不出来人声和畜声！”

　　我听了很是好奇，旁边有见多识广的就说给我听：这五百年风水不动的故宫，不管什么动物生在这里全都成了精，就是叫春闹出的响动也大得多。我这才知道过去也出过这样的笑话，便长舒一口气，知道今晚总算有惊无险。

　　事后我猜想，当时警卫队的警报器大概并不高明，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声音探测器。当珍宝馆内响动的音量高于若干分贝以上，它就会自动触发报警装置，铃声大作，可它并不管到底是贼人盗宝，还是黄鼠狼叫春。

　　我小时候参加北海公园里的少年之家无线电组，那时就学过这种装置的原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来我家抄家，还从我的房间抄走过一件我自己装配的声控器。他们一本正经地说，这可是特务联络用的仪器，让我听了差点笑死。

　　不久以后，又有两次值班室的报警器被自动触发，惹得大动干戈。可开门检查，一次说是有扇玻璃窗没有关紧，被大风吹开，玻璃震碎，发出响动，另外一次还是黄鼠狼作怪，惹得报警器发了威。不过，正像烽火戏诸侯，也似“再而衰，三而竭”，后来我就完全没有那样紧张了。还记得当初我刚进警卫队时，到东华门实习上岗，夜里我一个人在漆黑的大门洞里晃悠，门外就是红尘万丈的东华门大街。这时总听见身后有个人在咳嗽，像个老头子。我吓得不轻，头皮发紧，双手汗湿。后来警卫队有见识的人告诉我，其实那不是人声，是刺猬叫唤。可见经一事，才能长一智，世事皆如此。

　　后来听说故宫有了钱，给警卫队的值班室添置了更加高级的探测装置。在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七年，接连发生过三起真正的珍宝馆盗宝事件，值班室的高级仪器都是立刻启动，警卫队里我旧日的同事得以生擒盗贼，送交法办，从而印证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只是这时我已经离开警卫队到考古所读书去了，这样惊心动魄的机会让我失之交臂。

　　当年这次抓捕盗宝贼人的行动虽是一场虚惊，但也让我心存忐忑，许久没有平复。尽管“文革”里我历经抄家和关押，同样惊心动魄，但那是明枪明刀，而这抓捕贼人却是我在明处他在暗处，到底有所不同。事过之后，我为了给自己压惊，那天骑车溜出东华门，到东华门大街路北的“馄饨侯”打了一碗滚烫滚烫的馄饨，加了许多胡椒粉，吃得满头大汗方归。

　　二、影壁楼

　　都说故宫是五百年风水不变的宝地，里面的楼台殿宇虽说一直修修补补，原物都是几百年前的古建。但我认为并非完全如此，还有一处岁数没有我大的建筑要除外，这就是故宫西华门里俗称的“影壁楼”。故宫里的建筑讲究对称。有文华殿，就有武英殿；有景运门，就有隆宗门。唯独这西华门里的“影壁楼”，在东华门里没有对应的建筑。

　　其实在我刚刚从云南西双版纳农场回到京城，还没有到故宫当警卫的时候，也就是在一九七三年前后我就知道了这组建筑。

　　自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国门渐渐打开。那个时候，不管是因为好奇还是钻营生意，甚至是打探机密，蜂拥而至的洋人已经使昔日的北京饭店无法招架，于是政府决定在北京饭店西侧再加盖新的宾馆大楼，那时我起小的同学刘兄从京郊插队转回城里当了建筑工人，所在的公司就参加了这项施工。刘兄知道我当时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户口，有大把打发不出去的时间，就邀我不妨到他们工地来散散心。那天我在家读了几页书，心中烦闷，就信步走到刘兄他们那里。没有想到，多日没有到王府井南口来，不想在老北京饭店的东侧竟拔地起来一座十几层的新楼。

　　进门一打听，刘兄此刻正在顶楼，通过电话后门卫放我入内，乘着外挂的送料电梯一直升到楼顶。见到刘兄，他指点给我看楼下的景致。这里的风景竟是真的很好。不仅东西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尽收眼底，而且故宫的金瓦红墙也历历在目。这让我想起一九二三年故宫里建福宫的那场大火。据云最早发现的就是在北京饭店顶楼上休憩的洋人。时值六月底，正是登高乘凉的时节。楼顶上的洋人看到宫中火光冲天，连忙通知东交民巷中的意大利救火队。救火队驱车赶至神武门前急叩大门，故宫大门紧闭，宫人竟毫不知晓。等到打开城门放救火队进入，可怜宫殿楼宇竟成遍地瓦砾，这就是后来那片故宫人称的“火场”。

　　那天站到高处放眼西望，连故宫西面中南海里的轮廓都可以约略分辨得出。又过了数日，我又想到北京饭店的新楼上再次登高赏景，便打电话给刘兄约个时间。没想到，刘兄在电话那头告诉我，就在我登楼的次日，有要人登楼视察工程，突然发现楼顶可以窥见中南海，大惊之下，立刻下令严禁外人上楼顶，如今顶楼已经派人严加把守了。

　　这时北京饭店新楼行将封顶，拆除楼层已经太晚。后来听说补救之策是在故宫西华门两侧建造“影壁楼”，以遮挡北京饭店新楼楼顶上向西的视野。这项工程还是交给了建造北京饭店新楼的建筑公司，我的同学刘兄仍在其内。

　　那个年代，这种事件非同小可。过后不久，随着北京饭店新楼的落成和客人的入住，“影壁楼”也矗立在故宫西华门内，俨然一扇屏风，遮挡住京城里不能为外人观的一方景物。

　　“影壁楼”高过故宫宫墙许多，西华门被吞在两侧的影壁之间。“影壁楼”也是琉璃瓦敷顶，大楼朝外一侧仿着宫内的红墙，涂成麒麟血般的红色，墙上均开有“盲窗”，即虚设的窗形。朝向宫内的一侧才有透亮采光的真窗，大楼内侧则保持青砖原样。此后几年，我有几次到故宫西华门外的南长街专门观赏这座奇特建筑物，可惜西华门内不是开放线路，无法得其门而入一看究竟。等我到了故宫警卫队才知道，这两座新添的“影壁楼”，一座作为明清档案馆的办公室和库房，另外一座成了警卫部队“八三四一”的驻地。

　　虽然我此时加入了故宫警卫队，但仍然找不出进入明清档案馆的理由。直到很久以后，我妻子小青成了清史研究所的研究生，我才以陪她查找档案的理由，名正言顺地进入明清档案馆一窥堂奥。

　　至于警卫部队的驻地那一座建筑更是无缘得见，好在两座“影壁楼”建造格式一模一样，不看也罢。有时我到西华门找警卫队的同僚们闲扯，会经过这座“影壁楼”，门前的警卫士兵不是在练“劈砖”、“翻墙”这类的硬功，就是在操练正步，倒是也看不出是否比普通士兵武艺更高强。

　　到了一九七六年的初秋，在“四人帮”被擒后的第三天，有位消息灵通的朋友告诉了我这个天大的秘密，并嘱我到“影壁楼”前看看“御林军”有何动静。我果真去了一趟，完全没有看出有何异样。

　　但不管“影壁楼”里的人马到底是不是有动向，“四人帮”终归是垮台了，而我在故宫的警卫生涯也随着社会动荡的大潮发生了变化。两年之后，我离开故宫重去读书。

　　“影壁楼”遮挡得住外部的视线，却没有挡得住“四人帮”的覆灭，也没有遮挡住我个人生活轨迹的变换。

　　三、狗与犬的区别

　　一般来说，“狗”与“犬”几乎可以说是同义词，只是也许“犬”字更雅驯一点。不过有的时候，它们又不可以互相替换，譬如说“警犬”就不好说成是“警狗”，在这里，好像是“犬”还多了一点职业训练的味道。

　　我在故宫警卫队的时候见到过两只货真价实的“警犬”。那是为了加强警卫力量特意从公安系统即将退役的警犬里调拨来的。这两只警犬虽然并不归警卫队直接领导，而是隶属于故宫派出所，但因为我们两家是常年并肩作战的兄弟单位，于是也就把这两只警犬看作是我们天然的成员，经常到围栏去逗弄一下这两个看似凶猛但实可爱的小家伙。

　　听别人说，这种德国种的警犬嗅觉十分灵敏，只要是生人的气味，它一闻就能跟踪上去，追几里路都不在话下。有了这两只警犬，我们警卫队就更神气了，派出所的小李子有时趁闭馆前清场的工夫拉着警犬到御花园锋芒小试，我们也跟在后头沾光，仿佛也是警犬的主人似的。老话总说“狗仗人势”，看来狗要是威风起来，也有“人仗狗势”的时候。

　　可是没过两个月，就听说警犬又送归原主了。起先我闹不明白，还以为是警犬不能胜任故宫这种特殊的工作要求和生活环境。后来慢慢地才知道，原来是我们没有经验，喂养和训练的不得法。据说这种警犬好虽好，但不能随便让闲人接触，否则久而久之，警犬的嗅觉就退化不灵了。另外更加重要的是，天天还得有上等的好肉伺候才能让它们精力充沛。前者倒是大体可以做到，既然必须远离人群，那么以后将它们关起来，不跟外人接触就是了。只是这后一样有些困难。那个年头，人吃肉尚且凭票，京城算是在天子脚下，每人每月也只有半斤定量，怎么可以有肉给狗吃呢，更不要提拿上等的好肉给狗敞开肚皮吃了。所以思来想去，只好忍痛割爱将警犬送了回去。如此我接触这种警犬的时间很短，没有能看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多年之后我有了一次机会，得以认真观察德国警犬，那是我在德国科隆大学读书时候的事情。

　　我们中国学生会的主席小邵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外派进修的，正好这时一机部在科隆设了一个办事处，负责送往迎来各个出国考察的代表团。办事处里都是小邵的熟人，他就经常带了我们去那里走动。没过多久，办事处不知道从哪里领养了一只纯种德国警犬看守大门。我们刚见到这只德国警犬的时候，它精神矍铄，两只耳朵支棱起来，仿佛可以听见很远的声音。四条腿上的肌肉紧绷绷的，看着就像随时会飞奔出去一样。这时我就想起故宫里的那两只警犬，它们彼此居然长得极像。于是我感叹起来：瞧人家这警犬能这么精神，而原先我在山西、内蒙古插队的村里，各家豢养的柴狗一个个全是懒洋洋、无精打采的样子，刚吃饱了就往地下一躺，让它看家护院还真不放心。

　　过了不久，我又到办事处去做客，惊奇地在门口看到那只原先体态健硕、精神十足的德国警犬居然和我在山西、内蒙古农村见到的柴狗一模一样，都是同一个姿势，前后脚叠在一起，匍匐着躺倒在地上，耷拉着耳朵，喘着粗气，在太阳底下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养神。

　　我以为它一定是生了病，赶紧问办事处的老贾这是怎么回事。老贾说，这狗其实没有什么病，就是近来发现它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精神。原先成天围着院子不停地转，现在却总是喜欢躺下来晒太阳，有时有人用脚轻轻踢踢，催它起来走动，它还老大不情愿似的。

　　我突然就记起故宫送回去那两只警犬时，人家说过这种警犬要给上等好肉吃才行的道理，连忙问老贾是用什么饲料喂它。老贾说，商店里的狗食太贵，公家账上又没有这么一项开销，再说外汇这样紧，每人每个月只有那么一点点零花钱，都攒着盘算买个大件带回去，有谁会舍得花钱给狗买吃的，每天还不就是用伙食团大家吃剩下的面条菜汤喂它么。

　　听了老贾的话我明白了。这就难怪：看来这不是人家警犬的问题，再好的警犬用这样的食物喂养，最后也会变成柴狗。或许“犬”和“狗”就是因为这一点才会有了区别的，也未可知。

　　由此我又想到，南橘北枳的道理于犬是如此，于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由犬想到人，由故宫里的犬想到故宫里的人，再想到在故宫里听到的这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沧桑故事，不免于心有戚戚焉。

　　最后，我要交代一下在本文开头处提到的那位用电邮通知我畅安先生病重住院的发信人。我事后才知道她是位女士，是旅美的画家。让我好奇的是，她是如何知道我和畅安先生有交往的？对我的疑问，她回答说：还不是读了你的《锡庆门行走》呗。

　　看来我再写一点“锡庆门行走”的旧事，即便丝毫不涉畅安先生，也还是可以算做对先生的一点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