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听祖母说过，我的祖父曾经在北伐军中当过一名职位不高的军需官，后来在军旅中患病殁于途中，遗体运回家乡埋葬。祖母还提到过祖父是因脖子上生疮而亡的。祖父这张照片上的样子看来约莫有三十几岁，果然还可以见到他脖子上裹着白布，面部也似乎多少有忍受着痛苦、勉强克制的表情。可见当初祖母的话还是有迹可循的。

　　后来我向学医的朋友打听，到底有何种外部可见的颈部疾病是可以夺人性命的。朋友答复说估计是瘰疬，就是一种多发子颈部，由结核杆菌侵入淋巴结引起的疾病，伤口很不易愈合。当然现在医学昌明，如果是在今天，祖父的疾病是完全能够治愈的。

　　史载北伐军是在一九二六年底攻破武汉的。当时北伐军先在汀泗桥取胜，后又乘胜夺取贺胜桥，吴佩孚败走孝感、信阳。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占武汉，生擒守将刘玉春，湖北的战事就基本上大功告成，随后成立了武汉的国民政府。一九二七年三月，白崇禧等部的北伐军队攻占南京，彻底打垮了孙传芳；一九二八年日本人又在奉天的皇姑屯炸死了从北京退出关外的张作霖，至此北方军阀大致消失。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南方国民政府本身经过宁汉分裂等几次大的政治动荡，所谓北伐到此似乎成功，但也似乎不了了之了。祖父的这张照片很可能是随着北伐军进入武汉以后拍摄的，只是他照相的时候并没有身着戎装，而是一袭长袍，所以我推测，其中一个可能是他这时已经退出军旅，另外一个时能是在照相时临时脱去军装而换上平日的便服。到底何为事实我不敢妄加推测，不过据祖母说，我的祖父当初是“死在军中”的，或许她自有她的道理。

　　至于祖父参加的部队是属于哪一支“湘军”人马，是唐生智的第八军，还是程潜的第六军，或者是李品仙抑或何键的部队，那就更难得知了。不过，湖南人很早就有从戎的传统，自从湘乡的曾国藩带领湘军敉平太平天国之后，“无湘不成军”与“无徽不成镇”几乎成了相互照应的一副对子。记得祖母从长沙搬到北京与我们同住之后（大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经常挂在她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咸丰二年杀长毛”。我当时并不知道咸丰是何许人，也不懂得咸丰二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还是好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咸丰原来是清代第七个皇帝的年号，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正是太平天国军队杀进湖南，曾国藩组织操练湘勇的时候。其实祖母也并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事件发生过一百年之后还能让她谈虎色变，可见那次事件的冲突之大，也可见湘军的成立对于湖南民众心理上的影响之深远。另外大约也可以说明，湖南人暴烈固执的性格曾经是中国近代军事组织中的灵魂。在近代的无数战争里，无论是各路的军阀，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里的勇士骁将，湖南人大约都占去不少，这就是明证。

　　不过从我祖父照片的脸部表情上似乎看不大出有太多的杀气，或许这也是他为什么只能做一名军需官，管些粮草辎重等后勤事务的原因。我想，即便当初他没有因病去世，而是后来随军一路继续北上，终于经历了北伐全面成功的话，我的祖父大约也不会有什么军功可居而得到擢升，因为在军中还是要提拔那些奋勇杀敌的将士才对。

　　祖父去世的时候，我的父亲大约是八九岁的光景。上面有个年纪大出许多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姑，已出嫁到了乡下，婆家是宁乡的一家地主。祖母常说，大姑的婆家原本也是穷出身，一大家子人吃饭，每天炒菜的时候都是用布团蘸一点油，搽搽锅底就算数。有次大姑的儿子到城里看他的外婆一一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给他吃了一碗猪油拌的米饭，他回去说，外婆家的猪油米饭是他一辈子碰到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大姑的婆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后来都用来买地，到了临解放的时候，他们一家还真有了不少的田亩，因此在“土改”的时候划分成分，果然成了地主，据说从此之后大姑一家也就不与娘家来往了。有的时候，祖母愿意跟我说说她的这个大女儿的故事，可是倘若被我父亲听到，父亲总是赶快跑来对祖母说，千万不要再讲地主家炒菜不放油的故事，传出去可不得了。所以一来二去的，祖母也就懒得跟我讲这类事情了。

　　许多年以后，我结识了四川大学的考古教授童恩正先生。有次我听到他说话有些湖南口音，就问他的家乡在哪里。他说是湖南宁乡，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就打趣地说：“那你家一定是个大地主了。”他听了一愣说：“你是怎么知道的？”起先我还以为是自己说话冒失造次，于是就连忙解释说：“我有一个亲戚就是宁乡人，也是地主。”他听了便说：“你说的这话不错，宁乡人就是喜欢买地，所以地主特别的多。”不过他接下来又解释说，他的父亲后来从乡下出来，还到美国的哈佛留了学，回国以后改行当了教授，不再当地主了，不然的话也是枪毙、劳改的罪过。

　　后来我想，大概真是一个地方一种风气。湖南的宁乡人好买地，就跟安徽的皖南人爱做生意，浙江的绍兴出师爷，河北三河县出老妈子一样。

　　说来惭愧，因为我的祖父死得很早，父亲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湖南我是长大以后才去过的。对于祖籍以及祖籍对我的影响，只能说出这么零星的一点记忆了。我也不敢肯定，我生活的轨迹到底有多少是受到祖籍湖南的影响。

　　我的出生地上海，似乎也找不出太多影响我人生的因素。只是知道在我出生的时候，上海已经由共产党接管差不多有了半年的光最。而在此两个多月之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刚刚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已经在北平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把一九二八年国都南迁之后改称的北平又改回叫北京。所以说，我当年出生的幸运是在于“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从我少年时代开始，这个话头一直常常被人提出，要我时时务必珍重。

　　听母亲说，我是出生在上海市区里一家叫作“宝隆”的德国医院。当然那个时候医院里面的德国医生大概早就溜之乎也，给我母亲接生的大夫应该全部都是中国人。据说我出生的时候脑袋非常之大，以致接生的医生用产钳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将我弄到这个世上。当护士小姐将刚出生的我抱到母亲跟前时，我的头上缠了许多纱布，脸上还有未能完全揩干净的血迹。我想，当时我的样子一定是非常狼狈和丑陋的。

　　我妻子有一位表兄，一家人自从抗战胜利以后以至如今都住在上海。这位表兄对旧日上海滩上的掌故如数家珍，我曾经向他探询过有关宝隆院的变迁沿革。从他那里我才得知：这家医院原是一九〇〇年由当时在上海行医的德籍医师埃里希·宝隆博士创办，起初定名为上海同济医院，一九〇九年改名为宝隆医院，后来又数易其名，直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在风起云涌的“破四旧”运动中更名为“上海长征医院”，至今未改，地点就在现在的凤阳路上，而当初凤阳路却是叫作白克路。

　　后来我还向表兄打听过上海原先一条叫作霞飞路的街道．他也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这条路开筑于一九〇一年，原名宝昌路，十年后改为以法国军人霞飞命名的霞飞路，也就是今日的淮海路。

　　不过我的家并不住在霞飞路上，而是在离霞飞路不远的一条弄堂里。至于这条弄堂叫什么名字，由于我的父母也是新婚之后才刚刚从南京搬来上海，不久以后又离沪去了北京，所以渐渐地也就把它淡忘掉了，倒是霞飞路上一家叫作“沙利文”的食品店在我母亲的脑子里盘桓了许久。据说母亲在怀我的时候“害口”，也就是大倒胃口，不思饮食，当时她觉得唯一还可以入口有味的就是美国的饮料“可口可乐”。那时我的父亲每天早上要到外滩那边去上班，她都会叮嘱父亲在回家的途中到霞飞路上的这家食品店里给她买几瓶“可口可乐”回来。

　　终于有一天，上海的四周炮声隆隆，父亲早上仍旧去上班，但很快就回来了，说是解放军进了上海城，路上都在戒严，不能通过。在回家的途中，父亲看到那家“沙利文”食品店也没有开门。

　　解放之后，中国与美国断交了几十年，“可口可乐”也就在中国绝迹了几十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可口可乐”才渐渐重新在市场上崭露头角。我的母亲其实是个固守中国口味，甚至可以说是固守湖南家乡口味的人，但这时偶然也会让我给她去买一瓶“可门可乐”，说是回忆一下当年的味道。然而每次喝过以后她总是摇头，说是与她年轻时候喝过的很不一样。因为我从来没有喝过解放以前的“可口可乐”，所以对母亲的评论是否正确我根本无从置喙。

　　后来大约是在一九八〇年前后，我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读书，因为当时有可能在毕业之后分派到美国去继续念书，于是研究生院就吩咐我到院里举办的一个英语口语培训班上课，地点是在崇文门里同仁医院附近的一座小楼，教师则是由一位哈佛的女研究生凯西担任。凯西当时是陪同她的华裔丈夫来北京收集明清档案的资料，也是来中国瞧瞧她婆家祖上的家乡。我想，研究生院启用凯西的道理大约是总归可以比聘雇正式的“外国专家”便宜不少，而凯西本人也很愿意顺便赚些外快，因此两厢情愿，一拍即合。但是后来终于发现，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收入相差有如云泥，研究生院认为聘任凯西还是所费不赀，况且美国人生性好动，闲不住，总是要求到各处转转看看，凯西又不懂中国话，势必还要时时从院外事局给她配备一名翻译，这就更加不堪其扰。有一次，负责教学的张教授就不无苦恼地向我们抱怨说，要是谁有法子带凯西到北京的各处风景名胜转转，也就多少算是替领导上分忧解难了。

　　因为我在读书之前曾在故宫博物院当差，看门收票的都是我的哥们儿弟兄，所以这时候也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答应张教授可以带凯西到故宫去走走，而且夸下海口，全班的同学都可以一同去，不但每人一角的门票由我请客，而且珍宝馆一人三角的入门券也都通通包在我的身上。

　　那个年代能够陪同“外宾”出游是件很了不起的“外事活动”，一般都需要对参加者进行严格的“政审”，可是那次活动却决定得十分轻率。在去故宫的前一天，当母亲得知我要陪凯西去游故宫，她就嘱咐我到故宫的小卖部里请凯西喝一瓶“可口可乐”，然后让凯西这个外国人自己评判一下与美国的可口可乐是不是一样的味道。

　　那天我果真在外宾服务部给凯西买了一瓶冰镇的原装“可口可乐”，事先言明是要得到她的真实评价，以便回家禀报母亲大人。凯西喝过之后很严肃地告诉我，味道与美国的一模一样。后来我将凯西的评判结果原封不动地告诉母亲，母亲还是一副将信将疑的表情。事后我认真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母亲那时怀孕害口，所以口味反常，大约真有些像是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说的：明朝开国皇帝朱洪武落难时，吃过两个乞丐用讨来的残羹剩菜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事后回味起来竟如珍馐；二是当时正逢改革开放初期，我家附近新街口的副食商店尚未正式与国际接轨，为了方便起见，售货员便将整桶的“可口可乐”统统都倒在一口大铁盆里，然后用瓷缸舀来灌在顾客带来的广口瓶内，因此走了味道。

　　母亲不但记不得我家在上海住过的那条巷子的名称，也记不得沙利文食品店里“可口可乐”的正宗味道，而且对当年居家的印象也不深刻。不过我从她的回忆里倒是多少还可以约莫推测出来我刚出生后家中的环境。

　　母亲曾经笑话过父亲的一位朋友，说这对夫妇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们两个抗战胜利从重庆复员到南京以后就拼命攒钱，在解放军大兵压境，马上就要打过长江的时候，仍旧不听朋友的极力劝阻，执意在南京买下了一幢洋楼，结果还没有位上两天就不得不丢掉。所以我想，我的父母有了这位朋友的前车之鉴，又是刚刚从南京搬到上海不久，一定不会那么不识时务，他们肯定没有买房子的打算，而是赁了人家的房子住。

　　不过那幢房子的质量可能并不太坏。据母亲后来告诉我说，上海解放没有几天就有一名解放军的军官住到我家的楼下，这位军官随身还带着一个警卫员一一当时我的母亲总叫他“副官”，好久以后才改了口。有天，这个警卫员跑来对母亲说，他把米放到水池子里去洗，后来一扳把手，水和米都被冲走了。母亲不相信，就让他带去看看究竟。后来才发现，原来警卫员是把米放在抽水马桶里去淘洗。

　　又有一次，清早天还不亮，楼下的警卫员就来敲我家的房门，他浑身上下都是灰尘，说是楼下出了问题，有妖风，但一夜都找不到房东太太，现在只好劳动我母亲到楼下去帮忙看看。到了楼下，母亲发现那个军官正匍匐在地上，神色紧张。母亲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不开口，只是把食指放在唇边，示意我母亲保持静默，同时用警惕的眼睛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搜索。母亲也在屋子里面四下张望了一番，发现原来是天花板上的电风扇开了。那时正值冬日，本就寒冷，电扇一开更是阴风嗖嗖。后来才知道是头天晚上警卫员开电灯按错了开关，将电风扇开动了起来。据警卫员事后说，那天晚上屋子里面黑洞洞的，他就陪着他的首长在床架底下埋伏了一夜。

　　在那个年代，房间里有吊顶的电风扇，盥洗室里还有抽水马桶，据此看来，当初那所房子应该还算讲究。

　　不过，我们家在那里并没有住多久，大约在一九五〇年上半年的时候，我的父亲调去北京刚刚组建的邮电部工作。他先去北京将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母亲就带着我坐火车沿津浦线一路北上，到北京与父亲聚齐。

　　至此，我在尚不到半岁的时候就结束了在上海的短暂生活，然而在其后的一生中，我却不停地在各种履历书或者申请表里填上我的出生地：上海。

　　坦白地讲，无论是湖南还是上海，对我的影响都远没有我成长的城市北京为大。不过后来我远离了京城。有许多次，别人听到我一口京腔便有些好奇地问我的来路。为了少费口舌，我总是含糊其辞地回说：也不能全算是北京人吧一一其中多少带有一点对祖籍和出生地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