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章和小章

　　老章是原先我家的邻居章伯伯，小章是意伯伯的独生儿子。老章是音乐学院的教授，小章是我小学和中学的同窗。

　　不过，我从来没有管章家大人喊过一声“老章”，甚至连“章伯伯”也没有喊过。不是不喊，是没有这个机会。

　　章家和我家隔着两堵高墙夹着的一条十尺来宽的小胡同。不敢说我家炒湖南豆跤辣椒的味道会蔓延到章家去，但意家钢琴上奏出的音符顷刻就能传进我家的客厅。尽管如此，我家和章家却没有过从。

　　说来也怪，意家出门总往西走，我家上街却向东行。所以两家人遇上了，顶多打个照面，从来不记得朝一个方向走过，于是也就没有同行的机会。好在两家不同行，也就免去了寒暄，免去了不得不没话找话的尴尬。大人互相不热情打招呼，我自然也不便趋前请安。可我的父母和章家夫妇虽然没有说过话，似乎又很知道彼此，这从他们心照不宣的眼神里就可以看穿。章家是如何知道我家的，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父母亲他们是怎样知道章家的。

　　那是几年一次的区人民代表选举。选举之前，街道上的居民委员会总要把全部有资格投票的“选民”名单誊写在几张大红纸上，然后在胡同里选一处显眼的所在，最好还是磨砖对缝的墙壁，张贴出来，这就叫作“选民榜”。

　　“选民榜”张贴出去之后，街坊四邻就去看榜，不管识不识得自己的名字，都是神采飞扬的样子，仿佛中了举一般。有次父亲路过“选民榜”看了几眼，回家对母亲说：“这才晓得那对蛮客气的夫妇，原来就是音乐学院的章教授，那次我们看过的舞剧是他的作曲呢。”在湖南话里，这个“客气”不当“礼貌”讲，是“穿着讲究”、“潇洒有风度”的意思。

　　连我都看得出来，章伯伯和章伯母的确是胡同里最“客气”的人物。

　　章伯伯和章伯母出行，章伯伯总是穿件风衣，腋下夹着个大皮包，黑皮鞋踏在没有铺过柏油的黄土路上很快就蒙上了灰土，却也不在意。章伯母一袭长裙，肩头总搭着点装饰，脚下的皮鞋虽不算是高跟，但走起路来姿态别有一番风韵。章伯伯一手拎着把黑雨伞，一手挽着章伯母的手臂，两人轻声地说着些什么，谈到高兴之处还旁若无人地笑起来。很多时候，小章都跟着父母，乖乖地走在后面，一声不响。这时候，胡同里要是有戏耍的孩子，看到这幅场面，便也觉出几分异样，会突然静下来，张大嘴巴，眼睛直勾勾地盯在三个人身上打转，一直目送着他们远去。

　　这时，如果父母亲也带着我上衔，正好和章家碰上面，两家人眼光对上了，就会相视一笑，颔首示意，却不搭话，侧过身去，各自赶路。

　　虽然彼此从来没有过话，议论总是免不了要发的。往往是回到家中，评点起街上的各色人等，如果那天正巧遇到过章家，那必会包括其中。父母总欣赏这对夫妇的做派．感叹这样的人物如今是越来越少了，不免露出些惺惺相惜的情绪。我懂事之后，看到一张父母亲一九五○年初在上海，抱着襁褓中的我在王开照相馆里拍的照片，也是西服领带的，不说衣香鬓影，但人物总不输给章家夫妇多少。可在那张照片拍过不到三个月，我家到了北京，在房东李家三爷开的大陆照相馆又拍了一张全家福，背面还记着年月。这张照片总和王开拍的照片放在一起，大概是想作个比较，时时提醒自己吧。同是三个人，我是半岁多的婴儿，一点儿都没变，可父亲戴着一顶聋拉着两个护耳的蓝棉帽，母亲穿着一款极不合身的列宁装。无论怎样看，都像是电影里刚刚被蒋介石派遣过来的潜伏特务。家里发生变故之后，母亲有时也拿出这些抄家发还的照片看着发呆，说那个时候的人怎么都那样傻啊。现在仔细想来，其实倒也不是傻，是勇气不够，人家章家不就不在意么。多少年之后，我在美国又见到章家伯母，她还夸奖我的父亲当年器宇轩昂，我在心里不免感叹，只是嘴上说不出。

　　品评意家，为的是感叹自己的懦弱。其实，我难得听到父母对旁人的议论，他们对章家少有的评判，让我觉得这一定是一对不平常的人物，就在心里暗暗记下了。

　　除此之外，他们最后的话题还总要将我和小章对比一番，说人家的孩子是多么多么乖，我又是多么多么调皮。父母谈话，我心怀好奇，一般都留心听，可他们说完前半截，一说到小章，我就立刻拔腿跑回自己的房间，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对我有什么好话说。

　　后来上了小学，见到小章就在我们同年级里，大概总是想见贤思齐吧，便想接近。但同在一个级，却不在一个班，难得有这个机会。当时大家都有儿童车接送，就是一种特别为学童上下学设计的人力三轮车，可以坐六七个人。我想，小章和我住得那样近，一定会安排在同一辆儿童车里，接近的机会今后不怕没有。

　　可这个机会却就真是一直没有。几十年过后，重新又和小章有了过从，这时小章已经成了家，小章的媳妇有次告诉我，她的婆婆说过，原来当初是章家伯母怕宝贝儿子害怕，单独雇了一辆三轮车来接送小章。而且在上学之前的几天，还专门把三轮车夫喊来，叫小章坐上车，拉着在附近胡同里空跑了几个来回，为的是“适应环境”。小章的媳妇是个难得的聪明人，但是我觉得，婆婆的这番话她还是没怎么往心里去。章伯母的心思我明白，其实这是告诉媳妇：自己总是放心不下儿子，要媳妇今后多疼疼小章。

　　小章在学校里是听话的好学生，上课守规矩，下课不打闹，自然老师同学上上下下都喜欢。我生性最是不安分，经常被老师叫起来罚站和写检讨。我也有自知之明，彼此差距太大，和小章接近的心思还是免了吧。同在一所小学，住的又是只隔一条十尺来宽的小胡同，可小学六年，我和小章却跟我们的父母一样，顶多见面有个眼神，互相点点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后来，我们小学毕了业，正巧又都考进同一所中学，但还是不在一个班。不久，小章家搬走了，我们就更没有了说话的机会。

　　如今记得，第一次和小章过话还是小章来找的我。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正是“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的火红年月。有天在校园里，小章突然悄没声儿地出现在我身旁。他低声问我，是不是可以帮忙到他家原来的地方看一看，他的外公还住在那里，恐怕大乱之中有个闪失。我满口答应。去看时，果然有一帮红卫兵冲进去，打掉院子里树上的梨子，叫小章的外公站在那里交代罪行。小章的外公原先是冯玉祥麾下的参谋长，红卫兵并不知道冯玉祥是哪路人马，后来还是围观的什么人说出冯玉祥是个“好人”。好在那个时候“坏人”太多，根本忙不过来，既然是“好人”，红卫兵听了，也就撤了。

　　虽然有了这次接触机会，但革命形势真是风起云涌，瞬息万变。大家见面都是说些大道理：什么时候解放全人类，什么时候山河一片红，诸如此类的疯话一多，也就越来越没有找小章聊闲天的场合了。

　　再过两年，上面大约看着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少年人惹厌，就开始往乡下轰。动员会没开过几回，我还在那里盘算如何应付逼上门来的工宣队，几天没见到小章的身影，谁知却听说他跟着一帮小学同学，不等动员，自愿到内蒙古找个地方插队去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听说他把家里那架立式钢琴也给运到内蒙古农村。后来倒是也还听说过，不少学生会两下乐器，就带管笛子，或者胡琴，要不就是把提琴，是根黑管，算是“艺不压身”，总归是多一项谋生的本领吧。但还没有听说过第二例把钢琴运到农村去的。虽然我后来插队去的是云南西双版纳，和内蒙古相距万里之遥，但新结识的知识青年一听说我和那个运钢琴到乡下去的人物竟是自小的朋友，都对我另眼相看，我也就心安理得地与有荣焉。

　　我们云南农场的“文艺宣传队”，一水儿的知识青年，除了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学唱之外，要是底下观众喊好，也就顺水推舟，穿插上几支洋人的小调。大家听着好，就会追问来由，我们知道其中的利害，自是不好说出口，只得语焉不详地搪塞。这时候，我就不由得想起自小做事从来中规中矩的小章，他是不是也会这般聪明，说些讨巧的奉承话？要是不会，他可怎么说？不过这也就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本身尚且自顾不暇，哪有闲心管其他事。说实话，我只是惦记着那架钢琴，在我幼时的冬夜，它上面发出的乐声几度引我入梦，如今却被载在内蒙古的土路上，任马车拖曳着从东到西，从南到北。

　　许多年之后，我到德国读书，当时政府在波恩修好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大使馆。使馆里虽没有一个会弹钢琴的，但中国人的排场和面子总不能缺。他们听说和我一起在科隆读书的石先生是中央乐团的钢琴家，就让他帮忙挑一架最好的“斯坦威”来，有次我也凑热闹跟了去。“斯坦威”的业务代表听说来了这么一个大买家，自是殷勤逢迎。我就摆出不经意的样子告诉他，我们中国有人将钢琴抬在马车上，拖在泥泞的乡间小道，走街串巷地表演钢琴艺术。那洋人赶忙问：钢琴是不是“斯坦威”的？我说这倒不清楚。他就扼腕，说那架钢琴要是“斯坦戚”的就好了，可以大做一篇文章，好生弄个广告出来。没有想到，洋人的脑袋就是跟我们有所不同。

　　小章到内蒙古后没有两年，我去了西双版纳。多少年的分道扬镳，彼此从来没有说上过两句话，以往也谈不上和章家有多少交惰，只是在心里存了这么一块地方，记住了在那个非常的年代曾经有过这么个卓尔不群的人家，留下了还算特别的印象，如此而己。

　　不想走过了大半个地球，过了差不多三十年，绕来绕去，在美国又听到了章家的消息。一个旧日的同学转告我：如今小章家就在离我们不算太远的地方，也娶了媳妇，还邀我们有空去他那里坐坐。起先我想：小时候住得那么近都不走动，如今见了面说些什么呢？冯玉祥？“斯坦威”？

　　到底经不住小章一家的热情相邀，于是就打算去看看经过“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的小章如今什么样。

　　小章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居然一点儿都没变，几十年的风雨打掉了多少人的精气神儿，可小章还是如原先那样规规矩矩、大大方方，举止做派仿佛“文化大革命”前的章伯伯，又像是一直住在外国，不知道祖国翻天覆地变化的老华侨。大家说些这几十年的沧桑话，他眉眼间好像似懂非懂，有时别人会意地大笑起来，他还不明白就里，自己又不好意思问，就兀自腼腆地低头不语。我从旁看去，小章只是不像原先那样内敛，热情都写在脸上。媳妇手脚麻利，殷勤待客，小章还嫌待人不周，大声招呼着：“喂，那块鹿肉收在哪儿啦？我说，今儿咱们就都吃了吧。”

　　那天我们是要赶路到纽约去，半途到章家小坐的。出得门来，同行的叶姐姐是小章原先小学的同班同学，不禁感慨起来：小章整个人怎么就跟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似的？我们大家都点头说她说得对，还真是这话。

　　后来两家来往多了，可小章留给我的还是上小学一个人单独坐三轮车的记忆。要不是后来知道了那些旧事，不但对小章，我对章伯伯都会留下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

　　那是章伯母第二次来美国看儿子，完事就要回中国。我到章府，一来为看朋友，二来也算是送送老街坊吧。临行前，章伯母跟我扯起“文化大革命”里的一些旧事，似乎是为了纠正我心目中他儿子小时候独坐三轮车的刻板印象，也像是想告诉我：知子莫若母，其实我是彻底看走了眼。

　　章伯母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风声还不紧，有天小章一回家就说布置得不对，赶紧到对面的文具店买来几张牛皮纸，用毛笔写了一些大幅标语，覆盖住墙上的照片和画页。没过几天，果然就有红卫兵来抄家，一看这样的厅堂布置，也就没有话讲。又过几天，红卫兵似乎是得悉章家还有不可告人的罪证，返身再来细抄，却毫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归。章家夫妇便想到，可能是章伯伯的那份英国皇家音乐学会会员证书让人走漏了风声，可自家连忙去找，竟也遍寻无着。正在忐忑疑虑之际，从小循规蹈矩的小章却说出了所做的让父母刮目相看的行径来。

　　原来，小章自称早就料到风暴不会到此戛然而止，于是在家中墙上敷满“三忠于、四无限”的标语之后没过几天，就将父亲早年获得的英国皇家音乐学会会员证书，加上凡是洋人出版的乐谱、书籍等物一一收拾妥帖，装在手提包内，独自跑到当时已经空无一人的颐和园，租了条划艇，荡到空阔的昆明湖湖中心，将父亲的这些心爱之物沉到了湖底，从而免去了父亲的一大罪证。

　　听到这里，我不免击掌叫绝。当年我虽也个性不羁，但还想不到这些法子。一个当初要坐在三轮车上在胡同里让车夫拉着空转的弱冠少年，此时居然敢于当风暴袭来之际，赶往城外的昆明湖泯灭罪证，不由我不佩服。

　　这厢的笑叹，惹动了在钢琴上抚弄的小章。他便跑过来，笑眯眯地打听何事如此好笑好叹。这时的他一点也看不出当年的果决，还是一脸的天真。我们说起缘由，他竟满脸飞红，扭捏道：“当时我还怕它沉不了底，上船的时候，特意寻了一块大石头，用麻绳绑在上面。”说到这里还认真补充，“咱们现在去昆明湖，我还能指给你看沉下去的那个位置，可惜过了这么多年，大概都烂透了吧”。

　　晚上回到家中，越想越自叹不如，不仅当初没有这份眼光和行动、几十年后居然也未能看出其人的练达，其实人家早已将世间的冷暖深浅领悟多时了。入夜，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只得披衣起身，一通越洋电话打给小章的小学同班同学，也是我幼稚园里的玩伴达英先生。我知道此时那边正好是白天。

　　达英听了我的一番话，半天未动声色，沉吟半晌，说出一段更是让我震动的故事，这才让我真正觉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大道理来。

　　原来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找来选定的几十个教授座谈，开宗明义一定要给党提出意见，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章伯伯恰好也正在被邀之列。

　　大家落座之后，章伯伯环视一番在座的各位同仁，心中已经大略有了底谱，于是悄悄将座位稍稍移到后边角落里不大显眼之处。没有想到，会议主持者并不等待与会者主动发育，而是一一点名提请。这时章伯伯心中叫苦，只盼快快散会就好躲过这一劫。更没有想到，会议日程早就计划好，并无时间限制，章伯伯借故去了两次厕所，回来调整了座位，过了中饭时间，还是未能幸免。章伯伯被点到名字之后，只得称颂了一番今天的伟大变化，感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但主持者不依，一定要章伯伯对党提些意见才肯罢休。章伯伯无奈之际，突然灵机一动，于是侃侃而谈道：“如果问我对党有没有意见，我的确有！”

　　话音刚落，会议记录者连连顿了几下钢笔，与会者也静听章伯伯的下文。

　　“我的意见就是：党对我们知识分子的要求太松了。如此一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入社会主义？！”

　　时过不久，如同张榜考试，“右派”划定名单上，除章伯伯一人外，参加那次会议的所有教授个个金榜题名。

　　为了印证此言无虚，达英说：这是小章好多年前亲口讲给他听的，当时章伯伯就坐在一旁，一脸孩子般的无邪笑容，没有半句话，只是不停地点头。

　　达英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又告诉我：“事过之后，我说给我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父亲。父亲听过，张大嘴半晌合不上。最后跌足叹道：‘世间竟果然有这等人物！’”

　　我听达英说到这里，也是张大嘴半晌合不上。不过我叹的却是有所不同：我叹世间这等人物，竟让我家父母失之交臂。

　　说话就到了国庆六十周年。小章要回国去看看热闹，临行前给我打电话来辞行，顺便谈起旧事，我就问他：“令尊怎么那样早就懂得这些套路？”

　　小章在电话那头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其实家父也不是凭空得来的经验，都是其来有自。眼下这不又要国庆游行了么，那就说说一九四九年的游行吧。”

　　原来老章当年是清华大学的乐队指挥。开国大典时，老章领着清华的乐队游行，走在学校队伍的前面。快走到天安门前的时候，为了让乐队的队员都打起精神，老章喊了起来：“嘿，大家伙都卖卖力气啊。今天咱们是‘唱唱东方红，捧捧毛先生’。”

　　没有想到，回到学校老章就挨了领导的批评。老章后来私下不以为然地对小章说：“其实他们是不懂。‘捧捧’当初可是句好话，你看戏台上的名角儿，谁是不用捧就能红的？！原先不像如今捧人都是假的，那时候说捧谁，都是真捧。‘先生’就更是个好词儿了。你不够格，让我叫你‘先生’，我还不干呢！”

　　既然人都不知道好歹，小章说，老章从此再也不开口说任何话，于是躲过了“反右”。

　　当然，火候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也还是要说。记得章伯母就对我说起过，当初“文革”以后恢复高考，人在陕西的赵季平报考音乐学院的师资班，尽管他考得最好，但陕西那一头说什么也不让学院收。老章听说了就对院长赵沨说，这回要是不收赵季平，我看今年那就都吹了吧。

　　到底这个时候老章不是一九四九年游行的时候了。人有了分量，话说出来就要算数，于是学院坚持收了赵季平。中国音乐学院恢复以后，老章做了学院的领导，好些人都赶紧捧他，于是让我想起当初老章“捧毛先生”的故事来了。

　　一些年之后，赵季平为电视剧《水浒传》做了“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样的歌子，一时响彻大江南北。那首歌唱的是梁山好汉，可我听了章伯母的这番话，怎么觉得也像是在说章伯伯。

　　章伯母前次来美国看儿子，我邀他们到我家。那是第一次有与章伯母亲近的机会，听到他们已经车到楼下，我就赶忙迎出，抢先招呼四十年未见的故人。心里一时七上八下，竟手足无措起来。倒是章伯母，老人家满面春风先开了口：“你还真长得像你父亲，就是稍微胖点儿。”

　　如今我终于明白：我和父亲顶多只是形似，小章和老章那是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