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雯姐

　　柳雯姐是我父母的老朋友许伯伯家的长女，大我好几岁。

　　那年抗战刚刚胜利，许伯伯被政府派到日内瓦去当邮政组织的代表，许伯母同行，柳雯姐就生在那里。后来许伯伯一家回国，这时已是一九四九年了，国共两党的恶战差不多已经分出了高下，许伯伯参加国民政府的代表团，北上与当时进了北平的共产党谈判南北通邮的事项。大约是也厌恶国民党的腐败，许伯伯从此就没有回南，更没有去台湾，而是顺应时势地留在新政权里。多少年之后我才从旁了解到，我们一家解放之后不久从上海来北京，还是因为许伯伯向政府举荐父亲促成的。

　　我家搬到北京之后并没有太多的熟人和亲友，自然就与许家走动得多。每次彼此拜访，大人跟大人聊天，小孩子就和小孩子玩。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柳雯姐的。

　　那时我世事懵懂，但听大人都说，柳雯姐长得特别漂亮。有时两家人一同出去上街，我和柳雯姐手牵手地跟在大人后头，总能发现路上不少行人回过头来端详我们的目光。原先我还以为是自己长得神气，不免自鸣得意地摇头晃脑。后来说给母亲听，母亲哈哈大笑地说：这个孩子真不害羞！人家那是看你柳雯姐长得漂亮才多看两眼的，你可真叫“狐假虎威”了。这话弄得我大窘，以后上街就再也不愿意和柳雯姐牵手了，免得好像是我沾了柳雯姐的光似的。

　　柳雯姐不但人长得好，还特别聪明。柳雯姐会拉大提琴，据说在瑞士她还只有四五岁的时候就请过一位洋人给开了蒙。听我的父母夸奖柳雯姐，许伯母不无得意地说，眼下教柳雯姐提琴的老师一再说，这个孩子的天分很高，今后一定要送她去音乐学院深造，不然就耽误了人才。有时我看她拉大提琴，头时而埋在胸前，时而扬起，头发也随着飘扬起来，尤其是她的手指在琴弦上飞快地换位和揉弦时细腻的滑动，至今我都认为，如果拍摄下来，一定是幅特别好看的图像。

　　后来父亲用他的稿费给我买了台手摇唱机，当时街上已经很难看到有西洋古典音乐的唱片卖了，我听的唱片许多都是从柳雯姐那里拿来的。这些唱片是许伯伯在国外买的，父亲知道是柳雯姐的宝贝，怕她舍不得，总要说很快就送回来。可柳雯姐跟我说，你爱听就送给你，你懂了音乐之后听我拉琴的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样的话从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嘴里说出来，免不了得到我父母的夸奖，并且把我不愿意将一个早已玩脏了的玩具狮毛狗送给表妹的劣迹又重新拿出来，着实数落了一顿。回家后，母亲还会一再对我说，你要留心爱护这些唱片，可别辜负了你柳雯姐的一片心意。说起来，我对古典音乐的爱好应该说最开始的启蒙师傅还是柳雯姐。可惜我没有她那样的天分，也没有长性，到头来不但什么乐器都没有学会，而且至今就是听也还听不大出门道来。

　　柳雯姐还爱看书，她的房间里面到处是书，许多还是外文的。她经常会给我讲别人从来没有给我讲过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里面的故事。有时候父亲给我讲福尔摩斯的侦探案，他一边看着林琴南的文言文，一边磕磕巴巴地用一口浓浓的长沙话讲给我听，我就抱怨他没有柳雯姐讲得好。父亲这时会假装生气地对我说，难道连讲故事都是你的柳雯姐讲得好么？

　　柳雯姐聪明且懂事，自然特别讨大人喜欢。记得有一次，好几家人一起聚会，各家的孩子也都随了来。不用一会儿的工夫，大人的话题就转到孩子的身上。忘记是哪家的太太开玩笑对许家伯母说：我家的男孩正好比柳雯大一点，我看今后就让柳雯做我家的媳妇吧。不料其他各家太太竟然当了真，争了起来，说这样可不行，那要看今后哪家的男孩子有出息才作得数。说得脸红脖子粗的，好像真伤了和气。我还记得头一个被母亲说“媒”的男孩子听得竟然掉了眼泪，赌气跑到院子里去哭。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媳妇”是怎么回事，只是听街坊赵奶奶常常念叨的儿歌：“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闹着要媳妇儿。娶媳妇儿干吗呀？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又见到那个男孩子“娶”不到柳雯姐的伤心劲儿，看来这准定是件好事，于是我就在心里不服气地想：娶柳雯姐当媳妇，他们谁配呀？

　　柳雯姐在家讨大人喜欢，在学校也讨老师和同学的喜欢。上小学没有多久就入了队，而且很快就从中队长升成大队长，学校开大会的时候经常由她来主持，说起话来头头是道。那个时候有外国人的头头脑脑来访问，或者中国的头头脑脑出国访问归来，政府还学了苏联人的规矩，总要找两个面目可爱的小孩子在飞机降落之后跑上前去，敬个少先队的队礼，然后拿束鲜花送给他们，这叫作“献花”，是个很风光的差事，柳雯姐就经常被选作这类活动的角色。

　　记得我上小学之后没有两年也到了该入队的年纪。那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我们年级要举行建队仪式，班上不少到了年龄的同学都会在那天的仪式上入队，可是这其中并没有我，道理自然是我调皮捣蛋，还没有达到入队的“标准”。这个消息我不敢告诉家里，只对大人讲了前半段，说是那天我们在长安街上的首都电影院有个建队的活动。父亲听了并没有在意，只是说那天晚上正好要带我和许伯伯家一道去儿童剧院看话剧《马兰花》，说好下午我散了会，就到街对面父亲工作的机关去找他，先一道吃晚饭，然后去看戏。或许父亲认为他的儿子还不至于差到连少先队也入不上的地步，所以见我开过会之后脖子上还没有红领巾便觉得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今天入了队却不把红领巾戴上。我只好承认自己在学校表现不好，老师没让我入队。父亲听了大失所望，沉下脸来说，你的柳雯姐都是大队长了，今天晚上人家要是问起来，你怎么好意思说呢？

　　倒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原先我真是没有把这件事太放到心上，可听到父亲的埋怨，尤其是想起那年几家大人说要看今后哪家男孩子有出息的争论，我的心凉了半截。到了剧院门口见到许伯伯一家，或许父亲想到先前已经向人家吹了牛，没有留下余地，此时与其被人问起，倒不如自家先褒贬一通，于是就开门见山地把我的“落第”讲给许伯伯一家听。我从小是绝对不嘴软的，但此刻也只得把柳雯姐拉到一旁，哭丧着脸承认了自己“非队员”的缺点。

　　柳斐姐把我拉过来，拂弄着我的头发，又抹了抹我的眼角，笑着说：咱们不泄气，咱们能成，是吧？是吧？

　　这是我生平稍晓世事之后，第一次体会出一点女孩子“善解人意”的味道，不禁泪流满面。那天晚上的戏文里说“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我觉得就是冲着我说的。

　　没过两年，说真心上进也罢，说“假积极”也罢，总之我费了不少的劲，好歹总算把队给入上了，没有辜负柳雯姐的鼓励。

　　在我还没入上“队”的时候，柳雯姐就已经升了中学，上的是离他们旧帘子胡同的家不远的师大一附中。但不久许伯伯调到城外西郊的学院当教授，家也随着搬到校园里的宿舍，彼此走动自然就少了。即使两家人聚首，柳雯姐也难得露面，总听许伯母说柳雯姐忙。我的母亲就说，一个学生会忙些什么呢。这个时候许伯母叹口气，摇摇头说：也真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本来在城里上学的时候还好，出了城要转学，柳雯姐一定要到圆明园那边的一○一中学去，说是从老根据地搬来的学校，而且住校过集体生活，这样既可以锻炼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还能学到革命传统。星期天也不回家，说是要到附近的村子里“访贫问苦”，了解旧社会的罪恶，要不就是帮助人家干农活，有时候一个月才回家，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讲到这里，许伯母就苦笑了说，农民从早忙到晚，根本没有礼拜天，你“访贫问苦”也不能给人家算工分，谁有闲心和你多扯？替人家干农活也不会做，尽是帮倒忙。起先人家还敷衍一阵，后来不耐烦了，就轰柳雯姐他们走。

　　许伯母自从跟许伯伯回国之后就没有出来工作过，对外面事情的了解就是凭着四版《人民日报》和许伯伯晚上回家饭桌上的那几句闲谈，还没有我一个小学生懂得多。她不明白这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才吃了几天饱饭，己经又开始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

　　当时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年青的一代》，讲的是一个从地质学院毕业的青年林育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贪图城市的安逸生活，不愿意到地质队去，可他的妹妹很进步，后来家庭矛盾越来越尖锐，父亲出示了林育生亲生父母的血书，原来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这个年轻人幡然悔悟，毅然回到了地质队。

　　记得那天看完电影回家，听见父亲对母亲说，演妹妹的女孩子你看是不是有些像许家的小雯。电影里的妹妹林岚梳个齐耳的短发，与柳雯姐是有些形似，但我觉得她和柳雯姐的差别在于神气，柳雯姐说话行事要文静得多，不像电影里的林岚风风火火的。倒是英俊小生达式常扮演的林育生对我的胃口，我只是担心：要不是那份血书，这出戏还真不好往下演。

　　后来有一次两家人聚会，我终于见到了柳雯姐。这才发现，原来柳雯姐比电影里的林岚头发剪得还要短，做派还要风风火火。

　　彼此那么久没有见面，可柳雯姐一上来就给我讲“修正主义”，讲“躺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讲“美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这样的话学校里的老师也常给我们讲，但课堂上的照本宣科听着还不觉得别扭，而现在是大家叙家常，尤其是这话从柳雯姐的嘴里说出来，觉得怪吓人的。看得出来，许伯伯夫妇也觉得不大好意思，与我嘿然以对。

　　我插不进话头，就问柳雯姐现在大提琴还拉些什么曲子。她立刻打断我，坦然地说：不拉了，现在没有工夫，要抓紧时间改造思想，争取入团。我想，柳雯姐原先就是“三道杠”，如今入团还用费吹灰之力吗？

　　我正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见到许伯母冲我使眼色，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柳雯姐似乎也是意兴阑珊，不像原先我们小时候见面又说又笑的样子了。

　　回家之后才听母亲讲起，据许伯母说，柳雯姐为了入团可没有少费力气。原先她是个心气多高的人，如今为了入团，就要拼命检讨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每个星期写给团支部的思想汇报比交给老师的作业都要厚。这个时候柳雯姐的聪明、柳雯姐的能干都一文不值了，讲究的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人家怎么看怎么觉得柳雯姐不是一路人，总说柳雯姐没有“达到标准”，“组织”问题就一直不能解决。许伯母说，有几次柳雯姐在家过夜，她听见柳雯姐的房间里夜里还传出来呜咽声。

　　柳雯姐当年是我们这些男孩子们心目中的公主，如今为了加入“组织”却要低声下气地委屈自己，向别人服软，我听说了心疼得不行。

　　几年之后，有次许伯母来我家，说是柳雯姐中学要毕业了，正在准备报考大学。说到这里，许伯母看了一眼坐在母亲身边的我，停了话头。母亲懂得许伯母的意思，就打发我出去玩。许伯母走后，我听母亲和父亲在叨唠，要说按柳雯姐的资质和成绩，上北大、清华也是绰绰有余。可是如今上大学讲究“出身”，就是要看父母过去的作为，因为许伯伯解放前曾经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高级职务，虽说后来主动投向了新政府，算是弃暗投明，但总归是“污点”，所以这本账也要记在柳雯姐的身上。柳雯姐的班主任人还不错，在家长会之后私下里对许伯母透露：虽说柳雯姐的表现无可挑剔，但按照学校的内部排名，先要照顾高级干部和工农的子女，柳雯姐肯定是上不了一流大学的。与其报了名再被无缘无故地刷下来，还不如退而求其次，找个三四流的学校为好，免得到时候伤了孩子的自尊心。许伯母听了这话正不知道怎么对柳雯姐解释，可那天柳雯姐风风火火地跑回家来说，班主任已经和她谈过了，上大学也要将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争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经过班主任的引导，她已经决定报考地质学院几个最艰苦的专业。本来许伯伯还想找学校谈谈，讲讲女孩子搞地质勘探不一定合适，但他也在学校教书多年，深知这个时候无法讲理，况且柳雯姐要是知道了，恐怕还会埋怨父母。

　　父亲听了母亲的话，先是不言不语了好半天，之后叹着气说：可惜了，可惜了，真是可惜了。母亲只是反复地说，总要考试来决定嘛，哪里有这样的搞法。

　　后来柳雯姐果然上了地质学院，而且一再表示毕业之后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觉得这时的柳雯姐像是《年青的一代》里面那兄妹俩合二为一的化身。我想：不用血书这不也挺进步的么？可见电影编得不合理。

　　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人人都在“触及灵魂”，大家互相很少来往，我家和许家有七八年根本不知道彼此的遭遇。经过“文化大革命”，人都脱了一层皮，老朋友见面就像隔世重逢。记得那是我和母亲狼狈回到北京之后的一九七四年，暂时借住在出版社大院的一间客房里。不知是怎么鬼使神差的，居然让许伯伯打听到我们的下落，匆匆跑了来看我们。从后来与许家的来往中我得知了一点柳雯姐的境况。

　　经过“武斗”、“军管”、“大联合”、“祖国山河一片红”等等之后，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分到农村干活，像柳雯姐这样的大学生就分到工矿企业去。原先我总以为我们“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中学生最“惨”，没吃没喝。后来我到山西农村去看插队的同学，偶然碰到一个从上海华东师大分到这里的“老大学生”才明白他们的境况比我们还要不如。我的几个同学好歹是分在离县城顶多几十里路的地方，而这些“老大学生”得了那几十块钱的工资，就得听调派，差不多都给分配到最偏远，几乎不通道路的山村。那天这位仁兄是赶了整整两天的山路才到了我所在的这个村子里。我奇怪他跑了这么远的路来干什么。他说，一个人困在村子里实在闷得慌，凑到这里来聊聊天，顺便听听我的同学从北京带来的几张协奏曲唱片，他还告诉我，他的姐姐是和顾圣婴一样得过国际大奖的钢琴高手，姓洪。我明白他说这些为的是证明并非吹牛，而且爱好音乐也是其来有自。

　　听许伯母说，柳雯姐当年是分到甘肃河西走廊的一处地质队，好像是张掖、武威一类的地方，整天要在荒凉无人的野地里转，生活十分艰苦枯燥。柳雯姐倒是甘之如怡，每次过年，队里的同志们大都要回家过年，柳雯姐在北京的家早已没有了，就在当地留守，好多年都没有回过北京，也没有见过家人。

　　有一次过年，地质队又只剩下柳雯姐一个人了，她就搬到旁边一个村子里搭伙过，这已经几乎是每年的惯例，村子里的人也和柳雯姐熟了。据说有天晚上，平素和柳雯姐还挺熟捻的队长家的儿子闯了进来，硬要柳雯姐答应嫁给他。说着说着就有些过分的举动了。没有想到的是，柳雯姐居然答应了他。

　　第二天早上队长听说就赶了过来，一脸实诚地说，按他们当地的风俗，娶媳妇总要给女方彩礼，不论多少，是个意思。有的时候双方都吃不准，就将女方上秤称分量算价钱。说是村东头那个独眼女人过门的时候还要了八百元的陪嫁，像柳雯姐这么个城里的大姑娘，又是嫁到队长家，少说也得两千。柳雯姐也不与他们争辩，只是说这些她都不要，但有个愿望：想离开地质队，落户到村里来，今后“组织关系”就在村里，到时候能不能由大队根据她的表现，接纳她入党。队长一听就乐了，说这有什么难的，还不都是我的一句话。

　　说到这里，许伯母顾不得我在场，竟失声痛哭了起来。母亲劝了许伯母一阵，回家之后对我说，柳雯姐当初是多么可人的一个女孩儿，记得许家刚从瑞士回来的时候，接到我家来玩，柳雯姐那时候还不会说中国话，嘴里嘟嚷着洋文，手里攥着个半大的提琴不放……母亲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再后来，母亲告诉我，队长那家人还一直想多要些娃儿，柳雯姐也就给他们生了三儿两女。又过了些时日，许伯伯到底撑不住在“文革”里糟蹋坏的身体，很快就辞世了。听母亲说，许伯伯在“文革”中挺不过毒打，曾经三次服毒自尽，都被抢救了回来，有一次还是私自从学院的“劳改队”逃到火车站，本想躲到外地去死，但两腿无力，实在走不动，就在候车室里将带在身上的敌敌畏喝了下去。不巧被巡查的“工人民兵”发现“形迹可疑”，扣在车站派出所，救过来之后又送回学校里。所以许伯伯的胃有好几处穿孔的地方，去世就是因胃出血而抢救不及。

　　那些年整天都是“翻案”的消息，整天都有追悼会的通知送来，不是早死的，就是刚死的，即便尸骨无存的也会到八宝山开个追悼会，以示“平反昭雪”。有时排得太满，一天要赶两场追悼会，忙得四脚朝天。母亲的身体实在不能坚持，有些只好作罢了。接到许伯伯的追悼会通知，母亲说，许伯伯的追悼会不一样，一定要去。

　　那天我们赶车误了点时间，到了会场已经是人头涌动，我和母亲只好挤在门口。追悼会最后一项是绕场一周，向逝者遗体行礼，然后和遗属逐一握手。

　　我随着队伍踯躅向前，眼睛逐渐可以越过人墙看到许家的人了。事前听母亲说，柳雯姐也已经赶回北京，想必今天一定会在家属的行列里。我先是看到了许伯母，继而看到她身边有个头发花白的女子，依情形总要有五十来岁，身前还有两个半大男孩，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很不习惯这样的场面，眼光里露出惊恐的神色。我想这八成就应该是柳雯姐了，可是柳雯姐不是才只有三十多岁么？我希望这是柳雯姐，又希望这不是柳雯姐。

　　队伍在缓慢地向前移动，我紧张地在心里盘算着应该对柳雯姐说些什么，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出。眼看就要凑到柳雯姐跟前了，她并没有发觉我，只是低着头，木然地和队伍里走过来的人握手，另外一只手就不停地抚弄着身前两个孩子的头发。轮到我了，我不敢多看柳雯姐，只轻轻地握住她的手，那已经不是柳雯姐小时候在大提琴上揉弦的那双细腻柔滑的手了，很粗糙，而且骨节也僵直地向外突出。

　　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小雯姐。”

　　柳雯姐肯定吃惊了。她大约很久没有听见有人这样叫她，看得出，她飞快地在脑子里搜寻面前这个陌生男子的来历。

　　行进的队伍不允许我过多地停留，我也想早点离开柳雯姐的视线，别让她苦苦思索了，特别是在许伯伯的追悼会上。

　　正当我匆匆离去时，听见身后有人在叫我的小名“毛毛”。回过头去，看到的是柳雯姐一张表情难以捉摸的面孔，这时我才能够清晰地端详柳雯姐的模样。在那副已是斑驳憔悴的面孔上只有风霜的刻痕，找不出一点我们幼时的记忆，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了。我冲她咧了咧嘴，自己也不知道那是哭，还是笑。之后我就随着人群涌出“告别厅”，搀扶着母亲回家去。

　　不知为什么，事后我并不想再见一回柳雯姐，柳雯姐大约也没有再见我的意愿。我甚至后悔自己考虑不周，明知柳雯姐会出现在许伯伯的追悼会上，还偏要去。

　　许伯伯的追悼会以后，许伯母好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人的心思一放下，百病缠身，很快也下世了，自此我们和许家就断了联系。

　　和柳雯姐的最后那次见面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世事早已全非，没有想到当初那么亲近的柳雯姐，如今却是恍如隔世。老实讲，眼下我真的难得想起柳雯姐，不过倒是也有那么一回，恍惚之间曾有个念头闪过。

　　那还是年前到瑞士度假，清晨坐游轮从蒙托城附近的石墉古堡沿湖而下，中午时分船到日内瓦，走下舷梯便看见码头上有几个青年男女正在兴致盎然地表演着弦乐重奏。我想，这大概是音乐学校的学生，有这份兴致娱人娱己，并不为着赚钱，所以面前连个讨钱的小篮子也没有放。

　　我忍不住放开脚步，凑上前去。原来他们演奏的都是些耳熟能详的小段子，有巴赫的、海顿的，也有舒曼的。听着这些当年还是柳雯姐给我开蒙的旋律，再看见那个拉大提琴的女孩儿，埋头在自己指法和弓法的挥洒自如之中，脸上带着甜甜的笑，便让人觉得眉眼和举止与柳雯姐有那么几分神似。我忽然想起，这里不正是柳雯姐出生的地方，她不也正是在这里开始学大提琴的么。以前还听许伯母说起，教她大提琴的老师说过，要是今后不送到音乐学院去深造就可惜了这份人才。继而我又想起柳雯姐此后的种种境遇，还有最后那回见到柳雯姐时她脸上难以捉摸的表情，不免暗忖：柳雯姐怕是要满六十岁了吧，不知道她如今过得怎样？

　　这也就是一掠而过的念头，我并没有打算往下细想。其实到了这步田地，美国人心存侥幸的时候就常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