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仔

　　蛮仔是我多年前在北京的时候过从还算密切的朋友。可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在纽约一别，说起来，已经有差不多二十年没有见面了。如若不是前两年接到他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几通电话，我也不会知道他如今的下落。可是经他一来电话，倒让我想起他过去的许多趣事。

　　那年他从一位朋友那里打听到我的网站“二闲堂”，看过之后，就突然打电话来给我，大笑道：“我的传记以后就由你来写啦！”

　　我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对他说：“要是让我来写也行，可你是绝入不了‘本纪’的，连‘世家’也不行。”

　　他笑说：“没事，没事。能入‘列传’就行啊。”

　　“那就入‘滑稽列传’吧，但现在也还不行，要等我们都老了以后再来写。”我说。

　　蛮仔就是这样一个人，聪明过人，但你不好和他认真。我是从云南插队回到北京，蛰居在景山东街出版社大院的时候和他结识的，那大约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前后，介绍我们认识的是另外一位朋友。刚见过三四回面，蛮仔就说：“‘说破英雄惊煞人’，咱们何不就自封‘景山三杰’呢？”

　　不知道这个玩笑后来怎么传了出去，前两年，因为“九十四座右派墓葬”的线索，我得以和发现这份档案材料的朋友姚小平叙旧，姚兄的头一封来信就打趣我说：“你们‘景山三杰’怎么全都跑到美国享福去啦？”我没有接这个话茬儿，要说在美国享福，我知道，那真的只有蛮仔一个人。

　　后来，我和蛮仔彼此熟悉了对方的来路才知道，其实我们过去同读一所小学，应该算是同窗；而且最后毕业那年居然还是同一位班主任阎老师，所以又可以算是同门。只是我比蛮仔高了两级，当初并不相识罢了。

　　我们原来的住家彼此离得也不远，要以胡同名称来说，还要算是同一条胡同，都叫头发胡同，但我家住在“拐脖”里面，就是头发胡同和涭水河两条胡同之间连通的胡同。

　　他家应该算是官宦人家，父亲早年投身革命，三十年代就留俄学军事，但他说，俄文全忘光了，如今只会一个词，就是管面包叫“列巴”。他父亲是四川人，非常和气，是少有的好人。解放初期做到北京市秘书长，操办过很多开国的事情，譬如为国徽的设计和纪念碑的奠基就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打过交道，说得出许多有趣的事情。再譬如说到吴晗，那时候是北京市的副市长，蛮仔的父亲说：“即便在商量正经事情，只要一听说是邓小平找他去打牌，就连忙三步并作两步赶去，我们怎么喊他都喊不回头，到了‘文革’要打倒所谓‘刘邓’集团，他倒霉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后来他父亲又调去做统战部的副部长，说废帝溥仪见了他的面总是点头哈腰的，一副亡国君主谦卑的样子。

　　蛮仔不单机灵，而且相貌应该说是相当英俊。我不懂评价男人容貌的标准，但我母亲第一次见到蛮仔就说，这个男孩子长得可真漂亮。其实，我过去的朋友里面也有几位可以说是风度相当不错的，譬如章立凡，那次我和他到朋友阿城家去，阿城的父亲才从“牛棚”里放回来，见到立儿就说，此人当真是玉树临风啊，但是我母亲当时可没有对立儿作过这么高的评价。也许，当初我家正焦头烂额，母亲根本没有这个心情吧。

　　蛮仔认识京城里的许多有名人物，也爱到人家家里去走动。那个年月我们都没有工作，有的是大把大把的时间，所以他总拖着我去串门。他的见解是：既是名人，就说明人家有能耐，找名人聊天可以将他们的本事多学一点过来，起点自然就高。找笨蛋打交道，纯粹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搞不好自己也变成笨蛋了。

　　不过蛮仔并不势利，风头正健的人他绝不找，找的全是像沈从文、翁独健、贺麟、沈有鼎、金岳霖这样一类时乖运蹇的“过气人物”。那时候这些人往往还蛰居在斗室之中，像是尚未出土的文物。可也别说，这些人的确往往能够给你鼓起信心和勇气来。记得有次我们到甲骨文学家胡厚宣家里，我不知深浅地问老先生：当初中央研究院里的学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胡先生微微一笑说：“这有什么稀奇，还不全是‘泡’出来的。你想想看，一个月几百块大洋拿着，不愁吃、不愁喝的，就琢磨这么点事儿，怎么也琢磨出来了。你再看看，那个时候中央研究院有个食堂卖饭票的，成天和我们一起聊天，后来他到了台湾，听说现在也是清史专家了。”

　　又有一次，我们到沈从文先生家，我还是莫名其妙地问先生：这文物可从哪里学起呢？沈先生眯起眼睛笑着说：原先我到故宫讲古代丝绸，外面一声喊：食堂分排骨喽！大家都转过身去听外面的吆喝，眼巴巴地望着窗外。我看既然排骨比学问还要紧，就知趣地立刻下了课。后来故宫里头能够出头做些事情的，都是把学问看得比排骨更要紧的人咯，道理全在这里面。

　　听多了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后来我到故宫当了警卫，蛮仔到文物出版社当义工，就是不拿钱给人白干。那年正好北京地震，文物出版社从“红楼”搬到故宫西路里面办公，那时候我们倒是天天见面，两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年轻人整天商量的事情居然是如何自己出版一部有关漆器的专著。其实那时候我们连剔犀和剔红的漆器都还没有亲手摸过，平磨罗钿到底是怎么镶嵌上去的也不甚了了。蛮仔还叫他的女友帮助誊写手稿，人家手抄累了，一脸狐疑地瞅着他问：“你这么弄，能管用么？”

　　到了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和蛮仔都有些瞧不大上，没有应考。当然，我的妻子小青至今还一再告诫我：当时就是考，你也未必一定能考得上。这或许是实话，但小青也承认：蛮仔是她认识的人里面三个Genius（天才）之一，小青的Genius标准其实说来也简单，就是“无师自通”。

　　蛮仔确实聪明，第二年就考上历史所马雍先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生，没过一年又想办法到了美国，在加州柏克利读书。据说，当初美国使馆里给他帮忙办签证的是负责中美文化交流项目的洋人汉学家，那个汉学家和蛮仔对谈了一次之后便叮嘱签证官说，你特别留点儿神，这个人的签证一定要批。

　　蛮仔动身出国之前神采飞扬地对大伙儿说，我蛮仔就是要天上的月亮，也能摘得下来！

　　我后来到德国去读完书回国时，蛮仔已经去美国好几年了，我们之间也断了联系。许多年之后，我在加州柏克利做客，住在陈世骧教授的遗孀家，正好原先那个驻华使馆里的汉学家是陈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门徒。虽然陈先生不在了，但汉学家还时常到师母这里来走动。我们夫妇离开陈家回到东岸之前，陈师母在柏克利小镇上的“丰年”给我们饯行，这个汉学家也在座，我还向他问起蛮仔。他说记不得了，只是得意地说，他在位的那几年，弄来了不少中国的人才。我大概可以肯定，蛮仔也属于他所说的人才。

　　再次和蛮仔联系上，是在我一九八九年年尾到美国之后的圣诞节。当时小青已经到了美国，正在纽约郊外不远的玛理诺修道院里查阅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档案。因为正好赶上圣诞节，邀我来美的基金会就请我们夫妇到格林威治村一同过节。聚会中正在与女主人聊天之际，一个人影凑过来，我一看是拍电影的陈凯歌。我们自从云南一别已经是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但还彼此认得出来。几天之后，他邀我们出去吃饭，还拉上一个女士作陪，并介绍说她叫查建英。这回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凯歌当时的太太洪晃。陈凯歌说，过些天他还要介绍另外一个人与我认识，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和洪晃的新居就是这个人帮助买下来的。

　　可惜我的日程安排得特别紧，没过几天我就动身到哈佛张光直先生那里去了。一天张先生正巧到我的住处来闲聊时，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一听就听出来是蛮仔久违多年的声音，中气还是那么十足，满腔的自信。他说是陈凯歌告诉他，最近有一位国内的考古学家到了美国。蛮仔说，国内文物考古界没有他不认识的，便问此人姓甚名谁。陈凯歌把我的名字告诉他，蛮仔一听就笑了说，什么狗屁考古学家，不就是我们景山三杰的哥们儿么，太熟了，于是打电话给我。还没有三句话，蛮仔就在那边大声说：“听我一句劝，不要再弄考古了，那是‘一人敌’的玩意儿。你就是做得再好，能漫过张光直去么。美国是个混世魔王的天下，要学‘万人敌’才成啊。”

　　我生怕张先生听了去不好，赶紧对蛮仔说：好，好，我们过后再聊，我们过后再聊。

　　几个月后，我从西岸回到纽约，准备过些天去德国到法兰克福大学应卯。闲来无事，我给住在纽约的蛮仔打了个电话，他听说我回来了，就约我到他家里小坐，再一同出去吃个馆子。

　　他住在曼哈顿的上东区林肯中心附近。到了他家我才知道，眼下他在做着地产生意。恰好这天正有个买房子的客户在客厅里填表签合同，蛮仔对我说，这个客户是个犹太人。

　　我过去一直听说，犹太人做生意是把好手，这又是在纽约，此人肯定是个人精无疑。我和蛮仔多年未见，话自然不便说得太深，只好不着边际地问：“你玩得过人家犹太人么？”

　　蛮仔自信地笑了：“我蛮仔谁玩不过？不信，你问问这个王八蛋。”然后抬起头对那个客户用英文说：“你说是不是？”

　　那人摸不着头脑，只好笑笑说：“Yes,Yes。”我听了实在忍不住笑。我暗忖：这恐怕便是他说的“万人敌”了吧。

　　不过，蛮仔大概不希望我把他看作一个单纯的生意人，于是把客户一个人冷落在客厅里，带我到房间里看他收藏的一些西洋名画。他指给我看墙上的莫奈、雷诺阿。我完全不懂，只听他似乎不经意地说：“这些都是真迹。”他看我没有搭腔，又再自我解嘲一番：“嗨，我蛮仔还真他妈的是附庸风雅！”

　　此后我去了德国，又回到波士顿。一晃十多年过去，间或也听到一点关于蛮仔的消息，说是蛮仔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了好几个什么董事会的主席了，我便懒了走动的念头。直到接到一封友人的电邮，告知蛮仔要跟我联系，这才发觉，我和蛮仔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联络了。

　　没过几天蛮仔果然就有电话给我。我们相约，一定要找到“景山三杰”里的另外一位，好好庆贺一下我们的重逢。说过这类的话之后，蛮仔还是他那样，我也还是我这样，至今谁也没有再提起庆贺重逢的话，尽管我们很快就找到景山的那一“杰”，而且他在密歇根州教书的地址和电话也一应俱全。

　　此后他执意要将作家林达写的书寄给我，并且嘱我给他寄去我原先写的两本书，说是感叹自己这些年来一事无成，枉担了一个书生的虚名。他建议说是不是我们也来写些书，兑现当初我们还是故宫的警卫和文物出版社的义工时发下的宏愿。

　　再过一些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蛮仔的电邮，说是他人在飞往厦门的飞机上。他大大感叹了一番眼下国内做学问简直是生产可口时乐，像是机器制造，快倒是快了，多倒是多了，可全是一个味道，也就不值钱了。

　　又有一次，我在健身房里更衣，接到他的一通电话，说是最近到了一趟台北，那里重庆南路和建国南路上的书店简直好极了，这才像个靠谱的文人世界。

　　蛮仔最后一次来电话时，我正在下班的地铁列车上。轨道和车轮轰轰隆隆的撞击声震耳欲聋，我怎么也听不清楚他的话。蛮仔好像是说，他正在旧金山的文物拍卖会上，竞标一件于非闇的工笔花鸟。他问我那个上款是不是有毛病。

　　找答不出。

　　此后我们没有再联系。

　　我说蛮仔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大概不算冤枉他。

　　冬至日读《湘潭黎氏家谱》

　　今天是冬至。古人说“冬至大如年”，又称“亚岁”。民间冬至要祭祖，“仪如正旦”。在汉代，百官在冬至这天还要放假，史书上说“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

　　作为现代人，又没有做宫，自然是根本没有“恩准告假”的奢望，不过想到冬至祭祖的习俗，于是就想写一点感触，是关于家族的。不过并不是我自己的家庭，而是最近读到的一本新编的家谱：《湘潭黎氏家谱》。

　　这本新编的家谱是小学时代的同学模先送过来的。前次回京返美的头天，我晚上回到家中，没有见到模先的人，却见到桌子上摆着的这本家谱。十六开窄开本，洋式装订，但在书脊上仿线装书，画了几条白线，便叫人看着舒服了不少。打开扉页，有模先伉俪的题字。今天重读，扉页上留言的时间是“乙酉霜降”，节令已经又过去了四个，也是到了该写的时候。

　　老实讲，在我们这一辈人当中，真正过眼旧式“家谱”的人大约不多，体裁体例也就更加无从谈起。看到模先家的家谱，能够对家谱本身发一番评论的资格我确是不具备，只是借此回想一些旧日的零星记忆罢了。

　　模先家姓黎，祖籍在湖南的湘潭，是个大家，不过这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最早知道模先，当然是上了小学之后，我们彼此成了同窗。窗是同窗，但看一扇窗户的角度却大有不同。模先个子小，记得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他就永远是“小排头”，而我，个子不算很高，但总是坐在教室的后半截。我们的座位离得远，不但说话的机会不多，透过窗子，看到电报大楼上大钟的时刻也多少有些角度上的偏差，期待下课钟声的耐心自然也就稍有不同。

　　第一次让我注意到模先，是因为教我们一年级语文课的马英贞老师。她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开蒙的中文注音课是她的绝活。这里顺便插一句：直到如今我都认为，如果说眼下我的洋文还能在这华洋杂处的社会上敷衍一二，我并不会特别感激后来的洋文教师，其中也包括洋人教员，而我却要十分感激马老师的声韵发蒙。ㄅ、ㄆ、ㄇ、ㄈ，ㄉ、ㄊ、ㄋ、ㄌ，这样的国语注音符号对现在的学生来讲，已经有如原先我在裁缝铺里看见的苏州码子，但我对中文的认识的确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才是“第一课：放学了，大家回家去”和“第二课：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一行大雁往南飞”这样成形的句子。

　　马老师到出版社编小学课本的时候，与我的母亲有几面之交。马老师有次对母亲说过，发明这个国语注音的黎锦熙先生，有个孙子就在我们班。父亲听到了，还有些兴奋，说是他刚从上海调到北京来的时候，有个乡望很高的湖南老伯恐怕父亲在北京没有熟人，受京城里人的欺侮，还特意写了封信给父亲，嘱他到北京之后去看望一趟黎锦熙先生，算是上海人说的“拜码头”吧。父亲到了北京，还真去了一趟黎府，见到了黎老先生。父亲想起来笑了说：共产党做事靠的是严密的组织关系，湖南人就喜欢搞同乡会这一套，如今是使不得了。我听到后却是另外一番想法：有其祖，必有其孙。今后倒是要向模先去讨些秘方来用用，于是有意在班上和模先接近。然而令我失望的是：模先似乎于拼音一道并不比我们班上旁的同学高明多少。

　　与模先的交往，更多的是踢足球。记得小时候，学校在放学之后就要静校关门，我们只有另找地方，经常是约上几个同学，到黎家在烟筒胡同的院子里踢球。虽说那个时候北京居民生活的空间远比现在为大，但能够大到可以踢足球的院落还确实不多。

　　在模先家踢足球，一般只能在前院玩。我们知道模先的爷爷住在里院，书房也在那里，千万打扰不得。但小孩子的脚法到底不灵，足球经常踢到里院去。一般只有模先去里院拾球，我们都是在前面静等。模先还吓唬我们说，进里院靠门的地方有个老防空洞，防空洞里面有蛇，你一探头，蛇就出来。可蛇认识他，所以他不怕。其实我们也懒得冒险，从来不逞能。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到模先家多少次，从来没有见过ㄅ、ㄆ、ㄇ、ㄈ的创始人，缘悭一面。坦白地说，我拼音的看家功夫是得自马英贞老师的真传，而非出于模先爷爷的私淑。

　　模先的奶奶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怎么见过，我想，那个年纪的小学生，即便见到了，也不会对一个老太婆感兴趣。后来对模先的奶奶感兴趣，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听说模先的爷爷当过毛的老师，所以就想听听“帝师娘”的高见。好在她那一口浓浓的湘潭话和长沙话相去并不甚远一一湖南有“长沙里手湘潭票”的民谚，至少我听起来是一点不费力。

　　然而同样令人失望的是，这个时候的“帝师娘”对人世间的万事万物早已失去了兴趣。记得有次我见到模先的奶奶，她正在嗑瓜子。我低声问模先奶奶的年纪，模先说他奶奶已经快九十岁了。我就不由得喝了一声彩，赞他奶奶的牙口好。没有想到，模先奶奶的耳朵和牙口一样好，在房间的那一边居然听到，哎了一声笑道：“哼，要遭火钳的喽！”一一她是指送火葬场。

　　对人生如此潇洒，我哪里能问得出什么俗世里的俗人俗事呢？忍下这份心思，我问的是奶奶的长寿秘诀。模先替他奶奶回答我：“仁丹，仁丹。我奶奶说过，日本仁丹。”

　　只有一次，模先的奶奶不经意地提起毛当初到黎家吃饭的做派：“润之呃，来啦也不搭白（说话），坐下来就呷（吃），呷（吃）哒了就走。”这是说当年毛在红楼当职员的时候，经常来黎家进饭。我想，到了解放之后那位老伯还要给我父亲写信让他拜码头，毛主席年轻的时候湘人更加讲求守望相助，他有湖南乡党情结也在情理之中。况且毛做过模先爷爷的学生，不比旁人。“坐下来就呷（吃），呷（吃）哒了就走”，也可说是江湖上的豪气还在。

　　毛在黎家不客气，模先的爷爷见了当初的学生也就没有升斗小民见了天子那种诚惶诚恐的感觉。模先有次告诉我，困难时期过了好久，模先的爷爷这样的社会名流也耐不住性子了，见了毛就问：照这样子的搞法还要再搞多久哇？伟大领袖毕恭毕敬地答道：恁老人家莫急，快的喽，快的喽。

　　果然应验，困难时期历时三年，后来就不大听说饿死人的事了。

　　去国十几年，小学毕业四十年之后，因了黎模先、郑也夫几位同窗的热心张罗，我们大家又聚了一回。我是这个时候才重新知道模先家里人后来的境况。再过两年，我见到了模先家的这本家谱。这是黎家长房的孙辈模先三兄弟共同出资出力，编篡印刷的。

　　这本家谱勾起了我一些旧日的零星回忆，不但有模先的爷爷黎锦熙的ㄅ、ㄆ、ㄇ、ㄈ，还有黎家二爷黎锦晖的《小麻雀呀》和《桃花江里美人多》，八爷黎锦扬的《花鼓歌》。这些都是自小耳熟能详的故事和唱在父母口边的歌子。但让我更加珍视的是旁人还不知道的秘密：例如烟筒胡同黎家后院防空洞里能认人的大蛇，例如让模先的奶奶活到九十八岁高寿的日本仁丹。

　　说到秘密，小青补充说，烟筒胡同的院子里，枣树上的枣子特别甜。上次同学聚会，她还问过模先。模先说她记得不错，但是模先又说，小青与模先两家共同的姻亲陈家，就住在隔壁，那个院子里枣树上的枣子才是最甜。小青听了便想起来，难怪小时候她到陈家去，有几次看见模先和弟弟模代在陈家院子里伸头缩脑。模先承认：他们是要偷偷打那棵枣树上的甜枣吃。

　　如今院子没了，枣树也就没了。枣树没了，甜枣当然也没了。甜枣没了，上次听模先说，弟弟模代眼下住到纽约去了。

　　上次与模先通电话，问起模先的奶奶和烟筒胡同的院子。模先说奶奶早已不在了，院子也让人拆了，开发成金融区的大楼。我听说了就想，以后应该找个机会说说这些往事，说说这些时间久了恐怕会忘记的往日旧事。如今读了模先夫妇送给我们的《湘潭黎氏家谱》，又赶上冬至这么个回想先人旧事的节令，于是就索性说出来，与大家分享。

　　模先，你不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