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的“先生”

　　一九六三年的暑假一过，我升入中学。录取我的学校是北京四中，一所在京城还算说得出去的学校。所谓说得出去，我想原因无非有二，其一是学校的历史长久，建校于一九○七年，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四中初名顺天府中学堂，这是有碑文为证的。然而四中之为四中，而不是一中，可见它又并非是京城里最老的中学。

　　京城里的一中、二中和三中都比四中办得早，只是这三所学校原先全部是前清朝廷为了培养八旗宗室子弟而设的贵族学校。东城鼓楼东大街宝钞胡同里面的北京一中原是清人入关以后设立的高等宗学，据云距今已有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清政府又分设清室觉罗八旗左右两翼宗学。八旗左翼宗学位于如今的东城内务部街，右翼宗学原在西城石虎胡同，后来迁往祖家街，其地就是明末清初名将祖大寿家的宅子。一九一二年入了民国，它们分别改为京师公立第一、第二、第三中学。再说句题外的话，例如右翼宗学原来所在的石虎胡同，就是吴三桂的儿手吴应熊的额驸旧宅，办了宗学之后，曹雪芹曾在这里当过差，纪晓岚也对这处风水有碍的宅第有过记述。有了诸如此类的一番来历，京城里这几所最早的中学堂便显得不但历史悠久，其名人轶事也不遑多让。民国元年京师中学堂重新排座次，有它们在先，顺天府中学堂只能屈居在后，成为第四中学。

　　幸好四中还有第二个可以说得出去的理由，这就是它乃京城里第一所并非面向权势贵胄，而是以平民子弟为教育对象的中学，名为顺天府中学堂即可见其宗旨。自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起，由于袁世凯和张之洞等朝廷重臣的极力推动，参照西洋成规施行癸卯学制，废除了科举，社会教育风气为之丕变。四中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倒是确实值得一表。

　　大概正是因为其历史的久远，作风平民化的缘故，四中的名声得以不坠。而另外一面，四中倚其声誉而不变宗旨、依然故我，固守陈规的传统惯性也就颇大，其中让我记忆最为清楚的就是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学生仍然坚持将教员统统称之为“先生”，而且无论男女。如果想到当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已是风雨满城的时节，就能更加体会出其中不为外界所动的独往独来精神。如今我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已留存不多，对教师的称呼即为一宗。

　　在以往的中国社会里，读书人不做官，或是做官而不做贪官，便免不了清贫，但是一般民众对于读书人总还是看得起，称作“先生”就是一种尊重。例如我家邻居李太太出身旗人世家，最是讲究礼数，从来都是称我父亲为“先生”，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斯文扫地，她才在公开场合改口称父亲为“同志”，不过在院子里仍是叫他“先生”，出了大门如果没有旁人私下里也还是称“先生”，只是声音低了许多。后来父亲被造反派抓了起来，李太太虽然搞不大懂“人民内部矛盾”或者“敌我矛盾”这些名堂，但也明白不好再称父亲为“同志”了，只好随着我的辈分，拐弯抹角地称父亲为“毛毛他爸，说完还要迟疑片刻，觉得到底有辱斯文。可见在李太太那里，称“先生”永远是怀着一种尊敬。后来我特别尊重旗人和旗人的礼数，道理就在于此。

　　可是在我成长的那个时期，公开场合已经很难再听到“先生”的称谓了。我升入中学之后，终日里广播、报纸当中都是“移风易俗”、“兴无灭资”这类口号，此时称教员为“先生”其实也已经非常艰难了。多少年之后，我的小学同窗谢先生还对我补充说过，当年我们小学就有两位教师因为坚持让学生管他们喊“先生”而险些划成“右派”。几十年后改革开放，“右派”平反，这两位教师成了德高望重的特级教师，报纸电台纷纷凑趣采访，他们才透露了当年这段有惊无险的经历。因此上，虽说四中有的教师还是愿意学生喊他一声“先生”，觉得到底校园里还存有几分对师长的尊重；可也有教员觉得学生叫他“先生”是把他当做“非革命者”的见外，唯恐长此以往脱离了革命队伍，总担着一份心。我曾就此向一位高我几班的学长傅同华先生请教，他的一席话让我如梦初醒，发现里面确实还有一番学问。

　　那是我上中学不久，有天我向傅学长讨教对教员的称谓，他沉吟片刻说，一般来讲，咱们四中对老师都是称“先生”，女教员也不例外。不过如今风声日紧，政治身份最好还是要讲究。我看你不妨认定这样一条标准：凡是有政治色彩职务的，例如管人事梢案的、负责安全保卫的、教导主任、共青团书记，等等，甚至有些班主任，都不宜称作“先生”。你叫了，人家也未必愿意，但凡是科任老师，譬如教音乐的曹先生，教图画的霍先生，那都最好依旧称“先生”，人家大都也特别受用。作为总体来说，“党内称老师，党外称先生”大致不会错得离谱。

　　我得了他的点拨，心中有了些底，尽管拿捏这个分寸并不十分容易，因为确定政治身份并非我之所长。走笔至此，为求准确，我还向中学时代的同学，如今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卢先生征询他的记忆。

　　他很靠牢地告诉我，我们那个时候确实不顾社会上的变化，仍然称男女教员为“先生”，只是他并不记得有“党内称老师，党外称先生”的政治标准，而且那些确实身在党内的教师听到学生称他们为“先生”，似乎并不见怪，听过之后也无愠色。如此看来，这一点还有待于今后的考证，姑且存疑。

　　在四中，体育教研组是我们学生称“先生”最痛快的教员群体，无论教研组长叶先生、国家级裁判韩先生，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朱先生，统统是“先生”。他们中间还有位吴济民先生，是篮球的一级裁判，据说，如若不是在“中苏友好”的蜜月时期，他在某次篮球比赛里面将苏联人判作犯规，只怕也会像韩先生一样升为国家级裁判。因为吴先生人望高，所以每年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中学生运动会，或者“十一”游行练队，他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大约是能者多劳，吴先生人也热情，课间操一般也由他来主持。吴先生没有一点架子，与学生们更是水乳交融。有些与他更为熟识一点的同学，当面就叫他“大吴”，吴先生非但不恼，反倒觉得学生将他看得这样年轻，便会笑着走过来，拍拍肩膀，权当称兄道弟，不时地，他经常还会有球赛的票子送给大家。

　　“文化大革命”后期，学校开展军训，这时已经没有太多人喊老师为“先生”了，但也不叫“老师”，见面顶多点点头，要是分为两派的，互相正眼都不看一下，能够直呼其名已经可以算是引为同志了。大约是吴先生经常喊操，嗓门儿的音量和音色都很出众，连主持军训的解放军官兵都不及他，而且是个老好人，自己又是个学生出身，家世清白，所以召开批判大会的时候，经常是吴先生被指定领头喊门号。

　　突然有一天，我听说吴先生也被揪了出来，进了“劳改队”。我很奇怪：要是吴先生有问题，“文革”初期最是老师难挨的时候，但凡有一丁点的破绽都会被揭发出来，可是吴先生那个时候却没有任何问题，军宣队进驻学校，吴先生还是个依靠对象，怎么会出了问题？

　　后来才知道，原来学校里被揪出来的“坏人”越来越多，教师队伍里剩下的“好人”日见凋零。大约这个时候，吴先生精神负担越来越重，难免走神。那天在批斗老校长的大会上吴先生带领大家喊口号，他竟把“谁反对解放军就打倒谁！”，喊成了“打倒解放军！”。吴先生的嗓音又高，会场上一声嘹亮之后，刚开始下面鸦雀无声，吴先生自己也没有察觉出来，他见大家不跟着喊，先是一愣，等大家都反应过来，几个阶级觉悟特别高的革命群众立刻冲将上去，将吴先生反绑起来，推上了批判台，与那些挨斗的人站到一起。那时我已经抽空偷着溜出了会场，所以没有看见这戏剧性的一幕，听在现场的同学事后告诉我说，吴先生一醒悟过来，腿都软了。吴先生人胖，长得也高大，被人架到台上以后，低着头，弯着腰，顺着额头大把大把地流汗，把身前的地面都湿了一大片。

　　说来也巧，几天之后我在校门口无意撞上了吴先吧。大约当时吴先生刚刚沦落到劳改队，还不适应，有意晚走一点，省得碰上熟人。那天我在学校踢球，回家很晚，见了面，我竟然不知如何称呼他了。慌乱之中，我突然想到，这时候他可能最想听的还是“先生”，于是痛痛快快地叫了他一声“吴先生”。我是好几年都没有喊过哪位教师为“先生”了，如今喊出来这一嗓子，我觉得痛快得不行。我偷眼望了望吴先生，看得出来，他也特别高兴，这件事让我舒坦了好多天。

　　“文化大革命”中称“先生”难，其实在“文革”以前也有称“先生”难的时候，这是指对四中女先生的称呼。

　　刚上初一的时候，我们班的英语教员是个二十出头、大学刚刚毕业的女教师，姓唐，人长得漂亮，而我被安排做她的英语课代表。所谓课代表，并非指在这一科目里成绩优秀，只是给教员打个下手而已。例如地理课就有许多地球仪之类的教具需要布置，化学物理课也要事先准备好仪器仪表，因此教师都需要有人帮忙。不过英文课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教具需要准备，只是收收作业、分发卷子之类的琐事。去见她之前，由于她是初来乍到，又是个女教员，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斟酌一番称谓。正在我迟疑之际，一位高年级的学长告诉我，四中“先生”的称谓无论男女。

　　尽管得了学长的点拨，心里有底，但到底是刚升入中学，第一次面见老师，要开口叫女教师为“先生”也不十分容易。我大起胆子，打开房门先清了一下喉咙，然后把声音尽量放自然，喊了一声“唐先生”。大约唐先生也是刚来就职，似乎听了比我还不适应，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是在叫她，看了我一眼，还扭头环顾了一回，然后惶惑地说：你找哪个？

　　这时我倒坦然了许多，连忙说：“唐先生，我就是找你。”

　　唐先生听了，不好意思地飞红了脸道：“哦，原来是找我。听你叫先生，我还以为你找房间里面的哪位男老师。”

　　我这就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告诉唐先生说，这是四中的传统，老师无论男女，一律称先生，今后您慢慢就习惯了。唐先生没说话，低头沉吟，似乎还是有些惶惑。

　　后来，唐先生也就习惯成自然，乐于接受“唐先生”这个称呼了。

　　唐先生是个性情随和的人，学生都喜欢她。此时我又想起来一位同样也喜欢她的“先生”，然而我对他却叫不出口“先生”，只叫他作“老师”，其中的缘由还是前年由美国回京休假，经人提醒才回想起来的。当时中学的同窗好友朱先生请我吃饭，还请了高我一年的一凡兄作陪。一凡兄与我多年未见，他满面春风地一边大笑，一边提起嗓门叫道：“还记得你我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么？”

　　还没等我回话，一凡兄接着又说：“那是你被当作特务抓起来，关在鲁老师主管的看守所里，我去看我们班也关在那里的同学。还记得不，你们三个被关押的‘犯人’还以借捅火的通条为名互通消息？没想到，如今你们一个变成洋人，一个当了经济学家，一个还是大学校长了呢！”

　　这样的人生经历我怎么会忘记呢。这时朱先生也似乎想起来什么，补充说，鲁老师自从唐先生一分到四中就在追求她。无论大小各种场合，他都会钻头觅缝地寻了来，坐在唐先生旁边大献殷勤。

　　鲁老师与唐先生的轶事倒是记不得了，但这时我却感觉到，把有的教师称为“老师”有的教师称做“先生”，在四中作这一点点细微的区分很有必要，当年学长说的一点都没错。

　　除了教英语的“唐先生”和保卫组的“鲁老师”之外，我还想起来一位最初被我称为“老师”，而后改称“先生”的女教员，她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张先生。尽管她只当过我们班一个学期的班主任，但四十年后我对她仍记忆犹新。

　　张老师教政治课，从说话的口气和平素人家对她的态度，连我这个对政治最为懵懂无知的人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叫她“张老师”绝对错不了。不过张老师对学生特别和气，还没说话脸上就堆了笑。那时候正是“四清运动”如火如荼，团支书已经和我围着操场上的四百米跑道转过好儿回，一再跟我“谈心”，嘱咐我不要和班上的某些同学接触太紧，免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张老师出奇的和气反倒让我受宠若惊。我虽然心里拿不准，但还是按照学长的指点，叫她张老师，以免造次，后来我是通过一件小事才终于改了口的。

　　初三一开学，我就从同学那里听说，新来的班主任张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单亲母亲，但又是个非常爱好游山玩水的人，几乎每个周末都会约同学一起到京城里的大小公园名胜去游览。可是按照我的习惯，平素对班主任等等都退避三舍，所以这种游园活动我是能免则免，绝少参加。终于在一个星期六放学的时候，张老师对我说：你好像从来不参加我们礼拜天的活动。这个周末，你要是没事，就一起来中山公园吧。

　　那个星期天出乎意料的是，我还见到了张先生那位早已离异了的前夫。后来有位和张老师比较接近的同学告诉我，张老师的丈夫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张老师是党员，承受的压力当然也不小，于是就只好和丈夫离了婚，可是婚后两人照样往来，几乎每个周末我们的活动，只要有工夫，她都会邀她的前夫一道来游园。张老师也并不避讳，率直地告诉大家这些往事。听到这里，我大为感动，没有想到张老师原来是这么个有情有义的性情中人。所以到星期一上学时，我便上前和她打招呼，并且改口叫她“张先生”了。

　　其实，张先生在四中做了多年教员，经过的风雨无数，我一个十几岁中学生心中的盘算当然她能了然。不过张先生没有声张，而是在放学的时候低声笑着对我说：“昨天游了园，今天就改叫张先生啦？”

　　初三第二个学期，张先生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班主任。这时“文化大革命”的风声越来越紧，隔三差五的，报纸上会点名批判某部电影，例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等等。当时电影一遭禁演，电影院里立刻就统统下档，从此与观众再也无缘，唯一的机会就只有等到开放“批判专场”，众人才能一饱眼福。记得那几天报纸上突然心血来潮，轮到了批判电影《桃花扇》。一听《桃花扇》遭到封杀，我们都在翘首以望，期盼着批判赶紧开始，以便欣赏这部早在《大众电影》上预告的新片。另外我从精通电影界掌故的同学那里还听说，出演李香君的电影明星王丹凤在接受角色的时候曾经对导演提出过要求，一定要找英俊小生冯喆扮侯朝宗来给她配戏。如今我还记得其中的一段感人至深的台词，那是侯朝宗望着秦淮河上满载歌舞笙弦的游船，不免发出一声长叹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江上听到此话的李香君顺口应了一句：“不知亡国的又岂止是商女！”就这一应一答，让我们这些中学生听了简直倾倒得如醉如痴。只可惜这是冯先生最后一次出镜，“文革”中他含恨而死，饰演“汉奸”侯朝宗一角当然是冯先生的罪名之一，这也是后话了。

　　此后过了没有多久就开始了急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此时学校里的教员免不了人人自危，每个教员芝麻大点的毛病，都事无巨细地被翻将出来，大字报也是铺天盖地。那天我在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上果然看到一份是揭发张先生的，内容是说学校组织全校师生看批判电影《桃花扇》，当剧情演到媚香楼上李香君头撞桌角，血溅侯公子的诗扇，杨龙友借意画出桃花扇那一折，张先生居然哭得几乎昏了过去，出得电影院来，张先生像个泪人，眼睛肿得有核桃般大小。

　　这样情节过细的揭发当然杀伤力极大。张先生在事实面前哑口无言，只得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好在张先生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和破绽，于是不久也就过了关。

　　后来张先生在四中待得总归并不如意，“文革”接近尾声的时候，她就调走了。不过泪洒《桃花扇》的情节让我至今仍旧记得这位性情中人张先生。

　　离开四中已经四十多年了，有时偶然碰到一些还与母校有联络的旧日同学，或者如今正在四中上学的后辈，我的兴致来了，就会顺便问问他们：四中现在是否还有人把教师称作“先生”？他们都回答说没有，说罢还会以诧异的目光打量我。这种回答和神色让我想到，如今已是时过境迁，我的问话不免多余。

　　或许是对当年四中仅存的那缕斯文余韵眷恋不舍的缘故吧，如今我无论是给人写信，还是与人交往，也无论对方是男是女，是老是小，更不论有没有“博士生导师”，或者“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待遇”这类有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凡是我要向对方表达尊重的时候，仍旧喜欢用“先生”这个称谓，不为别的，只为自己的心安和对往日残存记忆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