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马肉的经验

　　经常有交情好的洋人，与我谈起中国的饮食文化来总打趣说，你们中国人的饮食来源过于广谱，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是能喘口气的动物，都可以吞得下去。听到这种笼统的评判，我一般都会立刻分辩道：起码这话对于我并不适合，因为我的食性范围实际上很窄，牛肉、羊肉、鸡肉之类至今都还处于我食谱的边沿，仅仅是偶一为之，只有位于“六畜之首”的猪才是我大快朵颐的主要对象，至于其他动物的肉，我可以说从来没有沾过。

　　不过说完这话，心里总归还是有些不踏实，因为记忆告诉我，我确实吃过一次马肉，而且吃的是死马肉。

　　那次吃死马肉的经历与当时流亡中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多少有些关联，因此记得十分清楚。亲王是到西双版纳参观访问，而我是在那里插队，年代是在一九七一年。

　　那天是有一位从我们分场（也就是改为建设兵团之后所称的建制“营部”）上调到总场（后称“团部”）去的汽车司机老陈，回到我们这里来看望旧日的朋友，见面之后随口扯起一些只有他们在“上面”的人才可能见识到的奇闻轶事，而我们这些困在“下面”深山老林里孤陋寡闻的农场工人（当时又称为“兵团战士”）听来也感觉十分有趣。

　　据这位调到“上面”大开眼界的陈师傅说，最近他又参与了一桩了不起的差事，就是“陪同”落难到我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参观，而且是“全程陪同”。关于这位亲王最近到云南考察抗美大后方的消息，我们当时倒是从《人民日报》上也多少知道了一点，尽管报纸到了我们手中大约总要晚上十天半个月，没有想到司机老陈居然能够亲身躬逢其盛，大家就催他仔细道来。

　　等我们听完他口若悬河的一大套说词之后才明白，其实他并没有亲眼见到西哈努克亲王本人，只是跟随在亲王车队的后面，不过毕竟是在鞍前马后，所以细节的描述确也颇为吸引人。

　　原来他能够得到这差事全是因为那个年代物资供应奇缺，“上面”又认为总不好让亲王看到百姓困窘的生活状况，弄不好或许还会降低亲王抗美救国的信心，于是下达了命令，务必保证让亲王看到社会主义最光辉的一面。老陈他们车队的任务就是保障供给，具体做法是：首先赶到昆明，从百货公司仓库里提出如毛巾、暖水瓶、床单和罐头之类的日用百货，统统装上货车，然后尾随西哈努克亲王浩浩荡荡的车队，沿玉溪、元江、思茅、景洪一线缓缓向南进发。亲王每到一地下榻宾馆，总要先行洗漱沐浴，随之接见当地的大小官员，应酬客套一番，然后才到街市上随便视察。陈师傅参加的车队就趁这段时间，赶紧将车中的百货拉到当地的百货公司，迅速布置在货架上，然后展现给亲王夫妇看。当然亲王殿下看毕，都是赞不绝口，高兴起来，还会双手合十，祝福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亲王重新上路之后，老陈他们再连忙将货物取下来，装到车上，随后赶上亲王的车队，向下个准备考察的市镇进发。一路走来，昼行夜伏，虽然老陈连一次亲王的面都没有看到过，但是几次将货物从车里搬上搬下，完全可以设想亲王或许曾经抚摸过这些提花的毛巾和喷漆的铁壳暖水瓶，或许也曾经凝视过那些肉类和水果的罐头。老陈自认为，他多少也能感受到亲王的手泽和目光。说到这些细微之处，他神采飞扬，我们这些人有幸聆听到激动人心的场面，也不禁感到与有荣焉。

　　当时我还有些不解世事，竟然冒失地问，难道西哈努克亲王就看不出一点破绽来么？老陈胸有成竹地答道，你们还不明白，西哈努克亲王那是个多么乖巧的小国君主，生活在大国之间的夹缝里，眼下又是寄人篱下，最知道眉眼的高低，说话也最知道分寸的拿捏，且不要说在天衣无缝的安排下他可能什么破绽也看不到，即便就是看穿了，也绝对不会说破。众人听了老陈的一席话，这才茅塞顿开，连忙频频点头称是。后来，报纸上还果真报道了西哈努克亲王这次到西双版纳的活动，亲王在发言中说，看见中国如此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我们有这样援越抗美的大后方，哪里还有打不垮美国鬼子的道理。我们听了都不免开怀大笑。不过在老陈描述亲王殿下参观的细节中，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关于猪肉和熏鱼罐头的叙述，因为此时我们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见到一点油星了。

　　按说云南的西双版纳是个日照和雨水都很丰沛的地方，物产也很丰富，我们不大应该听到某些食物的词汇就顿生生理反应。我刚到云南农场时，确实听到一九五九年从湖南逃荒来的老职工们说过，原先这里的水稻一年三熟，花生油一桶一桶地挑来炸糯米粑粑，香蕉菠萝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是眼前的情况丝毫不能印证过去的辉煌，从一开始，我们的伙食里面就根本没有一点油花，米饭里还要掺一半的苞谷，水果也是难得一见。从北京带来的一点点吃食到了这个时候早已弹尽粮绝。幸好过后不久，同来的印尼归国华侨小李因为大腿肌肉萎缩，病退转回北京，他把带来的一木桶尚未享用完毕的外洋食品分给了我们，这才算稍解燃眉之急，又勉强苟延了一些时日。

　　然而正如古语所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到了我们插队第二个年头开始的时候，因为食品贫乏且久不食肉，听到有关食物的哪怕只言片语都会感觉亢奋，更经不起提陈师傅口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黄豆猪脚圈”、“糖水白梨”这样刺激肠胃的词儿。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从农场转为生产建设兵团，按照规定，兵团的战士职工在一年里有几个节庆休假日，有条件的可以杀猪庆贺。这几个假日为：元旦、旧历新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另外我们兵团已经属于军队建制，所以再加上八一建军节，一共是五个。

　　古代有结绳记事的法子，我们其实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起居生活全凭领导的指令，实在也是记不清确切的日子，我于是建议不如就把一年分成“五肉”好了，这样既便于记忆，也能让人每天下地干活的时候多少有个盼头。大家听了都说好，有好事者还反映到领导那里，不想领导知道了非但不赞同我的主张，还批评我是在说“怪话”。

　　不过老实讲，就是有这“五肉”之期，也不一定能够按时过节，还要看当时是否有杀猪取肉的条件而定。

　　一是猪是否合作，在确定的时间之内长出足够的肥膘。那个时候，人吃的都不大够，猪当然也缺饲料，于是有人发明了一种“糖化饲料养猪”的办法。就是把芭蕉树杆之类的植物切碎了，加酒曲发酵了给猪吃。我们营部的饲养员张老倌就是这项新技术的倡导者，他还由此创造了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不但人要思想革命化，猪也要思想革命化”，从而使他多年蝉联全营的学毛著积极分子。然而或许猪的觉悟水准到底不如人，未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后总也没有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到了那年的五一节前，猪栏里的猪全是骨瘦如柴，人见犹怜，竟找不出一只上了膘的猪可供宰杀。记得那个五一节我们过的是“革命化”的节日，说白了，就是没有吃上猪肉。

　　二是猪是否买账，配合杀猪的程序。譬如说有一次，我们六连在过旧历年的这一“肉”时，司务长一时疏忽，找了连队里两个手脚不麻利的人帮他宰猪。那只猪在全连猪圈里独领风骚，是唯一一头重量还算看得过去，勉强够全连大小享受一顿的。可是就在司务长一声令下将猪推倒的时候，两个帮手却没有及时将猪蹄抓住绑起来。那只猪看来也是有些灵性，知道大限已到，先是闪过一边，然后四蹄腾空，跃过不算太矮的猪栏，逃之夭夭了。我们六连是个新连队，驻地就在刚刚砍伐完毕的原始山林旁边。猪儿这一跑，眨眼的工夫就钻进山林，不见了踪影。

　　连队领导听见司务长哭丧着脸报告了这场大祸，也是如坐针毡，不知如何向全连职工交代，只好身先士卒地冲进老林里面去寻找逃窜的猪儿。可怜钟副连长，也就是原先农场六队的队长，带着几个人在树林里声嘶力竭地吆喝，喊着猪儿的名字叫它速速归来。那凄厉的叫声在山谷里回荡，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哪家的孩子走丢了。

　　大约是到了大年初五，那只猪还是不见踪影，这时春节已过，全连官兵都只得带着满腹的怅惘走进树林去上工。不想过了好几天，那只跑掉的猪到底也耐不住寂寞，回来找它的伙伴，这才被埋伏在路上的老职工用打猎的火枪一枪干倒。好消息像一阵春风，迅速传开去，正在上工的全连职工喜出望外，连忙返回连队，重新开始操办过节。所以那次我们是过了个晚年，日子已经是差不多到了正月十五，而且由于那头太不听话的猪在林子里游荡了十数日，身上的膘也掉了好多，日后司务长每每提起这件往事还痛心不已。

　　以上是讲猪肉吃不到嘴里的痛苦，其实即便猪肉吃进嘴里也有不少麻烦。因为常年不见荤腥，肚子里突然塞进来一大堆油光水滑的猪肉，我们的肠胃虽然受宠若惊，但功能多少已有些退化，实在耐不住如此的厚遇，后果就是腹泻。所以那个时候，只要节日一过，茅草和竹笆搭成的厕所必定人满为患，而且由于消化不良，厕所周围臭气熏天。

　　也是一物降一物，我们中间有位才思敏捷的同伴孙君经过多方实验，终于寻得良策，他到医务室讨来一味极具吸附作用的西药，名叫“矽碳银”，它可以大量吸收猪肉中的脂肪，使我们的肠胃牢牢“兜”住一年五次突如其来的油水。靠了这个法子，我们从此免去腹泻之苦。

　　那天听老陈高谈阔论之际，正是我们处于两“肉”之间最是难挨时分，尤其是他还不知趣地一再提起这次出差，居然顿顿有猪肉。哪知就在这个当口，听见门外人声嘈杂，脚步声纷至沓来。探出头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营部对面“基建连”——七连砖坯组有匹拉磨搅浆的马由于过度劳累暴亡，现在正停尸在通往营部的路口，门外的众人是纷纷前去割马肉的。

　　事关重大，容不得半点犹豫，再晚上半个时辰，倘若附近各个连队的人听说之后都赶来的话，我们就坐失良机了。

　　尽管事不宜迟，需要赶紧动手，然而我们从来没有从动物身上割肉的经验。大多数人恐怕只是见过案板上已经剔骨剥皮完毕的肉，所以大家面面相觑，何人前去下手成了难题。

　　这时却见人群中平素沉默寡言的小邵慢条斯理地站起来说，看来还是让我带个帮手去一趟的好，其余的只管在家收拾柴禾，准备作料。

　　说来小邵是我们之中唯一的一位“赤脚医生”，听说有一次，他替连队附近傣族寨子里难产的孕妇接生，鼓捣了半天，胎儿还是一只脚伸在外面，头和另外一条腿死活分娩不出来。邵先生大汗淋漓没有办法，只得连夜骑车走山路翻了两座高山，到营部来找李医生求助。经验老道的李医生仔细问了一回便说，“哎，你得接着往外面使劲拽才成啊！”小邵听了，又连忙骑车翻过高山，接着继续将那个胎儿用力往外面拉。据说后来大人孩子母子平安，此后在方圆数十里的寨子中间，有关小邵医术和医德的口碑都相当不错。

　　小邵原先与我并不是太熟。一来他原先是北京景山学校的学生，来往不太多；二来他所在的十五连在离营部中心区域很远的深山里，平素如若没有较为大型的集体活动，譬如说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或者召开全营大批判会，声讨专门与马克思、恩格斯作对的杜林或者费尔巴哈，我们彼此很难见上一面。不过因为这里的北京学生少，物以类聚，时间长了，一来二去的也就都熟了。

　　据说小邵的父亲当年是从西南联大赴美的留美学人，而且听说当年那一批去芝加哥的人里面，只有两个女生，一位后来做了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位科学家的太太，另外一位就是小邵的母亲。我们也听说，小邵的父亲在美学成以后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一九五七年“反右”的时候被定为“右派”，他却硬是不签字。当时敢给政府提意见的人虽不算太少，可被定成“右派”敢不签字的却是凤毛麟角。另外一位朋友听了这话之后就曾经竖起过大拇指说：“那可真不简单，家父就算是条汉子了，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在‘右派’定性的文件上签字。”

　　可小邵为人并不像他父亲那般执拗，最是个性情随和的人，凡事无可无不可，但是说到的事情一定办到，出口的话十有八九总是胸有成竹了。况且“赤脚医生”总要应付农村的各类疑难杂症，除了人体，对其他动物的解剖肯定也有所了解。割马肉自然是除他不做第二人想。

　　果然，没有一袋烟的工夫，小邵就和与他一同去的上海知青小柴回来了。小柴竖起大拇指，高喊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两人手中的铁桶沉甸甸的，显然已经得手。

　　小柴说，等他们赶到死马跟前时，那里已经拥挤了十多个人在割肉，而且每人身后都还有男男女女的帮手。好在小邵在营部周围以医术多少受到人们的尊敬，所以那伙人见到他也来屈尊割肉，还算客气，多少腾出一点点地方来。

　　小邵其实并没有这等割肉的经验，蹲在死马前，也是无从下手，那些早到的人也都没有屠宰分解的本领。其中一个湖南老农工罗师傅，蹲在那里已经差不多有个把时辰，他身后端着脸盆装马肉的女儿一直埋怨：“都是皮，都是血，一点肉都没有！”

　　老罗是个性子暴烈的湖南汉子，被女儿说得火起，奋起柴刀猛力向死马砍去。那马刚死不久，血脉里多少还有些压力，只见从刀口处喷起的血柱竟有半人多高。这要是在平常，人群中定会有也是火暴性子的与他理论，然后少不得就是一场撕扯。但是今天情况特殊，众人虽说被溅了一脸一身的血迹，仍是聚精会神地专注于割肉，眼睛都懒得抬起。

　　小邵到底是个书香人家的子弟，虽说是个“赤脚医生”，却并没有给人做过截肢或是移植器官的外科手术，那还是要经过专门训练才成，光“赤脚”还是不够的。但他人聪明，好歹读过一些人体解剖学的医书，觉得割马肉也要循着解剖的脉络才行，于是他用手轻轻按出马身骨骼的走向，然后再下刀切开皮肤和肌肉。这看似简单的一点点手法，竟使小邵的砍柴刀不消半个时辰便将一条马腿卸下，丢给身后的小柴，装进了铁桶。

　　那天我们喝了马肉汤，吃了马肉。我这个平素对牛羊肉之类都很少问津的人居然也吃了一大碗，味道似乎不错，只是马肉太瘦，吃完饭打出的饱嗝没有那种回肠荡气的感觉。有位以前曾经吃过马肉的朋友随口告诉我：其实马肉的味道原本不坏，大约这匹马是累死的，所以肉质过紧。另外他还颇为老到地说，这种累死的马，肉是最难割的，多亏了有“赤脚医生”功夫的小邵。

　　一晃就是快二十年过去了，一九九○年的春季，受朋友之邀，我到芝加哥去参加一年一度的亚洲历史学年会。有天在开会的过厅里无意间碰到多年以前认识的熊先生，如今他在密歇根州的一所学校里，以向洋人门徒传授唐宋历史掌故的学问过日子。我们不期而遇，于是谈起了我们共同朋友的下落。熊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是景山学校的学生，同样插队云南，提起当年我们称为小邵的邵先生，熊先生告诉我说，邵先生如今人就在芝加哥，前些日子熊先生到芝加哥来，还在一家中国书店里碰到过他，据说他是在那家书店里帮忙售书。

　　我赶忙打听那家书店的地址，下午偷个空兴冲冲地跑去会故人。然而等我向书店里的人问起邵先生，前台的伙计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我不死心，好歹让他们请出后面的老板来。老板倒是知道邵先生，只是说他早就离开这里了。当我问起邵先生如今的情况，老板却说，人一走，茶就凉，邵先生另有高就，有谁还会在意他的去向呢。

　　我谢了店主，怏怏地走出书店，外面不远就是芝加哥大学的校园了。我忽然想到，邵先生之所以选择芝加哥作为定居地，或许多少也是由于这里是他父母青年时代的留学旧地，或许他也曾追寻过父母当年的旧踪？此次若是能够碰到邵先生，他大概可以给我再补充一些他父母那辈人当年的轶闻趣事。可是如今没有见到他，留在我心中的就只有我们这辈人在云南吃死马肉那不多的一点记忆了。

　　我不怪门合同志

　　“文化大革命”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三天两头便会突如其来地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的先进人物，刘英俊、蔡永祥、吕祥璧、金训华……至今我仍然相信，这些英雄的事迹或许有些夸大，但他们其实都应该是本分老实的人，而且他们的感情都很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虽然对不着边际的政治学习十分厌烦，但对这些英雄人物还是抱有一番同情心的。这些人物在大众得知的时候大都已经或因病去世或因公牺牲，也许这样可以省去因树立活人为榜样而可能出现的麻烦。

　　如今这些英雄人物的名字和光辉事迹大都已经被遗忘，然而其中的一位人物我却至今记得。

　　他叫门合，一个相当生僻的姓，还有一个也不大常用的名，据有人考证这个姓氏是源自蒙古族。他好像是青海或者甘肃那一带的一位军队干部，眼下仍然能够在一些百科辞书里找到对他的介绍。据说他是一九六七年在一个农场“支左”的时候，为了掩护二十七个阶级弟兄扑向防雹土制火箭英勇牺牲的。辞书上评价说，“门合同志苦大仇深，根正苗红，舍己为人”。可惜的是，“命名门合为‘无限忠于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的题词是当时党中央的副主席林彪所写，有所避讳，此后很少被提起”。难怪如今知道门合，并且记住门合的人太少了。

　　当年我正在云南西双版纳的橡胶农场插队当农工，因为农场改建成了“建设兵团”，所以叫我“兵团战士”也不能算错。门合的事迹传到我们那里不久，全国开展“一打三反”的运动，所谓“一打三反”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的简称。多少年之后说是：在那次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反革命分子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名，造成广泛的冤、假、错案。

　　门合同志在生前曾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正是这句话使他扬名灭下，但没有想到，也正是这句话阴差阳错地给我惹来一次麻烦，险些就成了这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名中的一个，因此也就让我记住了这位门合同志。

　　“一打三反”运动一来，因应形势，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团团部里向我们营里派来了推动和指导这场运动的工作组。工作组里有个干事也是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和我尚有几面之交。他大约听到一些风声，但又不便跟我直说，就暗中通过旁人转告我：营部政治处已经接到举报，说我曾经这样评论过门合的名言：“门合说，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你们看我现在五天没有学习毛著，活得还不是好好的。”其实认识我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不像是我说的话，要是由我来说，肯定说得更加俏皮，但绝不会对门合同志这样刻薄。

　　由于这项举报，我已经被暗中列为全营的重点调查对象，目前还不会打草惊蛇，不过正在加紧搜集更多的证据，以便定性。

　　如果将我定成现行反革命，接下来的组织处理，不用他多说，我也可以想象得出，因为对边陲地区整人的残酷早有耳闻。原先我就听说，“文革”伊始，只要有一点捕风捉影的线索就要将人抓起，先是暴打一通，要是熬得过去再来细细审查，而十有六七是挺不过这顿“杀威棒”的。经过反复思量，我最终认为，与其坐等挨打，倒不如反守为攻更有胜算。幸好平日我人缘尚称不坏，托人打探，很快就得知告发我的人是我们连里一排的马排长，原先是昆明来的知识青年。他为了加强自己举报的真实性，还提供另外两个昆明知识青年作为人证。马排长平素与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何对我落井下石？还是到了“一打三反”运动结束后，大家握手言欢，我才得知，当时从团部到营部，从营部到连队，层层下达指标，逼着干部揭发检举。马排长也是被逼无奈，或者立功心切，才凭空异想天开，出此下策。

　　可是此时将我逼到“你死我活”的境地，我只有放手一搏，杀开一条血路才行。很快，没有太费周折，这两个人证的姓名我也都搞到了手，一位姓倪，我还算熟识，另外一位姓葛，我却很少与之交往，也不大知道他的底细。

　　首先我径自去找了那个马排长，单刀直入，断然否定我曾经有过这样的言论。但他一口咬定有人在场可以做证，并且矢言如果人证不能为他做证，他便收回检举。当时我带领了一班上海知青弟兄前去，当面做了见证。

　　现在最关键的是两个人证的证词，只能从这里下手。其中倪姓知青很友好，愿意替我做证，他义愤填膺地说，不要说你没有说过此话，就是说过也不能在此关键时刻乘人之危。

　　另外一个葛姓知青有些麻烦，因为他此时正好回昆明探亲，还有二十多天才会回来。当时政治运动一来，瞬息万变，很难预料二十多天以后的局面。如果到时候形势变得对我更不利，他即便心里愿意，恐怕也不见得会开口为我讲话。我决定事不宜迟，立刻给他往昆明写信，讲明事情的原委和请他替我做证。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位姓葛的昆明知青接到我的信以后，不仅连夜给营部政治处写信证明我的清白，而且没有等到探亲假用光就赶回来，亲自到连队的领导那里说明他根本没有听见我讲过那样荒唐的话。后来他告诉我，他的母亲在得知此事之后就向他言明厉害，说是只凭这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在这桩事情上绝对要救人一命，并且催他赶紧回来。

　　听说他主持公道，又听说有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我很感动。由于他的做证马排长到底支持不住，只好说自己大约是记错了，收回了他的举报。

　　但是他对我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说这种事情在他们昆明都是背对背的检举揭发，弄到当面对质，让大家都很难堪。我便告诉他，我们北京人搞运动也最讲究背后揭发，任何话从不放到桌面上谈。这次我也是没有办法，一来时间仓促，二来局面凶险，只好让他多担待些。也告诉他，此事不必多虑，以后运动有的是，不打不成交，大家还是朋友，凡事好商量。

　　由于他的“撤诉”，这个“反动言论”的案子似乎是有惊无险，大体上解决了。但我还是不敢大意，为了避免今后死灰复燃、节外生枝，我让两位做证的知青签字画押，给我一个书面的证明。他们也都爽快地答应了。拿着这些证明我去找到连队指导员，要求立刻将这些不实之词从我的档案里取出并销毁。

　　李指导员是从军队里面刚刚精简下来，分到我们农场来的。自从前些天听到马排长的举报，他就对我没有好脸色，如今见到马排长改了口，两位知青朋友做了否定的旁证，看来我真的没有说过诬蔑学习毛著的话，因此革命队伍里又重新增加了一位好同志，他也就眉开眼笑，一口应允了下来。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要求他跟我一起到营部去走一道，今天晚上就将揭发材料从我的档案中取走。他迟疑了一下说，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做结论，也没有任何材料装进档案，何必小题大做。但我告诉他，我可以肯定在政治处的公文里有我的材料，装进档案是早晚的事。他显得有些为难地说，现在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了，是否明天再去。我说，不是说“原则问题不过夜”么，这可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万一今天晚上团部有人来取公文，将我的材料带走，那又要多麻烦一道手续，所以万万不能过夜。

　　他被我缠得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只好随我走十几里的山路，摸黑到营部去。一路上，李指导员捂着肚子说，胃病，老毛病了，全是在越南战场被敌人断了粮道，一个多月喝臭水沟里的生水闹的。我赔着小心，一路接着他的各种话茬说个不停，还用手电筒仔细照亮他脚前的山路。

　　到了营部政治处唐干事的家中，他已经睡下了，但人家到底是原则性强，问清了原委，就将政治处保险箱的钥匙交给了李指导员，说是家里孩子生了病，休息不好，他就不陪我们去了，让李指导员全权做主。我们到了政治处的办公室，李指导员打开柜门，取出我的档案。不出所料，这项“起诉”的全部资料就放在我档案的上头，只等结论一做，立刻就可以塞进我的档案袋里。

　　说实在的，我很想看看那上面到底是如何检举我的，那只档案袋就像是我的政治灵魂存放处，然而我却从来都没有见过。可能是李指导员还是懂得本人与自己的档案绝对不能见面的铁定规章，他赶紧将那堆材料从保险柜中抽出，迅速点燃打火机，一边在我面前烧毁，一边嘴里还喃喃地说：“这回可全清了哟，不要再有思想包袱了哦。”

　　在回连队的山路上，李指导员多少有些埋怨地说，你们北京学生对政治可真是不依不饶，这点问题其实放到明天我来营部开会时顺便就可以给你办了，何必今天夜里两个人赶山路，多此一举。

　　我没有搭腔，虽说本来我也想告诉他，过去我也不是这么个斤斤计较的猥琐之徒，但是经过的事情太多，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丧了性命的也不是没有过，所以眼下也就不能免俗。我们一路无语走回连队已经是午夜过后的时分，几个平素与我要好的同伴都还在山路口等我，让我十分感动。

　　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李指导员是个不错的好人，也感谢几十年前他陪我来回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去销毁那份捕风捉影的检举材料。如今倘若李指导员有知，我仍然希望得到他的谅解，只是不知他的胃病如何了。

　　至于两位昆明知识青年倪姓朋友和葛姓朋友，当年我离开西双版纳走得实在匆忙，也没有想到一去就没有回头，临行前竟也没有辞行，至今四十年过去，想来总有些懊悔和歉意。

　　举报我的马排长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责怪，后来作为表现优秀的知识青年被保送到云南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现在大概学有所成了吧。

　　时过境迁，我早已离开西双版纳多年，如今对“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的感受就更加肤浅了。但我依然要说：对门合同志，当初我根本没有说过那些评头品足的话。

　　我不怪门合同志的话曾给我带来一番麻烦，因为那些话说的是他自己的体会，我尊重他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