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克金笔

　　我曾经有过一支“派克”牌自来水笔，北京人管自来水笔又叫钢笔。

　　如今说起钢笔，已经是太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或许已经很少有人再用它了，嫌它麻烦。但是在我小的时候，钢笔可是一样了不起的物件。中国人似乎对物质生活的概括能力特别强，每个时代都能举出几件具有标志性的大件东西，代表着人们所向往的幸福生活的目标。在我稍解世事之后就知道那时的标志是四件器物的组合，它们是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和缝纫机，似乎家中有了这四样东西离理想生活就不算太远了。后来还听说过有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之类其他物件的不同搭配顶替上去。另外我听母亲说到过，解放不久，她刚刚来到北京的时候，也曾有过代表幸福生活的四大件，这是指钢笔、皮鞋、暖水瓶和痰盂。由此看来，那个时候不但与知识有关的文具可以占个大件的地位，而且钢笔还是四件之首。现在的人，眼光要比那个时候高远得多，只把汽车、洋房之类挂在嘴边，如果听了我母亲那样的标准，大概都懒得笑话。

　　不过我完全相信母亲的话，记得当年我的大表姐在五十年代谈恋爱时，火候差不多了，便将她的男朋友引到我们家里来。表姐从小是由我的外婆照拂大的，当时外婆正住在我们家，表姐认为，事成之前总要把对象带给她老人家看了满意才算数。

　　事后表姐问外婆对男朋友的印象如何，外婆挺认真地想了一下说：“嗯，人不错。别看是个军人，还有点文化，我看见他的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哩。”

　　表姐听了，急切地分辩道：“看您说到哪里去了，人家正经真是个大学生呢。”

　　后来，表姐不小心将外婆的话过给她的对象听。那时候的人行事比现在的人要老实，她的对象一听马上就涨红了脸，一脸坦诚地交代说，这还是在他出门来我家之前，有个同事一再坚持要他在上衣口袋里插上一支钢笔。起先他不愿意，认为多此一举，没想到这么一来，还真给他带来一个“碰头彩”。

　　不久，大表姐和她的对象结婚了，紧跟着就是“反右”，表姐夫成了“右派”。他原来在解放军总参所属的一个什么单位里服务，因为他那两句建议军队也要重视知识分子发言的话，就被开除了军籍，下放到山西介休的农村去劳动改造。大表姐二话没说，放下她在部队三○一医院里的工作，跟着新婚的丈夫一道去了山西，而且一去就是二十多年。我想，这是不是多少也有他们谈恋爱的时候，表姐夫上衣口袋里插着的那支钢笔的魅力呢。

　　可见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那个年代虽然知识也是在一天天地走下坡路，越来越不值钱，但民间还是认为有文化无论如何应该算是个优点，不像后来，要么提倡越穷越光荣，三代讨口也成了炫耀的资本；要么摆阔讲排场，一切都看钞票的脸色行事。

　　我还记得著名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当年有个段子，说是可以从上衣口袋里钢笔的多寡判断一个人的文化程度：一支钢笔是小学生，两支钢笔是中学生，三支钢笔是大学生。那么要是插四支钢笔呢？捧哏的郭启儒先生问道。这时候只见侯先生不慌不忙地抖出一个包袱说，要是上衣口袋里插四支钢笔，那准保是修理钢笔的。

　　的确，因为当初钢笔是件大家相当看重的物件，所以也就自然而然生出维修钢笔的职业，这就是钢笔的修理技师。如今的人大概很多没有想到，原先竟然还有这样一门职业。其实我的老街坊鹏起四叔就是一辈子凭这门手艺吃饭，而且生活得还不太坏，可见当初的人是如何的爱惜钢笔，所以修理钢笔的生意才能红火，四叔也才能靠了这门手艺养活起一大家子人。

　　四叔没有上过什么学，不识什么字，但修理钢笔的手艺特别精到，自打日本人占领北平的时候他就到修笔铺里学手艺，后来在西单牌楼把口的拐角上自个儿开的钢笔修理铺里修笔。听说他见过许多名牌钢笔，也见过不少有好钢笔的文化人。解放后公私合营，他的铺子被合并到公主坟商场去了。

　　四叔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平素你不找他说话，他从不上赶着跟你搭腔。有时候在胡同里碰上了，他顶多满脸堆笑地打个招呼，问声“吃了没有”，然后就连忙走开了。我和四叔后来能多少搭上话，也是因为我的那支“派克”笔。

　　那支“派克”钢笔的故事是由母亲在上海时候的老朋友陈先生夫妇引起来的。听说陈先生原先有位朋友，在海外学成之后，响应政府的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回国的时候觉得搞社会主义无非就是大家有工做，大家有饭吃，没有考虑到其实最好还是要多攒些钱带回来。回国之后他学的专业在新中国并派不上什么用场，工作自然不好安排，太太又是个好讲排场的人，事事都要用钱，一时周转不灵，手头难免拮据。幸亏他们随身带回不少外洋的东西，可又拉不下面子到寄售行去变卖，就只好在朋友之间出让换钱来维持生活。陈先生有次去这个朋友家，看中了朋友的一套“派克”金笔，一个盒子里面装了两支，一大一小，都还是全新的。他问价，人家要他两百五十块。他嫌贵，可人家又不愿意拆散卖，于是陈先生就跑到我们家里来打商量，问是不是可以与我父亲合买，而且最好是父亲将那支大的买下，他买小的，因为他只是喜欢“派克”的牌子，实在是想收藏一支，并不在意握笔行书的感觉，这样在分摊上，根据笔的大小，他还希望可以再斟酌稍许少付一点。

　　那个年代，两百五十块钱可不算是个太小的数目，一个大学毕业生也就是五六十块钱的工资，在父执辈当中每月能挣到两百五十块这个数目的人并不多。如果是平常，父亲大约也很难与陈先生合作一回，可是那次是父亲刚好得到一笔稿费，正在和母亲商量如何派用场。所以陈先生来一提，父亲居然爽快地答应了。

　　事后他们是如何分摊买笔的钱，我全然不知道，但是我记得那次陈先生到我家将“派克”笔送来的时候，为了装钢笔的盒子，父亲和陈先生还推让了好久。最后父亲说，既是你只为收藏，那么盒子还是归你。我只是用钢笔来写字，用不到盒子。陈先生见父亲确是当真，自是再三道谢，欢天喜地地告辞了。

　　父亲当然也很喜欢这支新来的“派克”笔，几天都爱不释手，说毕竟是“派克”牌的金笔，写起字来圆润得很。后来父亲给我讲我最喜欢听的“福尔摩斯”，还告诉我说，那本侦探书就是用“派克”笔写出来的，以至于我很久都在设想，如若没有“派克”笔，柯南道尔的故事到底会不会同样引人入胜。

　　过了不久，似乎“派克”笔出了一点毛病，与父亲在文字上有些交往的邻居徐伯伯知道了就说，这样好的钢笔万万不要找不知深浅的人修理，一定要找个妥靠的师傅才行。父亲听了也以为然，因为父亲原先就知道四叔是位有经验的修笔师傅，尽管平素他与四叔也就是个点头之交，并不太过话，但是这次父亲还是冒昧地带着我，拜访了一趟四叔，向他讨教用笔的经验。

　　没有不透风的墙，等我们跨进四叔家的门，说明来意，四叔居然早就知道父亲新近得了一支派克金笔。等父亲将笔交在四叔手中，四叔就从他的抽屉里掏出来一块天鹅绒布，小心翼翼地在桌上铺开，然后将笔放在上面，随口问起父亲钢笔有什么毛病。父亲告诉四叔，其实毛病也不大，就是吸水不足，每次灌水写不了多少字就没有墨水了。四叔一面听，若有所思地不住点头，就像郎中问诊一样，一面娴熟地随手将钢笔上的构件一一旋转拆卸开来，有如庖丁解牛，一忽儿的工夫，一支钢笔已经变成了一堆精致的小零件。

　　听罢父亲的话，四叔在灯光下仔细端详钢笔储存墨水的笔囊，然后胸有成竹地说，我看笔没有什么大毛病，其实是您灌的墨水大概不行，另外您也没有经常清洗笔囊和笔槽，沉淀太多，时间久了，把走墨水的路堵塞住了，我给您清洗清洗就成。四叔说着，就捏起笔囊将钢笔浸在一杯水中，手指一收一放，果然原来还是清水的杯中马上污浊不堪，隐隐约约地还可以在杯底看到不少渣子。

　　清洗完毕，四叔将钢笔的各个部件又一一装好，用垫在笔下的天鹅绒布用力将笔杆与笔帽擦了一回，派克笔更显得锃光瓦亮。然后四叔从桌角拖过一个墨水瓶，一面将笔尖插进去灌墨水，一面嘱咐父亲说，好马配好鞍，好笔就要用好墨水，您最好就用这种“鸵鸟”牌的蓝黑墨水，其他的都不行。父亲这时恍然大悟，连声说，原来里面还有这样的道理。

　　灌好墨水，四叔又从桌子的抽屉里小心地拿出一个封皮已经包了好几层的小本子，不慌不忙地抬起眼笑着对父亲说，您今天到我这儿来也算是赏我一个面子，麻烦请您在这上边给我写几个字。说罢就将小本子和钢笔一起推到父亲的面前。

　　起先父亲还不明白四叔是何用意，有些踌躇，随手打开四叔递过来的本子翻看。看了几页，不禁将本子凑近了许多，有些吃惊地说，唉呀，你竟然收集了不少字迹，有的还真是些名人呢。

　　四叔笑笑说，这些都是过去我的那些主顾给写的。修好笔，顾客大凡都得试试，我就趁势弄了这么个本子，让人家随便给写两个字，虽说人家写的是什么，又有个什么讲究，我也不懂，但总归算是个念想。不过原先在西单把口，过来过往的净有些文化人，他们来我这儿修笔，给我写的虽说瞧不懂，但是我看得出来是两笔好字，如今搬到公主坟的商场去，在个旮旯里给人修笔，逛商场的大都不是这路人，所以我这个小本一直也就不带去了。说着说着，四叔似乎有些意兴阑珊的样子。

　　父亲听明白了，就爽快地在四叔的小本子上写了些什么，如今当然我对此全都记不得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四叔在看完父亲写好之后满意的笑容。事毕，四叔似乎又记起了什么，从父亲手中讨回来钢笔，拿出一面放大镜，把笔尖对着灯光看了许久，然后回头对父亲说，您大概是有写毛笔字的功夫，我发现写惯毛笔字的人都容易这样，写字有点太用劲，现在笔尖磨得狠了些，等再过一段，我给您点点儿金才好。父亲听了连忙谢了四叔的好意。

　　之后，四叔又跟父亲理论起他见过的派克笔来了。这时候，平常言语不多的四叔像是换了个人，嘴里的话音不断，父亲都很难插嘴，只是笑着望着四叔。四叔神采也飞扬了起来，说到过去哪个痛贬时政的报纸主笔用的是派克笔，哪个写京派小说在报上连载的文人用的也是派克笔。他们的笔谁的最好，谁的又差一些，以及后来这些人物的沉浮，这些派克笔的下落等等，他都记得起来。四叔还翻开他的那个小本子，一一检出该人的字迹，以证明他此言不虚。听他说起这些旧事，我觉得平素在胡同里并不起眼的四叔俨然成了一个能够细数前朝掌故的学问家。

　　听完四叔意犹未尽地说罢这许多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我们就告辞出来。一路上父亲都在感慨：人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今天算是见识了。

　　记得后来不久，四叔果然向父亲讨去派克笔将笔尖点了金，送回来的时候还说，上次他就注意了父亲用笔的角度，所以还特别在加工的时候格外关注了。父亲给他工钱，他执意不收，后来父亲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还了四叔这个人情我就记不得了。不过从此之后，我和四叔来往得也就勤了，而且特别愿意听他讲他们那一行里面的故事。

　　几年过后，我考上中学，这个学校在京城里算是过得去的，父亲知道了似乎比我还高兴，居然将他的那支派克金笔送给了我作为奖励。我把消息告诉了四叔，四叔也显得很高兴，说我是他见过使派克金笔年纪最小的人。他并且嘱咐我，今后我的派克笔出了毛病一定只交给他修理，说是现在的人不懂行，好笔也会让他们给修坏了。再说，派克笔如今也是越来越不多见了，坏一支就少一支，说话时那种黯然神色，就像是说起旧友的凋零。

　　但是没有多久，我就干了件使四叔伤心的蠢事：我把父亲送给我的派克笔弄丢了。

　　原因是我家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的衣服很紧缺。听了我这话的人，如果没有切身体会是不会懂得其中道理的。那个时候，买纺织品都需要有布票。家中有几个孩子的家庭，大孩子的衣服穿不下了，传给下一个穿，几个孩子的布票加起来总可以每年轮换做套新衣服，可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虽说经济负担轻一些，但要等布票攒足了才能做件新衣服，其实反倒更困难。

　　于是，即使好不容易攒够了布票给我做套新衣服，母亲却舍不得买新布做我的衣兜，总是用从旧衣裳上拆下来的旧布凑合。裁缝铺的师傅嫌麻烦，当然不乐意，但缠不过母亲，只好将就着用。这样的新衣服，旁人看不出，可是我心里明白，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口袋，因为已经是从破衣服上挖下来的残余部分，没有几天准会磨破，一不小心就会将装在里面的东西悉数丢光。

　　那天就是下午在学校做完作业，忙着去操场踢球，随手将钢笔塞进裤口袋，等我回到家才发现，父亲刚刚送给我不久的派克笔从裤口袋的破口处掉了出去。第二天早上我连忙赶到学校，在操场上走了十几个来回也没有发现我的派克笔，只好晚上等父亲回来哭丧着脸告诉了他。

　　父亲听了却没有说什么，说是既然丢了也就说明没有这个缘分，还是去用你原来的钢笔吧。那是一支普通的铱金笔，不过对我来说，用时感觉不出有多少差别，只是觉得辜负了父亲原先的一番好意。

　　反倒是几天之后见到四叔，他向我问起派克笔，我照实说了这桩倒霉事，他跳脚大声埋怨起我来，说是怎么可以将派克笔丢掉了呢，四叔甚至觉得，我的父母居然允许我将派克笔带到学校去都是太掉以轻心了。说着还双手插腰，脑袋大不以为然地晃来晃去。

　　接着他将我引到他的房间里，嘴里还一直不住地念叨“坏一支就少一支，丢一支就少一支”这样的话。说罢又拿出上次他给父亲和我看过的那个小本子，翻到父亲曾经用派克笔写下几行字的那一页，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给写上，这支笔让你给弄丢了！”看得出，四叔眼睛里分明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神色。

　　从那以后，我一直记得这个教训，从不用什么贵重的钢笔，真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个福分，恐怕暴殄天物。许多年以后，在台湾与我们断绝音信几十年的大表哥得知我还算好学上进，于是送了一盒也是两支一套的瑞士名笔给我。我在笔店里看过，知道那不是我这样的人应该用的，所以一直收在柜子里。直到现在我还是对裤兜的质量格外用心，每次裤子穿上身，我总是要首先摸摸裤子口袋有没有破孔。好在如今时代前进了，裤兜用的都是新布，一般不会在裤子穿烂之前坏掉，所以我还比较放心。

　　上次从波士顿回北京，见到儿时的邻居同伴国栋，四叔是他家长房的亲堂叔，于是我就问起四叔的境况。从他的嘴里得知四叔早就退休了，人老了，话反倒比年轻的时候多，总是说些“点金”、“磨尖”之类修理钢笔的行话，要不就是说起他当年见到过的文化人。然而做小辈的里头没有人知道他说起的那些旧人，也没有人听得懂他说起的那些旧事，于是也就没有人耐烦听他多说。可他没事总还是一个人坐在当街门口，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

　　我听了之后就跟国栋说，其实我倒愿意见四叔一面，再听听他对派克金笔的见解，再听听他对那个年代的记忆。

　　因为记得那个年代，并且愿意说起那个年代的人毕竟已经不多了。

　　诫器

　　我家曾经有一把还算讲究的白瓷茶壶，那是我上小学之后不久，父亲出差到江西，特意从南昌直接寄回家里来的。

　　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出差到外地。平素父亲出差，总要随身带些小东小西的玩意儿回来，特别是瓷器。记得家里有过一件《水浒传》里面的鲁智深抱着个酒坛子醉打山门的瓷像，就是父亲置许多其他江南的特产吃食于不顾，而专门把它小心翼翼带回北京来的。瓷像大约有一尺多高，鲁智深一只脚抬起，另外一只脚支撑着全身，张着大嘴，脸上的表情甚是愤怒，手中的酒坛像是随时就要扔出去的架势。母亲为此一直埋怨父亲不会买东西，说是家里摆着这么个凶神恶煞的和尚实在不像个样子。“文化大革命”中来抄家的时候，造反派发现鲁智深的肚子特别大，怀疑里面藏有反动文件，一定要拿回去研究。后来家破人亡，我们也就懒得再问起鲁智深的下落。当然，反动文件终于也没有能够找到，否则我家其后的命运肯定还会更加糟糕一些。

　　可那把并不大起眼的茶壶，父亲不是像鲁智深那样随身带回，而是他人还在出差途中，东西则直接从邮局寄回北京来的。茶壶本身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只是壶身上有父亲的字迹，一边是唐朝诗人王昌龄的句子“一片冰心在玉壶”，另外一侧则是父亲题记送给我和母亲，并记下了一点他在南昌的行止和感受。文字如今我已经全然忘记了，只是记得最后是“江西南昌，一九五七年，某月某日”。后来父亲曾经对我讲过，当年江西烧制瓷器十分普遍，而且为了招徕生意，商家还会替顾客，或是让顾客自己写些留念的文字，然后将它烧在瓷器上，作为一项特别的服务。父亲的字原本就不坏，尤其是行草，早年学的是钱南园的那一路，烧在洁白晶莹的茶壶上尤其显得好看。

　　这把茶壶在家里用了许久，也特别得到父亲的钟爱，每逢家里来了客人，喝茶的时候都会用这把茶壶泡茶。客人看见茶壶上父亲的笔迹，有时还会发生一点兴趣，不免问起来历。如果是生客，父亲当然会支吾其词，顾左右而言他，但如果是朋友，父亲这个时候就会说起一些当年的往事。

　　记得那次是在邮电学院当教授的沈伯伯来看父亲，看见茶壶上的字迹好奇，便随口问起。父亲说，这是“反右”斗争时买的，说来也还算是有一段缘由。

　　原来刚刚开始“鸣放”的时候，组织上力劝大家给党提意见。父亲平素最怕得罪人，就是有人向他借了钱，他还总怕别人心里惦记着还钱而有意躲着人家。如今要给政府提意见，这就比怕借钱人为难还让人不好意思，所以父亲还是能躲且躲。但这总不是个法子，于是他就借故说到省里面去了解情况，退避三舍。

　　等他回来，大家提的意见也差不多了，上面已开始收拾那些口没遮拦的人。平心而论，那时候到底比“文化大革命”还讲一点道理，父亲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当然不能勉强纳入其列。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是碰到了难题，因为上面又反过头来要求大家给这些说“错话”的人提意见。父亲既不愿意得罪上面，同样也不愿意得罪朝夕相处的同事，于是他就又借故出差到南方去了。不过至今我都还是觉得有些蹊跷，不明白当年父亲是如何三番五次寻到出差借口，而且那是在关键的时刻出走。

　　后来还是听了许多当年“反右”斗争的故事才晓得情况并非完全不可能。例如母亲他们出版社有个姓渠的科长，是老开明书店的，还是“民进”的成员，提意见的时候正在外地出差，听说要大鸣大放，连夜赶回北京，提了一大堆“意见”，于是当了“右派”。后来我到考古所读书，曾经问起当年陈梦家先生是怎么当的“右派”，所里的老同志们私下告诉我，陈先生也是在洛阳考古发掘工地听说要“鸣放”了，就赶紧回北京在报纸上讲了一通他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最终当了“右派”。这样的故事听多了，我就觉得，当初从外地争着赶回北京提意见的人可能不少，而在这个时候反倒执意要向外地跑的人一定不多。另外，父亲大约也还可以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总归当时他是好歹离开了北京的是非圈子。

　　父亲告诉沈伯伯，这把茶壶就是他这次出去躲“批判右派”的时候，途经南昌时买的。

　　父亲还说，那次出差不知道运动会搞多久，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在路上走走停停，大约就耽搁了个把两个月。他从来没有离家那么久，思家心切，到了南昌的街头，偶然看到有个商家可以由客人写字烧在瓷器上，他兴致一来，就买了这把茶壶，并且题了几行字在上面。可是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好打道回京，于是索性就将茶壶先从邮局寄回家中。

　　沈伯伯听了，会意地笑了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你是一言不发啊！”说罢，他像是又想起来什么，接着说道：“你听说过他们北京人还有一句俗话么，叫作‘茶壶里煮饺子，心中有数’，你是不是也取这个意思啊？”

　　父亲连忙解释说，当时心中真是没数，要是知道原来却是这么一番究竟，他也绝对不敢躲出去的。

　　沈伯伯点头道：“这话不假。你那次躲出去，的确也算不得是万全之策，我们学院那边许多‘右派’就是趁本人不在的时候定的案。等人回来，已经是铁案难翻了。”

　　父亲听了，也不免一面摇头，一面连呼：“是的！是的！好险！好险！”记得父亲还跟沈伯伯说，当年在茶壶上幸好写了题记和日子，这样每次看到茶壶上的文字就会记起一九五七年的旧事，心中能够多少存些警诫之心。所以这把茶壶也算是买得好，如今不妨就把它称做“诫器”，放在身边时时提醒自己。

　　沈伯伯的这次来访大约是在“反右”斗争过去好一段时间以后了，但是父亲和沈伯伯二人脸上都还有一丝谈虎色变的神色。我虽然似懂非懂，但多少感觉得出来，往日在学校里偶或听到的“右派”一词看来绝非儿戏，父亲躲过“反右”斗争的那次大劫也实属不易。人是经一事才能长一智，因为我的父母都没有当过“右派”，我是很晚才懂得“右派”的意思。

　　或许因为我不是“左撇子”，而且我的左手无论在力量和灵活上都大不如右手，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竟然认为“右派”就是右手好使，而“左派”就是“左撇子”，并且由此而生出一种错觉，觉得“右派”到底应该比“左派”高明。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正是“反右”斗争过后不久，有个同学突然莫名其妙地问我：“你觉得‘左派’好，还是‘右派’好？”我竟懵懵懂懂地答道：“我觉得‘右派’好。”

　　当初的我真是不清楚当个“右派”有什么坏处，直到几年之后，听说曾经送给我一些漫画的蔡叔叔也成了“右派”，被押送到北大荒劳改，就死在那里，这时我才知道当“右派”弄不好是要搭上身家性命的。蔡叔叔原来是父亲的同事，过去一同看戏的时候，他就会随手画一些剧中人物的身段和场面，画完以后，如果我向他要，他就会爽快地送给我。我还记得其中有《打棍出箱》、《三不愿意》和《贺后骂殿》几幅是我特别喜欢的。后来听说蔡叔叔死在劳改的地方，连尸首也找不到了，我就格外用心收藏起他送给我的漫画和速写。父亲曾经多次称赞蔡叔叔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也时常叹息蔡叔叔的运命不济，说是他家里还有四五个孩子和年迈的父母要养活，全靠他妻子在工厂里做工挣的一点菲薄的薪水。

　　当了“右派”，不但自己倒霉，家里人也要跟着受罪，这是到四年级之后我在学校里遇到了一件事才多少有了一点体会，这时离“反右”已经过去好几个年头了。

　　当时学校刚刚在南楼前安装了一套课间休息的玩具，其中有一排崭新的滚筒特别得到同学们的喜爱，所以下课之后，大家都是争先恐后地抢占。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排队玩滚筒，正在上面蹬滚筒的是一个我还算熟悉的同学，姓柳。这时另外一个平素很霸道的同学走过来，立刻就要上去玩，其他的同学不答应，这个柳姓同学当然更是不依，于是发生了争吵，大家都站在柳姓同学的一边。

　　这时只见这个后来的同学喷出一句：“神气什么？！哼！以为你爸爸还是副部长么？！当我不知道？他是‘右派’！”

　　这时只见那个柳姓同学，刚才还是精气神十足的样子，准备与对方争个高下，但听了这话便顿时折了锐气，满脸涨得通红，慢慢放开紧紧攥住铁杠的双手，从滚筒上下来，将位子乖乖地拱手让给对方。而那个出言不逊的同学竟也理直气壮地爬上扶杆，不屑地扫了他一眼。更令人奇怪的是，周围的同学仿佛也觉得合情合理，默不作声。

　　我当时不懂为何这话竟有如此魔力，但是看见那个势头也就吓得噤了声，打抱不平之心早已丢到爪哇国去了。我在心中推想，这“右派”一定相当不好，连子孙都要被人欺负。后来才知道，这个柳姓同学的父亲原来是教育部的一个副部长。

　　一晃许多年过去，我的父亲也死在“文革”中，母亲总觉得这口气难以下咽，一九七三年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就到处找人联络，希望能够多打探到一点点消息，以便申诉翻案。因为母亲在干校时和柳家太太有几面之缘，或许母亲想到，一来柳家先生也是死在“文化大革命”中，两家多少有些同病相怜吧；二来柳家太太和其时还算走红的郭沫若先生的太太是亲姐妹，想必能够多知道一些情况。当时也是慌不择路，有一次我和母亲就到过柳家。其实就当时的政局而言，柳家太太也是一筹莫展，母亲一厢情愿的希望当然完全落空。那天我陪母亲去时她事先并没有告诉我这次是到柳家，直到过了教育部所在的郑王府，进了屯绢胡同才跟我说起。我听了之后便有些后悔，觉得今天实在不该来，如果在她家真的碰见小学同学，而他又还记得当年在小学南楼前滚筒旁的那桩旧事，我就会因为当初没有仗义执言而无地自容。或许他已经记不得我，但我心中总免不了有一分愧疚之情。

　　人生到底很难左右自己的命运，我总算是经历了人世的沧桑和艰辛，不过如今想来，还是应该感谢父亲在“反右”当中买的那把茶壶，它时时在提醒着父亲为人谨慎小心，从而使得我的家庭变故推迟了十二年，让我在少年时代多少享受了一段快活无忧的日子。当然，那把茶壶作为“诫器”最终并没有能够让我家趋吉避凶，躲过“文化大革命”的一劫，这也是后话了。

　　事有凑巧，七十年代中我从云南回到京城以后，有次到朋友阿城家便饭，看见他家餐桌上舀汤的瓷匙其大无比，匙面总有碗口大小。于是我就对朋友说，瓷匙这样大，实在太容易打碎，不如换个小些的，或者索性用把铁勺。他听罢，或许是不经意，或许也是早已习以为常，便顺口告诉我，这还是他父亲在“反右”斗争以后特意买来的，用以告诫家人从此以后做人行事总要时时小心才是。

　　我不敢肯定：是否每家其实都有一件这样的“诫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