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能吾得”——兼忆京城的“委托行”

　　我起小不喜欢逛商店，但委托行除外。这逛委托行的毛病还是冬舅给惯出来的。

　　冬舅是母亲的哥哥，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的国防部给张治中将军当秘书，国共打内战时又在老家长沙给省主席程潜作幕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本事没学会，喜欢排场的毛病却添了一身。尽管他的才学不错，人也算是风流倜傥，可是刚刚三十岁出头的人，政权易色，一下子就断了他的仕途。好在凭着他随从程潜、陈明仁一同倒戈纳降，算是起义人员，历次大小运动只要是唯唯是从，俯首贴耳，总能化险为夷，当然，往日的荣华风光是再也没有指望的了。

　　不过早年养成的毛病不好改，冬舅还是好讲究，只是在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讲究起来并不容易。裹高级点心的包装纸过一个星期不打开油都透不出来，蓝制服最大的区别仅在于八号甲还是七号乙，也就是尺寸长点短点，肥点瘦点。要是毛料的，那就得等攒够了工业券才成。可暖壶、凉席、钢精锅、洗脸盆，样样东西都等着工业券才能买。记得有一年我跟着父母去参加朋友家的婚礼，得了几块“奶油太妃”，当时舍不得吃，拿回家打开一看，里面却是没有包装纸的水果糖，即俗称的“裸体糖”。原来是人家好面子，才在外面裹上一张老糖纸装个样子。

　　冬舅又好吃，薪水月初发过，下了几次馆子，撑到月底就很吃力了，更别提在家里置办点什么像样的东西。可冬舅也有他的主意，没法大讲究就小讲究，没钱买新的就买旧的，但款式品牌是一定要高级入流。“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他的法子就是到委托行淘换旧货。有时他会兴冲冲地不期而至，指着刚刚穿上却不大合身的呢裤，说这可是欧洲的百年名牌。或者在三洋委托行看到一顶礼帽，说是和好莱坞明星戴的一模一样，只可惜这个月又没有钱了。

　　我家和冬舅家走动得并不勤，只记得有一次他突然兴致勃勃地跑到我家，一定让我们去他家看看新近买来的留声机，说是美国胜利公司的出品。据委托行的伙计介绍，这还是住在交民巷一家洋行的外籍职员要被轰回国去，不得已才出手的。于是我们全家都去了，看到的是座有餐桌大小，齐胸高的木箱，四周还雕了花。打开上面的盖子，里面可以一口气放上一摞七十八转的胶版唱片，然后自动换片，连续放唱。揭开底板，里面是一个有洗澡盆大小的黄铜喇叭，音质确实不能算坏，原来靠的就是这只喇叭的共鸣。只是看得出来，这台唱机真是有些年头了，周边拐角都留下斑驳的磨痕。

　　母亲问了价钱忍不住说道：用这些钱可以买两三台崭新的国产唱机了，而且还不用占这么大的地方。冬舅却不屑地说，我这个人从来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母亲知道，就这种话题和冬舅是永远扯不清所以然来的，便没有再搭话，但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冬伢子就是喜欢这些‘洋盘’”。

　　多少年之后，文革抄家。听冬舅说，“红卫兵”也到他家里来过，可他们听说当年湖南省官民起义的文告是出冬舅之手（这桩事他常挂在嘴边，就象是小旋风柴进手里的护身铁券丹书，也不知救过他多少次性命），又看见墙上满是冬舅龙飞凤舞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再说这只唱机的木箱奇大无比，冬舅解释当年是卸掉房门才搬进来，“红卫兵”居然也就做罢了。只是冬舅平素喜欢听莱哈尔的《金与银圆舞曲》和斯特劳斯的《春之声》，这时当然不能再放了，语录歌他又懒得听，所以在我从云南插队回京之后再见到那座唱机的时候，冬舅已经多日没有打开过盖子，上面乱七八糟地堆着杂物。冬舅自嘲说，现在就当它是座壁炉，在前面放张摇椅，躺在上面，吸根雪茄烟，读本侦探小说，也象是英国绅士了。

　　冬舅喜欢逛委托行，每次到我家来，必要顺路去一趟宣内大街的中昌，有时还要带我去。

　　中昌委托行在宣内大街路西，靠西单路口往南不远。委托行又叫旧货店，原本并不是一个什么显眼的行当，京城里全部也不过是有数的那么几家。除了宣武门里的中昌之外，原先东单南口的三洋，王府井路西、隆福寺里和菜市口路北还各有一家，剩下的一些委托行规模都比较小，不能单成买卖，多附属于另外的百货商店，象新北京的五棵松，安定门外和平里的商场里头就有这样的小门市，而且年头和名气都要短得多。委托行正式名称应该是信托商店，就是用钱孔急，或是要拿家中多余什物变现的买卖。早年京城里还有当铺，可我没有见过，只是在上房李家吃饭的小方桌底板上看到过一个大大的“当”字。我问母亲，母亲悄悄告诉我，那肯定是原先当铺外面的木匾招牌，解放后取消了当铺，李家就用它来改成小饭桌的桌面。另外原来还有一种沿街收旧货的，用扁担挑一副竹筐，敲个核桃大小的小扁鼓，吆喝起来用手护着耳朵，像是能扩大音量似的，声音高亢悠长，俗称“打小鼓的”。他们将收购来的东西再转手卖给旧货店，收取其中的差价。这路“打小鼓的”我幼年时还见过，但很快，随着“三反五反”和“公私合营”的运动，他们就销声匿迹了。所以，文革前那十几二十年里，京城民间里上得台面，以物换钱的买卖就只有委托行这样一个渠道了。当然，“捡破烂的”常去的废品收购站不在此论。文化革命里面各路人马开打之后，革命派认为信托商店的名称仍然还有资产阶级或者旧社会的味道，将这类商店的名称改作“日用品调剂商店”，就像旧书店后来都叫“中国书店”一样。那时候，凡是和“旧”沾边的事情都不好。

　　可是委托行卖的就是旧货。小时候跟着父母上街到东单，或者西单，从中昌或者三洋的门口路过，看见橱窗里的商品似乎不成系列，杂七杂八的，什么都有，全是市面上很难见到的货色。貂皮大衣、铜头拐杖、柯达相机、派克金笔，在在都让人联想起资产阶级，真不知道出手的是些什么人。我总是好奇地往里面张望，父母却从来不带我进去，这样就更平添了几分神秘。于是每次和冬舅去逛过委托行也就比跟父母上街显得兴奋。冬舅认为这是我把他引为同道，很得意地对母亲说：“都说‘外甥象舅’么，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可是冬舅走后，母亲却对此大不以为然。

　　父亲其实也喜欢旧东西，偶然到琉璃厂，但大多只是看，并不买。更多的是去旧书店，而且要买。每次上街，母亲去看时新百货，父亲便总是一头钻进旧书店，说是等一下来找母亲。可次次又让母亲久等，回家之后彼此埋怨的话一大堆，说是下次再也不一起出去了。

　　冬舅的旧学底子其实很好，但他从来没有带我逛过旧书店。我问他为什么总去委托行，可不去旧书店。他对我调侃自己说，你父亲在调剂精神，我在调剂物质。你父亲大概是想从精神变物质，我可是想从物质变精神。

　　在委托行里，看见冬舅兴趣盎然地和伙计们高谈阔论，我虽然不全懂，但也知道了一点皮毛。原来委托行里的买卖分两种，一种是寄售，一种是出卖。前者价钱稍高，有时卖主甚至可以自报价格，当然委托行会随行就市，提供建议。如果是寄售，货物要到卖出之后才能得到货款，委托行则从中赚取佣金。后者则是卖主需钱孔急，将物品索性卖断给委托行，立刻拿钱。当然，这样价钱要比寄售低不少，此后货款两清，委托行可以自行定价，售出后利润全归委托行。无论是上述哪种办法，都有定价的伸缩余地。除此之外，在前面柜台上的主顾也可以和伙计讨价还价。这和其它的国营商店有所不同，在那些商店里，要是顾客爱挑三捡四，刚把手在货品上碰了一下，售货员就会粗声大气地吼道：“你给我放下！好的你都给挑走了，剩下的卖给谁？你这不是成心要破坏国家财产么！”这话说得倒是也对，货物不属于哪家卖主，而都是国家的。要是把话提到破坏国家财产的高度，一般人都会立刻吓得住手。可委托行的货物不同，是私人的，顾客的胆子也就大了许多，往往会要求伙计给打个折扣。伙计为了表示自己立场的超然，往往会摊开两手，上下摇晃着说：“我们的买卖是双手托两家，一边是买主，一边是卖主，谁也不能吃亏。”不过碰到老主顾，或是难缠的顾客，碍着面子，也还有让价的余地，这时候伙计就会说：“行，行，你等等，让我进去问问。”过一会儿从里边打个转身回来，或是满面春风地说：“就是这个价了，您看着好就交钱罢”；或是一脸丧气地说：“后面领导说不成，您再给还个价罢。”当时市场上的物价，特别是公私合营之后，无论白糖还是面粉，也无论棉衣还是皮袄，全城都是一个价，如同舆论一样，讲求一律，委托行作买卖的法子不能不说是“旧社会”仅存的残余迹象。对于我这个从小生活在红旗下的孩子来说，即便是在菜市场买几斤西红柿，倘若不是烂得不行只得贱价处理之外，从来没有见过二价，所以看见委托行里进进出出的人们行为做事不同一般，反倒倍感新奇。冬舅就挤在这样的人群里说三道四，一脸的兴致。

　　长大了之后我才懂得，在我刚刚出生之前，这个社会曾经有过翻天覆地的变化，穷人变成富人，富人变成穷人，仍然还是有穷富的差别，只是就每个人而言境遇不同罢了。穷人变富，事情当然好办；如果富人变穷，就只好靠典当旧物过活，这也是委托行里的货色为何不同于国营商店里的商品，显得稀奇古怪的道理。可惜我家解放前既不穷，解放后也不阔，父母生活上从来都是无可无不可，更不愿意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家中只有一点生活必需的用品，既没有什么可以卖给委托行，也从未觉得要从委托行里添置什么。于是乎，委托行这面折射社会变迁的镜子，我到很晚才懂得其中的道理，错过了从委托行里观察社会的机会。

　　到了文化革命，我家也终于象解放之后历次运动倒了霉的家庭一样，不得不和委托行打交道。那时，父亲的工资停发，家中的存款冻结，只好翻箱倒柜地找些能值两个钱的东西变卖，这时候我才体会出世态炎凉的味道。只是我家并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卖，连自己都看不上眼的几件东西，还被造反派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证据如获至宝地拿走了。

　　如今我只记得拿过父亲的一块“奥米茄”手表到中昌去卖。当时中昌的伙计还告诉过我，只有三种表是一级，而其中又只有“劳力士”才能打败我的“奥米茄”。可是当时我家急需将手表换出钱来度日，对他的评论我并没有往心里去。还是好多年以后我在德国读书，在科隆大学的一次学生会活动上，碰到社科院法学所的老刘，他亮出手腕上金光闪闪的“奥米茄”，又重提这段手表高下之分的话题，并且对我于此道的懵然无知表示出莫大的怜惜之情，这才让我想起旧事，发现中昌的伙计与法学所的高级研究人员看法竟是如出一辙，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到了后来，我要插队，母亲要下干校，整个家彻底拆散，所有东西，从桌椅板凳到书柜木箱统统卖给了中昌。那个时候，整个北京城都在扫地出门，清理门户，中昌当然也就老实不客气地狠狠地压价。由此我对家中发生变故时中昌的做法多少心存了一些芥蒂，两年多之后我从云南农场回到京城，虽然也有数次从中昌门口路过，却总也没有兴致踏进它的门槛。再说这时我和母亲已经搬离头发胡同，寄居在景山东街的出版社大院里，此后我在京城逛的大多是隆福寺里和东单三洋两家委托行。

　　虽然我离京返京前后只不过是两三年的事，可此后的时局有了很大的变化。自从接班人林彪摔死和尼克松访华之后，尽管政府里头依旧打得不亦乐乎，但民间百姓大都慢慢知道了一些外洋的情况，对原先故作深恶痛绝状的资产阶级反而情有独钟。要是手上能有几件刻着洋文商标的玩意儿，嘴里还能冒出几句洋文，那是最时髦不过的，也最让人瞧得起。就像文革初起时，袖章上倘若印的是“×××思想红卫兵”那就比一般的“红卫兵”更高人一等，如果是雇农出身，绝对比贫农出身又要荣耀许多。在文化革命后扑面而来的抄家、下放等一而再、再而三的运动里，原先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稀罕物件或是强取豪夺，化公为私，或是家道中落，变卖为生，都流落到委托行的柜台里面。到了这个时候，为了追逐时髦，委托行竟渐成“前卫”人士光顾的去处。

　　记得有一回在和平里的委托行里，我看到几个穿戴还算讲究的中年妇人结伙到委托行里淘旧——那个时候所谓的讲究无非是从西式小开领里翻出个白衬衫，脚上的皮凉鞋是从后面系袢而已，但欲掩欲显的苦心修饰还是能够让人心领神会。她们站在柜台前久久注视着一架老式电唱机，小声地议论。我偷眼看去，上面的商标分明是德国的老牌“格龙地希”。其中一个妇人不免有些得意地说：“要是我家的老头子在这儿就好了，他肯定知道这是哪国货。不过据我看，像是美国造。”旁边的女伴都连声附和说：“那是，那是当然，你们家老头子会好几国外文呢。”话音未落，先头说话的那个妇人赶紧用眼睛的余光环顾左右，神采飞扬地打量周围到底有多少人听见了女伴们这句由衷的奉承话。要知道，那时候电台里刚刚开始播送陈琳的英语第一册，最脍炙人口的洋文句子就是“Thankyou”和“GoodBye”，而许国璋先生还根本默默无闻。

　　在那个与外界多年封闭的年代，真正懂行的专家不是死了，就是关了起来，剩下的几乎只有委托行里的伙计能够七齐八不齐地知道一点残缺不全的皮毛。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也由不得你不信。所以旧日由冬舅培养起来的兴趣旧情复燃，我没事总喜欢到委托行的柜台前面站站，听听老师傅们的信口开河，多少增长一点并非笃定正确的知识。而委托行里的伙计也紧跟社会上的步调，原先埋藏在内心对洋货的崇拜也迫不及待地显露了出来。

　　有次我到东单路口的三洋委托行，柜台上正有一桩小提琴的买卖。买主是个青年人，那个时候虽然也批“无标题音乐”——凡是只标明作品第几号，而不说明具体内容的，大批判统统要批——但西洋音乐已经铁定成了“前卫”，尽管都是古典音乐。那个青年人大概是个初学的生手，尚不摸门径，嗫嚅着小声问伙计道：“师傅，这琴您看值么？”只见伙计当仁不让，胸有成竹地弯起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使劲敲着提琴的背板说：“听听，听听”，然后翻过面板这边来，指着从音孔里透出来里面的商标骄傲地说：“看看，看看，这是铃木，铃木的啊，你见过铃木么？”起初我看这位伙计咄咄逼人，象是个行家，正想听听他下文是不是要说到铃木政吉和铃木镇一父子的旧事，可听到后来才终于明白，原来他是把日本人的姓氏当成造提琴的木质材料了。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逛委托行的兴致，在那里可以听到许多杂七杂八，似是而非的谈论，丰富着我对社会的认识。在民间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的遗孑一扫而空的年代，惟有委托行能将物质文明的遗孑展现给世人。委托行和旧书店一样，一堆旧物反倒成了那个非常年月里开风气之先的窗口。委托行的伙计也和旧书店里的伙计一样，一时间成了我们这些渴望知道外界的青年人心仪的人物。记得那时我一直对这份职业羡慕不已，曾经梦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和逛旧书店一样，逛委托行成了我到故宫上班之前那几年游手好闲的主要社会活动，等待着看不见希望的希望。

　　不过委托行逛归逛，只是我回到京城好几年都没有工作，全靠母亲在干校发的工资接济，并没有钱买。按照洋人的说法，这叫作“橱窗购物”（WindowShopping）,就是光过眼瘾，不掏钱。

　　不过有一次除外，那是我在隆福寺委托行里买到一台“安能吾得”（UNDERWOOD）牌的德文打字机。

　　说到打字机，我最早的记忆是父亲有次大约是什么事情要打几页外文，就从他的朋友许伯伯家中借来一台UNDERWOOD牌的打字机。那个时候我大约只有六七岁的光景，见了这个奇怪的玩意儿十分好奇，就趁父亲不在的时候赶紧在上面胡敲乱打，可是因为卷纸轴上没有装纸，打印带滚到了头，卡在那里也没有换方向，最后还把打印带也揪了出来，而且一不小心把它缠到了换行把手上。打印带是父亲刚刚买来换上的，里面的油墨特别足，结果搞得打印机上沾满了油墨。结果当然是惹得父亲生了气，而且让他花了好长时间擦拭干净才好意思还给许伯伯。

　　事后父亲很羡慕许伯伯有这样一台得心应手的外文打字机，听说还是许伯伯在临解放之前到瑞士参加万国邮盟会议的时候买的。据说价钱不菲，许伯伯也是省了许多额外开销才买得起。我问父亲这叫什么东西，父亲灵机一动，将UNDERWOOD转换成近似的中文发音，说这个奇怪的机器名叫“安能吾得”，并且告诉我，说成现在的意思就是“如何才能让我得到”。

　　当然，后来的政治形势一日紧似一日，渐渐的，既没有什么外文图书可看，更没有什么外文要打，父亲对打字机的兴趣也就日减，后来在家中从来没有人再提起过什么打字机，我连打字机的样子也都朦朦胧胧地逐渐忘掉，只是记得父亲说过有一种叫作“如何才能让我得到”的机器，而且名字令我百思不解。

　　这天百无聊赖之中，我又到东四隆福寺街里的旧书店里翻书，早已被大家翻得书角破烂的那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实在没有看头，于是我就出了书店的大门，信步走进隆福寺市场后身的委托行里。

　　大约委托行的伙计早就看着我眼熟，也知道我是个根本不买东西，只是“过眼瘾”的看客，所以扫了一眼，并不上前照应，只管和眼前的一位风韵犹存的妇人搭着腔。那妇人果然也见得一些世面，嘴上只管吹开去，也许是说给对面委托行的师傅听，可也许是要说给周围的顾客听。

　　耳朵里耐烦着这些无趣的大话，我就在柜台内外打量着新到的物什。这时我斜眼望见货架上新添了两架机器，形状使我一下想起了幼年时候父亲曾经从许伯伯家借来的外文打字机。但是多年未见，我也不敢肯定是否应该叫它打字机，这时候突然想起父亲告诉我的话，当初他是把它叫作“安能吾得”，心想这总归没错，于是等那口若悬河的妇人稍有间歇，我赶忙对老师傅讲：“那是‘安能吾得’么？”说罢连我自己都听得出来话音里面的踌躇不决。

　　没有想到，声音虽然嗫嚅不清，却使老师傅为之一惊，不免转过头来对我另眼相看：“哟，你还知道这打字机的牌号呢！那我一定得让你瞧瞧。”

　　老师傅一副“货要卖与识家”的架式，将打字机从货架上抬了下来。看来很重，我便有些后悔，觉得不该多嘴。但为时已晚，他已经将打字机搬上了柜台。

　　我有些惶恐，但想这正是个开眼的好机会，看见打字机档板上的商标“UNDERWOOD”，心中这才终于明白，当初原来是父亲信口开河，将它叫作“安能吾得”，不免会心的一笑。

　　老师傅看我笑了起来，还以为我是个内行，看到了好货。他也就不甘居人后，连忙对我卖弄起来：“别看你岁数不大，可一看就知道是个行家。你看看，这是真正‘盎德伍德’五型的，‘回跳’、‘制表’都有，还有‘换带’键，绝对错不了，这种五型机器三十多年卖了上百万台呢！”

　　“德国人瓦格纳发明的，人家德国人就是厉害呀！”说到这儿，师傅似乎觉得有些语失，赶紧闭了嘴，眼睛还朝四下里望望。

　　听到老师傅说到这里，我还真是动了心，那时候我正读着些德文，“安能吾得”，“安能吾得”，这不是就让我得着了吗？老师傅是个精明的买卖人，一看我的表情似乎就知道下文，伸出五个指头对我说：“五块钱，有没有？有，这就是你的。”然后又小声地凑在我耳朵边上说：“这都是当年红卫兵抄家弄来的，他们不懂。要不介，别说五块，就是五十块也不能卖给你哇！”

　　五块钱一台的‘盎德伍德’五型打字机真不能算贵，心中一喜，可又是一忧。说老实话，兜里正有五块钱，那是母亲在干校一再来信嘱咐，每月要留下买煤的钱，不然吃不上热饭，身体会坏掉。

　　看见师傅一脸的期待，其实我知道他倒不是多么盼着将打字机推销出去，而是希望他自己没有看错一个识货的行家。我不能让他看扁，狠狠心，掏出裤兜里的五块钱，到底买下来，扛回了家。

　　回到家中，我将封尘数年的打字机统统拆开，先将零件用汽油洗净，再敷上润滑油，又重新装配起来，最后用保养自行车的上光蜡一打，黑色的烤漆锃光瓦亮，银灰色的键盘熠熠生辉，几十年前的旧物又经文化革命一场风雨，如今看起来居然象新的一样，可见原先的主人是多么的爱惜。再仔细端详一番，发现打字机的后身还嵌有一块小铜牌，上面有青岛福慧洋行的标记，看来当初的主人是购自那里。于是想到德国人曾经呆过青岛，认识的几位长辈也曾在那里生活过，原本就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推而广之，我又不免想到这台打字机到底是何人用过，德国人还是留德归来的学生？要是留学的海归，为什么后来搬到北京去，难道是为了支援新中国的建设？当年想必春风得意，可连心爱的打字机都让人劫走，又可见文化革命里必定遭过大罪。如今人在何方，是死是活？一连串的联想和疑问看来都不会再有答案，平心而论，于我自己其实也不过是一掠而过的念头，多少年来，这类故事我听到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大多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我觉得，我所知道的不幸家庭却也大多相似。

　　眼下能够记得起来的倒是我试着在“安能吾得”上打出的第一个句子，不过不是德文，而是英文：“Thequickbrownfoxjumpsoverthelazydog.（麻利的棕狐从懒狗的身上跳过）”，它包含了英文里全部的二十六个字母。而至今我仍然不清楚，是否有人编出过一句德文句子，其中能够包含所有的德文字母。

　　如今我早已不用这种老式的打字机了，只是因为德文键盘上Ｙ和Ｚ的位置是调换过来的，与英文键盘不一样，当初在“安能吾得”上养成的习惯让我在电脑上时常会打错这两个字母，但也就由此记起我的“安能吾得”。有时走在波士顿的街头，偶然会在一两家古董店的橱窗里看到摆在那里招徕生意的老打字机，牌子大多都是“安能吾得”，这时我就会伫足多看上两眼，让我想起往事，想起京城里的委托行，想起那些要不是“安能吾得”恐怕会忘记了的往日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