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点绛唇”

　　三叔是个戏迷。

　　三叔是我家在北京居住时的房东三老爷子家的小儿子，上过大学，在族里大排行老三，做小辈的都管他叫三叔。我是他们家的街坊，于是也就随了众人叫他三叔。

　　三老爷子早先在西单牌楼路南东边把口的地方开过一家西药房。那个年头懂西药的人并不多，懂洋码子的就更少，三爷把三叔送去读药学，为的就是家里的买卖日后能有个人照应。可三叔觉着“盘尼西林”、“可地松”这些东西忒没劲，经常逃学去药房间壁的长安戏院听戏。

　　从打长安戏院的那块地皮上还是“日升杠房”仓库的时候，三爷家的产业就已经在那儿了。日升杠房原先给西太后和孙大总统办过大出殡，八八六十四人抬的大杠着实火过一阵。后来入了民国，这类生意越来越不济，约莫到抗日的时候就歇了业，将这处库房卖给杨家开戏院。三叔说到这些总还有点得意，说“长安”当年为了省钱，开的还是吞头门，缩进街里头，不像三爷他们家的西药房可一直都是开在街面上。后来三爷家不开药房了，北京也解放了，长安和西药房都入了公，但三叔和长安原来的东家伙计交情倒是一直没断。

　　三叔小时候一直在长安听“蹭戏”，金少山、梅兰芳、谭富英这些人的戏没少让他占便宜。三叔人倒是老实，总是站在柱子前头不说不动，挡不住别的观众，别人叫好，他也不言语。三叔后来告诉我说，你们南方人不懂，过去北京人到戏园子里去不说“看戏”，而是说“听戏”，这是因为北京的旧戏园子原是脱胎于茶楼，前台的观众席上，茶桌的摆放与舞台垂直，茶桌两旁的观众脸对脸地对面喝茶，耳朵却向着舞台，非要到了精彩要紧之处，观众才会转过头去完整地看演员的做派。三叔说，长安要是这路戏园子，就像前门外的“广和”或者“天乐”，加上他又认识那么多长安的伙计，满可以大大方方地坐着听戏。可长安改革了，不兴桌椅板凳和茶壶茶碗，都是排座，虽说那时候还是条凳，不是后来的一人一座，但夹在哪儿别人都不乐意，要是看见个空座就坐上去，来了人你总得让开，所以还是站在柱子前头“贴对联”听戏自在。

　　三叔上了中学就不听“蹭戏”了，一来在长安认识的老人越来越少，二来三叔说，熟人都知道他是原先隔壁西药房的少东家，听“蹭戏”显得忒寒碜。三老爷子缠不过他，就给他两个闲钱去买票，笑着说：孩子大了，也知道害臊了。

　　后来三叔又去上了大学。虽然读的是药学，但三叔的兴趣本不在此，所以除了本科之外，总是去旁听历史和国文，而且不管哪个大学都去，坐下就听。他最喜欢的是北大孟心史先生的明清史，说老先生为人厚朴，学问精深。班上的学生也都说，孟先生可能不知道现在街上的萝卜白菜多少钱一斤，可成化年间或者雍正年间当街谁给谁一个嘴巴他可知道得真真的。还有就是燕京大学的邓之诚先生，他的课三叔也爱听，说是听了邓先生的课才知道学问里五方四部触类旁通得要紧。

　　三叔说，他听这些课其实都是为了钻研京戏。京戏博大精深，不懂历史文化，听戏听的是热闹，只有胸中有了涵养才能听出门道。他常去阜成门里和西四的那几处尚存一息的票友集会点，他说没有赶上当初京戏风光的好时候，如今有点凤毛麟角就得抓紧了。他到那里去，为的是以戏会友，汲取些亲身体会。起先他并不唱，只是听，有的时候在关节处还能讲上两句要紧的话，所以戏迷们都称赞三叔是个有学问的人。

　　我初见到三叔的时候已是五十年代，三叔那时候虽然还年轻，但已经上完大学，还没有找到事由，正赋闲在家里。三叔经常穿着一身蓝咔叽布的学生装，式样绝对不同于当时赶时髦的列宁装或者中山装，那是直领、挖兜，做工也讲究，左上兜里永远插着两三管钢笔，头发也是梳理得一丝不乱，看起来十分的精神。

　　三叔有了这份仪表，扮相自然就好。后来戏迷们一撺掇，三叔还真票上了。原先去的是老生，有时也反串青衣。不过嗓子不亮，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一来二去，三叔就学上场面的活儿，不但京胡、弦子都好，如果司鼓，场上的板眼也控制得得当。因为三叔肚子里会的戏特别多，一招一式又早都烂熟于心，所以戏迷们都要三叔掌场面，说要是彩演，出了上场门，一过九龙口就交给三叔，心里特别踏实。

　　后来经三叔介绍，院子里搬来一家正经在剧团里唱戏的梁先生夫妇。梁先生两口子原先都是在中华艺校坐科学的艺，梁先生在行里排的是“金”字辈，学的是老生，后来曾经红极一时的王金璐、袁金凯等人和梁先生都是同科的师兄弟。梁太木唱的是花旦，唱功尤其好。梁家租的是北屋西头的耳房。每逢周末，剧团的同事演了一个礼拜的戏还嫌不过瘾，周末还轮番到各家去凑戏。有时候就会凑到梁家来。我们邻居也乐得白听“蹭戏”，早早地就把葡萄架下的空场拾掇干净，茶水预备妥帖。

　　一般的时候，梁先生夫妇早在来人之前已经冲着院墙吊了两三回嗓子，所以文武场面一支好就可以开戏。因为地方窄，所以身段都不大带出来。选的段子又大都着意在唱功上，梁先生擅长的是袍带老生，梁太太爱唱闺门旦的戏，剧团里来的人都说梁家夫妇就像是戏文里唱的那样：琴瑟合鸣。听这么一说，连我们做街坊的都觉得与有荣焉。

　　三叔原本就懂戏，自从梁先生夫妇搬到我们院子里之后，又搭上自己有的是闲工夫，就愈发朝京戏上靠过来。三叔起得早，梁先生夫妇头天晚上一般都有演出，起得晚。三叔怕吵了他们的觉，所以早上都是研究戏文，过了晌午，梁先生夫妇起身以后，或是出门上剧场之前，三叔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讨教。三叔到底受过高等教育，知识上总不吃亏，所以三叔对于戏文上的一些了解，梁先生有时候都说不上来。

　　三叔虽然只是业余票戏的戏迷，可是并不浅尝辄止，时常还爱个钻研和改进。凡是他看到不足的地方，总要提出建议。有的时候梁先生把三叔的意见捎回团里去，团里还真采纳。

　　譬如说，三叔对念白很讲究，说是“千斤念白四两唱”。有回梁先生念了一段《乌龙院》里的韵白，三叔听了说，你把该入“梭拨辙”的入了“怀来辙”，听着不熨帖。梁先生还把原先“姑苏辙”的一段引子改成“一七”和“姑苏”两辙混用，三叔说这要是小花脸念京白还凑合，可老生的韵白就显着别扭。梁先生说这还是团里指导特别纠正的。三叔说，皮黄的道白是有些乱，例如古音里“灰堆”与“一七”这两韵并不分开，但“十三道辙”里绝对不能混用，古音“中东”和“庚青”两韵严格不同，可中原音韵里早已一致。后来三叔和剧团的指导还仔细讨论了一回，指导说，没想到三叔对皮黄的音韵还真有研究。

　　还有一回梁先生夫妇在吉祥戏院演《武家坡》，请三叔去看。回来之后，梁先生问三叔的意见。三叔也就直说。他说在院子里听见你们两口子唱过好几回，没有身段和动作，不觉得什么。到了剧场有的地方就觉得不是滋味。比如说“跑坡”这一段，梁先生去的薛平贵一个劲儿地唱，梁太太您的王宝钏坐在那儿跟没事儿人似的，这感情就不对。多年没见到丈夫了，怎么能那样？您两口子天天见面还厮抬厮敬的，好得跟一个人儿似的呢，更甭提人家薛平贵和王宝钏了。不管是怨、是喜，您总得有个身段，给个眉眼不是？尤其是您梁太太的眼神特别有戏，在旁边给梁先生这么一配，那彩儿就全出来了。三叔说，其实这样类似的话齐如山老先生早先跟梅先生就说过。这一出戏，非得红花绿叶相互扶持才能交相辉映。

　　直到今天，我走在波士顿的街头上，一不留神哼起《武家坡》里薛平贵的西皮导板“一马离了西凉界”，就不禁想起当年的三叔和梁家夫妇。

　　这样快活的日子没有两天，外边的形势就越来越紧。三叔是个不懂世事的人，但眉眼高低也还看得出来，他这么老大的一个人，还上过大学，总闲在家里住着太招眼，也不是个说法，于是就托人在铁路局谋了个差事。因为他学过药，领导以为他肯定懂医，想派他到铁路医院给人瞧病。三叔连说那可不行，医学和药学大不一样。领导也闹不明白其中到底有什么不同，既然三叔一定不肯去，必是有他自己的难处。后来领导就派了三叔在丰台那边管药品采购。三叔受的是大学教育，管这点事可说是游刃有余。后来领导听说他还会唱戏，就让他兼管工会，负责组织晚会和跳舞之类的事。三叔说，这不像给人瞧病，绝对出不了人命，倒还可以。

　　三叔管工会挺上心，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前门火车站改成铁道俱乐部以后他就成天往那儿跑。领导看着三叔的工作有成绩，别的兄弟单位都夸奖，脸上有光，心里也高兴。有时候三叔也请梁先生去指导一番，除去原本的几出折子戏之外，还排了《法门寺》、《凤还巢》那样各行齐全的整本戏。日久天长，三叔和梁先生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整天在一起切磋技艺。

　　没想到的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唱了一辈子京戏的梁先生，让人给揭发出来政治问题了。说梁先生藐视领导外行，而且在帮助铁路工人排戏的时候，还用旧社会名牌演员的生活排场来腐蚀工人老大哥。因为梁先生是三叔介绍来的，所以就追问他和三叔的关系，在一块儿还说过些什么。梁先生是个讲义气的汉子，于是就来个装傻充愣，没咬三叔一句，让三叔总算躲过了一劫。结果梁先生不久就被打成了“右派”，好在上面念梁先生原本也是苦出身，说的话也不算太出格，就没有送去劳改，罚他到陕西的剧团去唱配角儿，梁太太带了孩子也跟了去，一家人就这么都走了。三叔原本要到车站送梁先生，梁先生说，这可别介，正说咱们俩勾连搭呢，你再送我，不是尽等着把你给提溜出来，我也罪加一等么。三叔寻思梁先生的话也对，想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就作罢了。梁先生获了罪，可嘴上还不软，他对三叔说，早年间要是戏班得罪了地面上的官家，都是由“经励科”报官的领班去受枷锁，不能连累他人。如今我就是那“经励科”的，我不怕见官。

　　事后三叔在院子里看见北屋耳房里原本梁家的房子搬得空空如也，不免长叹了一口气，恨恨地说：“都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可我看人家梁先生可真是有情有义。天大的事一个人扛着，宁可自己吃亏，也绝不把我往里边拽。倒是有那兔崽子，连婊子都不如！”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三叔这样发怒，可见他心里是真动了肝火。

　　从那以后，三叔在单位里就再也没有一句实话。三叔私下对我说，原先以为干工会不像当大夫，出不了什么人命，谁知道这回半条人命也快搭进去了，工会干事横竖是说什么都不干了。领导问起来，他的理由是家里负担太重，身体也不行。领导听了明知三叔有情绪，但也拿三叔没办法。

　　三叔原本混在梁先生那儿，不觉着怎么，现在梁先生一走，三叔一下子就像变了个人，每天痴呆呆的。大伯是三叔的哥哥，他怕三叔总是这样会闹出毛病，就提议让三叔没事的时候教他孙女小婉唱京戏。小婉那孩子，别瞧才几岁，但人机灵，跟三叔学过几回，唱得就有模有样了。三叔看着也高兴，说这京戏百年不衰，靠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后继有人，无论是演员、票友还是戏迷和观众。

　　后来三叔又对京戏曲牌上了心思，那时候北京市图书馆就在头发胡同西口，听说那里收藏的唱本俗曲挺多，三叔经常去翻翻，算是把心思多少稳定下来了。

　　记得有一回，我听见收音机里放京戏，升帐的音乐挺好听，就问三叔这是什么曲牌。三叔听了之后说，这是《点绛唇》。

　　我不懂什么是《点绛唇》。三叔就说，《点绛唇》又叫《点樱桃》。大家形容美人的时候不是总说“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嘴一点点”么，点樱桃就是画嘴唇，原本是个好艳的说辞，谁知后来一来二去的成了雄壮威武的牌子了，在起霸、升帐或者出兵这样的场合都用在里头。

　　三叔又说，说起《点绛唇》，现在看来“樱桃小嘴一点点”不见得有多好看，中国人的审美观也变化了。但是要学外人，总不能过分，得按照咱们自己的特点改。“就说这京戏吧，”三叔的话绕来绕去又回到京戏，“就像这樱桃小嘴，要是愣跟洋人似的咧开有半尺长的大嘴叉子，”说着，三叔还用两手的小拇指钩起两个嘴角往外一抻，道：“放在咱中国人的脸上，你说他能好看得了吗？”

　　三叔见我听得人神，更来了兴致，跟我说，其实还有一段曲牌叫《粉蝶引》，比《点绛唇》气势还大，都用在《霸王别姬》、《挑滑车》这些戏里。三叔又说起好些曲牌，像《水龙吟》、《柳摇金》，现在都没了唱词，在京戏里光作音乐用。

　　后来三叔又谈到京戏的布景，说胡适之先生当初就不以为然，认为京戏跳过桌子便是跳墙，站在桌上就是登山，四个龙套就是千军万马，转两个弯便是行了几十里路，真是荒唐得可以！说到这里三叔笑了一笑，说这就是胡先生不懂中国东西的地方了。就像中国国画的大写意，意在似像非像之间，中国人讲究的是行云流水，这种抽象的审美观非深入进去是很难理解的。胡先生虽是大学问家，但就这件事的见解，他不如说相声的侯宝林。侯先生的段子《戏剧杂谈》比胡先生对京戏的理解高明许多。你看直到现在，凡是往舞台上胡乱加布景道具的，没有一个成功的。

　　那天只是因为一曲《点绛唇》，引出来三叔一大堆关于京戏的说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约是形象的比喻吧，三叔在那个下午的一席话，如今我只记住了他的《点绛唇》，并且还认为，三叔对于京戏的理念都在《点绛唇》的解释中得以体现。多少年之后，听说三叔还专门写过一篇讲南北昆腔源流的文章，里面还特意以《点绛唇》为例详加诠释，但那已经是过了几十年的后话了。

　　自从三叔成了家，搬到丰台去另立门户单过之后，我就很难见到他了。只有途年过节，或是有的礼拜天三叔来瞧三老爷子的时候，我才能和他照个面，但也难得说上两句话。不过如果有话说，三叔的话题必定是离不开京戏。他还跟我开玩笑说，你总喜欢那套洋的，其实也得掺和一点土的。我敢说，你会有一天想起京戏来，可又听不着，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后来过了好些年，我到了海外，这才体会出三叔的意思。

　　到了“文化大革命”，大概是三老爷子托人捎信嘱咐了，所以三叔就很少到我们院子里来。加上我们家也出了事，谁还有心思打听三叔呢。倒是二爷家的二妈有次说走了嘴，说三叔也出事了。全院子的人都想不通，说三叔不能说是生在红旗下，但差不多应该算是长在红旗下了。原先就是个学生，什么党派都没有参加过，最大就当过两天工会干事，可他上头还有工会主席呢，即使犯错误也轮不着三叔哇。

　　不久还是三爷家透出口风大家才知道，原来三叔有个同学爱唱京戏，和三叔很要好，后来去了美国，一直就和三叔通信往来，有的时候还给三叔寄回一些在国外旅行的照片和票戏的剧照。

　　那个同学在国外学的是西洋戏剧，三叔经常和他通信讨论。那个同学文思敏捷，眼界又广大，笔头上也健，评论京戏表演的得失，特别是和西洋戏剧进行对比研究，说得有条不紊、头头是道。三叔很珍惜这位朋友的信件，都一封封贴在本子上，有时拿出来翻翻，温故知新，总有新的心得体会。

　　解放没几年，三叔和那个同学之间也就断了音信。三叔的这些信件都塞在柜子里头，多少年也没动过。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抄三老爷子的家，变天账没有找出一本来，可三叔的这些信件给翻出来了，有的上面都是外文，另外还有那个同学在国外毕业时候戴博士帽的照片。红它兵以为那是个教堂里的神父，说这回可逮着个与外国有联系的大坏蛋，而且还信洋教。这样一来，三叔这么个最远只到过河北保定的人，没想到给安上了个“里通外国”的罪名。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三叔的消息，就像三叔喜欢了一辈子的京戏那样，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日子一晃就是三十年。上次我从美国回到京城，特意去原来住过的院子瞧了一眼，还真见到了三叔的侄子。听他侄子说，三叔现在早已退休了。别人劝他说，既然身子骨还行，其实可以再干干。三叔笑笑说，我要是有劲也还得留点儿干我爱干的事儿呢。虽说三叔不上班了，可是据说比上班还忙。除了几个票戏圈子里的文武场上缺不了三叔，单是三叔说戏，特别是自打五十年代初就成绝响了的那些老戏，就够老爷子忙活的。像《别母乱箭》、《英烈奇缘》，好些梨园世家的子弟都说不上来，都得听三叔的。三叔还经常到潘家园各处搜集旧戏本儿和旧戏单子，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大堆关于京戏流派和历史的文章。他侄子说，三叔有时候还念叨起我来，说那是个洋派儿的人，可对京戏还能接受，其实靠的全是他的提调。

　　我一听说，连忙就打听了三叔的住处，到底抽了个空去看了一趟三叔。

　　三叔看来老多了。一想也是，三十多年没见面了，就是天天过舒坦日子的人也经不起岁月，何况让人曾经这么来回折腾的主儿。当年三叔是在胡同里看着我长大的，这回一见我，还能认得出来。寒暄之后，我就说起想和三叔扯扯老事儿，特别是听说他近年来搜集了不少的旧戏文和老戏单。

　　三叔一听就来了精神，大笑道：“虽说你到了美国，可看来这瓤子里头还真是没变。”

　　我长叹了口气：“唉，要变也难。您不知道，在海外只要一听见大锣那么一敲，京胡那么一响，我那眼泪哗啦啦的就往下掉哇！”

　　三叔点头称是，得意地大声道：“怎么样，原先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

　　“可是我听说，这京戏在京城反倒不景气啦？”我接着问三叔。三叔不言语，微微侧过头去，随便打开一份夹子，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老戏单，对我说：“人家说我是研究京戏，其实眼下我这是在戏单上琢磨京戏的发展环境。你看，这是当年杨小楼老板在吉祥唱戏的戏单，票价是五毛。我翻了翻资料，那时候一个中学教员每月总得关个五十块。可现在的长安，最便宜票价也得六十块，最贵的敢要你八百，还甭提你有没有杨老板的那块料。老说京戏没人看了，可你不说，就这票价不把戏迷全都给杀没了么。这戏好比是树，观众就好比种树的土。想把树种好了，那先得把土给侍候好了。‘戏靠戏捧，也靠人捧’，这是玄黄年间的老话儿了，用在现在，我瞧还对。”

　　提起长安戏院，三叔对我说：“我这儿正有几张赠票，就是今天下午，说是让我去给提提意见。你要愿意，咱们就一块堆儿去瞧瞧。”

　　我在美国就听说老长安给拆了，有这么个机会去看看新长安戏院也不错，于是满口答应。和三叔一起随便扒拉了两口三婶原本给三叔一个人预备的炸酱面，就随着三叔出了门。

　　新长安修得倒是讲究，但吃惊的是池座改成原先早年间茶园的阵势了。想当年，长安不说是头一家改成排座的，也得算是头几家。这回看来又带头往回改了。

　　大概是内部观摩，稀稀落落有个三成的座儿。开锣的戏是《三岔口》。去任堂惠和刘利华的两个武生在台上胡乱比画了一回就出了下场门，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像是在夜里摸黑争斗，倒像是空手道。

　　接着是《白蛇传》，拆成几个折子演，台上的人糊弄了一阵，台下的人也就快睡着了。倒是演到“婚宴”一场，锣鼓大作，白娘子与许仙坐到台下观众席里，跷起腿和观众一起与民同乐。台上换了人，踩超高跷、耍上绣球。我偷眼看了一回三叔，三叔挑了挑眉毛，默不作声。

　　过了“水漫金山”一场，白蛇扣在雷峰塔下，突然从观众席后面响起一声哭喊，原来是许仙的儿子从观众入座的太平门外冲了进来，跑上舞台。我先是一惊，等我醒悟过来，觉得真有如当年上海来京汇演的魔术大师张慧冲的节目；大变活人。

　　这次还没等我侧过头去瞧三叔，三叔就扯着我的袖子一起出了戏院。

　　我看三叔低头不语，就对三叔说，这京戏是全北京城都这么改，还是长安一家这样？三叔好半天不说话，后来说，这是我不好，其实应该带你去平素和我一起票戏的那几家走走，那里还有些真东西可以看着。我原先是想，你在海外待的时候久了，没准儿喜欢这些海派的玩意儿。不过听你这么说，我又挺高兴，你居然还能惦记着正经的京戏。当然我不是说京戏不能改，而是说怎么改。一是不能长袍改马褂，马褂改背心，越改越没东西；二是不能大襟改西服，那横竖也改不了。你看，桌椅板凳、茶壶茶碗改成排座，我就举双手赞成。戏后鼓掌，演员谢幕也是好的。可是不明白怎么长安又要改回茶壶茶碗来了。而且现在讲究的是，不管戏唱到哪儿了，观众也不管懂是不懂，张口就大声叫好，这我就不赞成了。

　　听三叔这么一说，我也就班门弄斧，说了一回我的感想。我说，长安的排椅学的是洋人，其实西洋戏剧的种类截然分开，有歌剧、舞剧和话剧。他们的舞剧非看不可，歌剧和话剧则根本不讲究身段，走上两回台步已然算是很好的了。前些年我在德国拜伊罗特的剧院看瓦格纳的歌剧，台下的好些老戏迷都是闭着眼，手指头尖敲着一板三眼的节拍，其实也是在“听戏”。所以要说是“听”戏，西洋的歌剧倒是可以光听，可中国的京戏却非“看”不可。说看京戏，反倒是洋人的法子好，京戏讲究的是做、念、唱、打集于一身，如果只是“听戏”，那么一出戏下来只得“念、唱”，而失去“做、打”，兴味差了一半，实在可惜。

　　从长安出来，天色尚早，三叔说要不嫌弃，就再到他家里小坐，顺便可以看着他的戏单，他知道这些戏单我一直想要过过眼。可我想三叔陪了我一天，够累的，就推说晚上还有个朋友给我饯行，这回就不去了，下次再去拜访。三叔说这样也好，他收集的一大部分戏单正托琉璃厂那家的刘掌柜去裱，下次回来一定能瞧见。

　　我看三叔意犹未尽，就说虽然老长安全拆了，但我还想看看当年长安戏院的具体方位，要不介咱们先到长安旁边的庆丰包子铺吃几个包子，填填饥，您再给我比画比画？

　　三叔一听就笑了，说哪儿还有“庆丰”啊，连“天源”都拆了。

　　我先吃了一惊，连忙说：“那同春园呢？”

　　“也没了，”三叔说，“看来你对现在的‘单牌楼’那一带可是真不熟了。这样吧，你也别客气，我也不破费，咱们爷儿俩打个车到西单，我请你随便吃点什么，到了长安那里，我给你略微指点一下，然后就分手。你看怎么样？”

　　我连说大好，只是又得偏劳您。三叔说这是哪儿的话，你大老远的从美国回来，咱们真该好好聊聊。不过话说回来，这事要是放在过去，说好听了，我这是陪同外宾呢，要是说得不好听，我这可就是里通外国。我知道三叔还是记着他在“文革”里的那档子事，不禁笑了。我们说着打趣的话，上了一辆出租车，一溜烟似的到了西单。

　　下了车，三叔买了两个汉堡包，递给我一个，说你们在国外见天就吃这些难吃的玩意儿吧？我说，也不介，不到万不得已我是绝对不吃。我们一边说着话，一边过马路，突然三叔停在马路当间儿不动了，对我说“这儿就是原来我们家的西药房”，又向前走了十几步，说“这儿是原来长安大戏院的正门口”。

　　看三叔那个聚精会神的样子，我怕他给街上的汽车碰着，连忙说：“老爷子，您留神，瞧着点儿。”

　　三叔根本不在意，又向前跨了好几步，旁若无人地说：“到这儿你就全知道了，这是你小时候，长安在大街上露出门脸儿的大门，那边就是休息室，再后边不就是后台了么？”

　　街上的汽车风驰电掣，我真怕三叔出个好歹，赶紧走过去搀他。

　　过了马路，我们站在便道上望着来来往往的人流。这个城市我几乎认不得了。见身旁卖报的小贩吆喝得热闹，我就顺手买了一张他的报纸，只见背版上是大幅的通栏广告“弘扬国粹，精彩京剧，声光电化，魔幻惊奇”。

　　我忽然想起刚刚瞧过的京戏，随口问了三叔一句：“您说这京戏会玩儿完么？”说完之后我又觉得有些唐突，我知道，京戏可是三叔的心尖子。

　　三叔倒是没有在意，似乎是早就用心想过这个问题。他打开折扇，还是沉吟了片刻，然后抬起头来认真地看着我说：“要是依我看，说白了，这京戏就像是一棵枝高叶茂的大树，非得有大的树根不能成活得下去。这树根……”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接着说：“就是不但得有好戏园子，有好戏文，有好戏子，还得有好些懂行的戏迷。我是迷了一辈子的戏，而且从来不反对改革，过眼的玩意儿甭提有多少了。我看来看去，这京戏就像是这老北京城……”三叔说到这儿摇了摇头，咳嗽了好几声。

　　“怎么样？”我急切地要听他的下文。

　　三叔不知是嗓子咳嗽延着了时间，还是因为生出什么别的念头，突然转了口风道：“嗯，我看或许还有希望。”

　　我没有马上搭他的下茬，三叔待了好久才长叹一口气说：“我这是怕它亡啊！”

　　三叔这话像是对我说，也像是对他自己个儿说。

　　我怕三叔过分伤感，突然想起从小跟着三叔学过戏的小婉，于是连忙转了个话题问他：“对了，您的侄孙女小婉现在怎么样了，还学戏吗？”

　　听我说到这儿，三叔并不答话，只把下巴颏儿往前一努，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然后带着意味深长的一丝微笑，侧头对我说道：“早不学了。你瞅见对面儿过来的这二位姑奶奶了么？现在人家喜欢的都是这个样儿。”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朝前一望，果然正有两位年轻女子出了长安街南侧的地下道，款款地往我们这边走来：只见上身的夏装薄如蝉翼，掩不住的半抹酥胸，头上顶着的遮阳伞下，面孔显得出奇的白嫩，肩上背着的正是“蔻齿”名牌皮包。要不是监回京城之前经人点拨，我还真不知道这类玩意儿在波士顿非得是高档商店里才有得卖呢。

　　等二位姑娘走到近前，我发现她们脸上原来是扑了厚厚的一层粉，远看像是细皮嫩肉，近看不留神细瞧还以为是勾了白脸的曹操，嘴唇上的口红涂得血紫，还特意往嘴角两边拉开了许多，好像是学着好莱坞当家花旦朱莉娅·罗伯茨的大嘴叉子。

　　等她们走过去，三叔把折扇收起，用扇子骨不停地击打着另一只手上大拇指的指甲盖儿，像是多少年前他在场面上用鼓箭子敲着单皮上的鼓点儿。敲罢，他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若有所思地俯在我的耳朵上说：“你们洋派儿的人不是总好说个‘后’现代，‘后’文化什么的吗？那我就给这路货色起个雅号。”

　　不等我言语，三叔狡黠地一笑，轻声地说：“我管这叫‘后点绛唇’。”

　　说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我不知道三叔是光指眼前过去的这二位姑奶奶呢，还是也指我们刚才在长安听过的京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