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书最忆是荒唐

　　上次回京，就有朋友建议我到潘家园的旧货市场去逛逛，见识一下那里的阵势。说是：一来我从没有去过，应该开开眼；二来我原本干过考古这个行当，既有这双法眼，没准能淘换出点儿什么真玩意儿来也未可知。

　　我去了，但没有找着什么真玩意儿。倒是碰上了几个像是文物贩子的人，从我身边蹭过去，眼睛直视前方，可口中低声念念有词：“有要真古董的没有？要真瓷器、真铜器不要？要的跟我走……”我就当做没听见，其原因，一是没有那个闲钱，买不起真古董；二是即便买了，也不能违法带出海关。

　　买不了真玩意儿，随便看看也不错。十几年没有回国，也确实想看看新气象。最后顺便找了个卖铜器的小摊，随手捡起个铜觚，放在手心里掂了掂。摊主一看立刻就发话说：“师傅，您甭掂。三斤半的铜，错不了。都是在河北生产，一块儿批发来的。”

　　看来他是怕我嫌分量不足，可我是怕一不留神买了个真的离京时惹上麻烦。有了他这话，我就放心了。看看铜觚上面的花纹和做旧还算不错，有那么点儿意思。照规矩怎么也得杀杀价，于是你来我往，砍下二十块钱也就成了交。

　　我想，到潘家园来逛的，绝大部分人不会是像我这样专门找假货的。他们都是诚心诚意要买点真东西。也有人喜欢在什么不起眼的旧书报、旧手札或者旧画片里用小钱儿出其不意地淘换出点稀罕东西。比方说，我的老街坊国栋的三叔，就是在这里陆续找到不少的旧戏单，然后装裱成册，真像是那么回事儿。像裘盛戎、荀慧生和马连良等名角儿几十年前在长安和吉祥演出的戏单他就有好几张，据说余叔岩的他也有，我没看见，可我相信。三叔退休了，有的是闲工夫，多好的东西也能落在他的手里。而我即便想买到好东西，也没有那份闲工夫，一共才回来三个礼拜。

　　想想也是，二十多年过去，社会真是昌明富足了，大家也都有闲心和闲钱来淘换旧东西。跟着我就不由得想起自己在“文革”中也曾有过淘换旧书的经历，当然和今天来潘家园的人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手面小多了，不过兴致倒是不亚于他们。马克·吐温有句名言说得好：“如果想让别人急于得到一样东西，你就让这样东西难于得到。”

　　我淘换旧书就是在旧书极为难于得到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能算是太没见过世面。小时候常跟在父亲屁股后头到琉璃厂去。旧书店里的伙计都极有眼力见儿，什么人是真买书的，什么人只是随便翻翻，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头回去不认识，二回你想找哪一类的书他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来薰阁、翰文斋是常去的几家，虽然公私合营了，可柜台里做买卖的老规矩不改，人还是那么和气，顾客怎么提要求也不烦。要哪一部书，他们如数家珍，说有就一定有，倘若没有，留下一个电话，他们想法儿淘换来，马上告诉你。他们甚至记得住顾客之间的关系，有时候电话一时联系不上，碰到你的熟人到他们那里去，他们还会托人带话通知你。

　　父亲由重庆到上海，又从上海来北京，书丢了不少，后来家里的许多线装旧书都是这样陆续从琉璃厂买来的。父亲有时也还到东安市场、隆福寺和西单商场里的旧书店去翻旧书，那一般是在陪母亲逛商店时，母亲去买东西，父亲便闪进书店。我不愿意跟母亲串来串去多走路，向然就尾随在父亲身边。

　　北京的这几个旧书“据点”，我就是这样在无意之中记在心里的。

　　后来“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害了不知多少人，也烧了不知多少书，好些旧书店都关了张，我却正好长大了，需要读书了。

　　我清楚地记得，突然感觉到要读书的时候是在一九六八年。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闹了一阵子也腻歪了，初中还没上完，我一下子发觉脑子里空空如也，觉得要找点书来看才成。

　　刚开始是从同学手里找到一两部旧小说，“三言二拍”之类，原来已经读过，再看几遍就不新鲜了。于是有些胆大的同学就去砸存抄家物资的仓库。那时候，北京许多中学都有“文革”初期抄家缴获的财物，一直封在一间房子里。于是就有了这个二次“抄家“，不过这次“抄”的目的只是找书，其他东西不要，还美其名曰，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我从他们的“余唾”中看过《红与黑》和莫泊桑的几个短篇，还有就是晚清的几本市井言情小说。记得最有意思的是一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一位小学同学的母亲在“文革”初期自觉交给红卫兵组织的，认为这种毒草不能再让它流传下去。可是后来她发现，我们几个年轻人奉若《圣经》一般传递的书竟就是她上缴的那部《战争与和平》。

　　还有一次是在西单碰到小学同学西扬，只见他十分激动，执意要引我到当年路西“公益号”（又称“栗子王”）的食品店内冷饮部小坐，一看就知道是心中有话要对人倾吐。二人坐下，汽水还没入口，他就把当年脍炙人口的手抄本文学《第二次握手》娓娓道来。我简直无从置喙，一直听罢他把落基山的雪花飘到加利福尼亚的情节讲完。他说书的后半部还没有看完，等看完之后找个时间再来讲。

　　当然，这些实在算不上“淘书”，但我真正到书店自己找旧书也是在这个前后开始的。那时候的书店只有两家，一家是出售新书的“新华书店”，另外一家就是出售旧书的“中国书店”。我淘书大都是在“中国书店”里。

　　“文革”以前还有一种“特供图书”，像《施公案》、《金瓶梅》这类书籍就属对一般人士不宜，只能内部“特供”。可在这个时候，原本已经差不多销声匿迹的旧书店突然都“牛皮”起来，纷纷成立“内部图书部”，凭过硬的单位介绍信可以买到市面上根本见不到的书，这样，图书也像人的出身一样分作三六九等了。到了这个时候，过去旧书店里那些和气面善的伙计都不见了，旧书店的门口总有一个面部表情肌肉麻痹的人把门，沉着脸，眼皮也不抬，不动声色地看你出示的介绍信，然后指示你可以进入的房间。一般总是离门口越近，书的成色越低。越到里面，就越有好书。而且介绍信的日期一般不能超过两个月。两个月以上拿不出新的就算作废。这是游戏规则，大家倒也认可，全都遵守。

　　我第一次进入这莫测高深的书店是与几个同学去的。记得发起人是高我一级的一凡兄。他提议应该要学各种文字，而且他知道有一本日本人出版的《六国语言字典》，包括中、日、德、法、英、俄六种文字的对照。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动议，大家都纷纷响应，记得同行的还有现在笔名叫北岛的振开和其他三两个人。一凡兄靠家里的关系搞到一张民主党派机关的介绍信，胸有成竹地表示这张纸肯定可以发生效力。别人我不知道，至少我自己只是将信将疑。

　　我们去的是西单商场的旧书店。旧书店在第三商场中间，商场门口总是有好几个厨师在无休止地包馄饨，里边卖面茶的小吃店和峨眉酒家不知是房顶漏水还是饭馆爱干净总是冲洗，坑洼的地面好像永远也不会干，旧书店的“内部图书部”就设在这地方的二楼，我们是蹬着泥水上的二楼。

　　民主党派的介绍信居然好用。我们给让进里屋，架子上全是外文旧书，这时我们才后悔身上没有多带钱。

　　大约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本《六国语言字典》，我现在还记得是花了两块一毛钱，这本字典还让我带到美国来了，其实就是一本生词簿的骗人货，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后来我学了其中几种语言，可从来没有查过它一次。日本人外语之差，大约也是受累于这类“辞典”。不过那时我们仿佛真要做大学问的样子，神气地离开了西单旧书店。

　　“内部书店”还没逛出个味儿来，我们就被撵下乡去了。真正频繁进出京城各处旧书店，实际上是我一九七二年从云南农场回到京城以后的事情。那时候，不想看的书，新华书店一层一层地摆着，想着的“内部图书”和其他物资一样无比紧缺。

　　或许真是让马克·吐温不幸言中，书越是不好买，我就越是想买。其实说“买”是昧心话，因为我并没有什么闲钱买书。一个从云南跑回京城里的“盲流”，一天到晚担心警察来查户口，肉票还是朋友匀给我的，连购货本儿上的二两芝麻酱和四两粉丝都是算计着买，有的月份实在没钱，一狠心，两斤白糖居然也不买了，眼睁睁地看着它作废。所以拿钱买书那真比现在京城里有钱人泡会所还奢侈。成天到西单商场三场旧书店二楼、王府井东安市场书店后身儿、隆福寺东口路南的高台阶儿去乱转，实际上都是站在书架边上白瞧人家的书。小时候经常去的琉璃厂，因为离我这时住的地方太远，也没有钱买车票，所以就很少问津。

　　这时候京城各处旧书店所设的“内部书店”更加成熟，而且新华书店的新书也有了“内部图书发行部”，比如说王府井南口的那家大新华书店。尽管除了那几本公开的巨著之外都是内部图书，但“内部书店”还是分了工。这一分工倒是让我从中发现了一个秘密：一定是管事的认为，凡是识字的人都可以读中文，所以中文图书管得格外严格，几乎滴水不漏，所需的介绍信也十分高层。记得有一次，拜托一位朋友的父亲，原来是家出版社的社长，开了封介绍信，我想这回总能看看到底书店藏了些什么货色。但人家书店把门的人一看，说是介绍信上写的是行政十级，他们这里九级以上才能进。我只得对天长叹，知道还是得另想办法暗度陈仓。

　　逐渐我发现外文图书控制较松，有漏洞可钻，可能当局认为那都是些洋码子，就是给你看，谅你也不认识，所以管得松一些。不过要是想看懂这些书就非得学会外文不可。我既没有势力也没有后门，想读书也就只能从这里下手。出人意料的是，几年以后形势丕变，我也就趁势上了学，出了国。后来总有人问我，你那时候怎么就知道要学外文呢？其实那时候我真是不知道有什么“托福”，出国更是连想也没有想过。当初就是因为中文书控制得太紧，看到外文书还略微松动一点儿，这是无心插柳，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足为训。

　　东安市场和隆福寺的旧书店多是中文古旧书，卖一本少一本，渐渐难以为继了。所以我最常去的还是灯市门路东的那家旧书店，因为只有那里才有点像样的外文书。我的外文的蒙应该说是从这个书店开始的。

　　灯市口旧书店里只有外文书，而且分“层”，按照不同级别的介绍信可以进不同的屋。外屋这一间都是一般的工具书、教科书，或者老得不成话的残书。如果有了级别高一点儿的介绍信，就可以给让进里屋，里面是文学、历史之类。我当年除了进书店就是到处求人搞介绍信，什么民主党派、出版社、研究所，真是“有介绍信就是娘”，而且介绍信的格式和语气如何才能对得上旧书店把门人的胃口，我渐渐都有不少的心得和体会。这时候介绍信还是老规矩，管两个月，所以介绍信对我来讲十分珍贵，可我也不想总是麻烦别人，到底人家给我这么个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开介绍信，多少也要担些风险，可行的办法就是过了期的介绍信也得让它起死回生，不能轻易放弃，其中自制消字灵药水是惯用的一招。消字灵药水最初是小学同学卢兄发明出来为办理病退回城用的。卢兄现在是美国大学的数学教授，不再研究这类化学专题了，所以配方也就不妨略微透露一二。其实消字灵是高锰酸钾掺草酸，再加上几种至今我仍不准备传授的成分制成。另外，因为只是改动日期，往往仅需将月份往后挪两个月，所以操作并不麻烦。但要注意的是，介绍信上涂过消字灵的地方再写字容易洇，所以要十分小心，笔尖得尽量细。这些秘诀当年用来得心应手，改过的介绍信真可以说是妙手回春、天衣无缝，遗憾的只是这类学问如今到了海外完全派不上用场，觉得十分可惜。

　　介绍信尽管还是两个月内有效，但是并不限制每天用多少时间。那个时候我成天闲着，所以没事儿就往那儿溜达．而且一站就是好几个钟头。只是有时看到有人拿着更加高级的介绍信，给让进跨院的另一间房子，才知道这处小院其实还是天外有天。这时，几个同处一室的“看客”便不免互相递个眼色，可以看得出妒火中烧的愤恨。现在听说贫富差别会引起社会矛盾，但那个时候，灯市口外文旧书店里的最大矛盾就是介绍信，简直让人恨得牙根直痒。

　　灯市口旧书店门口的铁栅栏永远半开半关，不知道的人怕造次绝对不敢往里面闯。门里总有个人隔着布帘往外瞅，仿佛是准备看着不对了，立刻可以把铁栅栏拉上锁起来似的。记得几年以后，外国人可以来中国留学了，有个哈佛来北大进修的美籍华人高先生，也想见识一下北京的“内部书店”，于是就跟我们一道去灯市口。起先他还真不敢进，硬着头皮撞进去之后，说是跟崂山道士撞墙一个滋味。万事开头难，后来他一个人穿上一件蓝布制服也敢大摇大摆地去了，回来对我说，那儿不错，就是书少点，可真便宜，我听了还挺得意。

　　现在到了美国，见识了人家的书店，不管是新书店还是旧书店，这才知道其实高先生说这话是客气。不过话说回来，能够残留到灯市口书店里的书，而且还能让我们看到，那都是大难不死、劫后余生了，这份缘分实在不易。

　　我曾找到过一本有日文批注的书，是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学史》，书其实是中文的，可是却放到了日文图书一类。起先我不明白中文书怎么会漏出来，后来还是朋友关先生推测说，大概是版式装帧有点像日本书，里面又有日文批注，再加上卫聚贤这个名字也有点像日本人。我觉得他说的理由有点荒唐，卫聚贤这样的名教授怎么会归到日本人那里去。但是关先生说，见怪不怪，既是“文化大革命”，便总要有一点想象力。许多年以后，我替文物出版社翻译英文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碰到像魏敦瑞、步达生这些洋人在中国工作的部分，卫先生的书还真派上了用场。

　　另外在旧书店还偶然可以发现一些名人的藏书，这可能是后人的处理，也可能是“文革”抄家的劫余。我曾找到一部杨丙辰先生藏的德文文法，扉页上还有杨先生的藏书印。杨先生当年是北大德文的大家，听说冯至先生还是他的学生辈。前些日子读过从国内买来的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知道杨丙辰先生到了“文革”的时候已经十分潦倒，手头拮据得很。我的忘年朋友冯爷也曾经告诉过我，“文革”初期，他在景山后街有一次碰见杨先生，杨先生马上就说他有书想卖。冯爷到他家买了一套两册的德文《天方夜谭》。冯爷那时也没钱，好歹给了十块，杨先生还谢得不得了。杨先生的这本德文文法我付给书店三块多，这要是书店向杨先生收购的，不知会给杨先生多少钱，要是红卫兵抄家抄来的，那杨先生就一个子儿也不会得到了。

　　除了原版旧书，我在这里还前后凑齐了许国璋的四册英文教科书。这四本书后来一开放，简直成了“圣经”。大家都爱凑个热闹，其实能够把这四册读下来的人并不多。而且后边还有俞大絪主编的五、六册和徐燕谋主编的七、八册，知道的人就更不多了。后来许国璋的名字如雷贯耳，连我家楼上许先生的堂兄处都时常有人来托购许先生的教材。

　　我的总角之交郑也夫，那时还在北大荒劳动，也读英文，于是每次写信，我就用打字机给他打上几段徐燕谋先生的课文。前几年也夫兄来美国开会，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还提到我当年从隆福寺旧货店花五块钱买的这架“名牌”Underwood打字机，可见印象之深刻。其实这架打字机有些年头了，当时旧货店的师傅见我掏五块钱还直含糊，便道：“这也就是如今，赶上抄家物资大处理，要是放在过去，五十块我也不能给你。”

　　后来，这架打字机和杨丙辰先生的那本德文文法在我一九七七年考进研究所和一九八三年到德国留学的关键时刻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如果说那时的图书出版界从来就不引进外国新书，甚至我还得靠打字机打印课文，这话并不公道。后来我到了考古所才知道，实际上这些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一直是可以直接购买外国新书的。尤其是考古所，有夏鼐先生在那里坐镇，外国的考古书籍买得真是很内行，就是“文革”最惨的那一段停过几年，除此从来没有中断过。

　　可是人间并不同此凉热，市面上一般人其实连望梅止渴都极难做到。比如说“灵格风”的外语唱片，除了五十年代进口了那么一批之外，就像如今美国限量制作的乔丹收藏版耐克球鞋一样，几成绝响。但是当时除了可以从各种渠道搜罗到的普通旧书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书籍，这就是影印境外出版的图书，绝大部分是欧美出版的外文书。我想其中大概也应该有中文的，如港台的出版物，当然控制得更要严格许多，像我这一等人物自然难得染指。后来知道，北京有个608邮政信箱，外地还有个4060信箱，是专门影印外文图书的，印好之后还有图书目录，写信去就可预订。这种图书因为没有版权，所以并不公开出售，在外文书店也设有“内部图书部”，得要有介绍信方可入内。据我所知，王府井北口八面槽的那家外文书店楼上书是最全的，门口检查介绍信也比较马虎，是个戳子就差不多。到了我读书的时候，“四人帮”倒了好几年，那个时候实际是防着别让外国人瞧见，对中国人自己倒不害怕了。对外国人倒是不用瞧介绍信，光瞧脸就成，检查就更松了。

　　在我下乡之前那段最荒唐的年月，影印书差不多只印技术方面的外国图书，我在去云南插队之前曾向4060信箱订购过一本有关激光原理的书，还带到乡下去看。同行的朋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到了西双版纳还非跟激光没结没完，其实我是只看英文句法和词汇，不管内容。最后书都快翻烂了，可是洋人发明了激光唱机以后，别人问起来，我还是一条像样的道理也讲不出来。

　　一九七二年回到京城之后，这几家印厂的影印技术更娴熟了，手脚快得很，外国刚出版一本书，没几个月就准能在八面槽楼上发现。如《英语九百句》和《基础英语》那几本发蒙的英文书真是让八面槽外文书店楼上风光了好一阵。我的朋友冯爷买过《韦氏国际大辞典》，两千六百多页的八开大书，才五十块。我还是嫌贵，最终是在灯市口的旧书店买了一本第一版的，才八块，当然也凭介绍信，不过只要是一般的介绍信就可以。那可真是原版，字迹和插图清晰不说，纸张也漂亮。在家里我专门找了一个小柜放这本大辞典。后来我毕业之后有了点闲钱，又买了一本第三版的《韦氏大辞典》，这时候和外国总算接轨了，是人家授权翻印的，那就不能再算是盗版了。可是纸张太差，还收了我九十八块，比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整多出一块钱。不过我心里还是高兴，至少这件事说明不让大家随便买书的日子总算过去了。所以上次我妻子小青回京，我什么都没让她给我带，单把这本大辞典给我扛到美国来了。其实《韦氏国际大辞典》这里随便可以买到，价钱也不能算太贵，但那不是个念想，因为太容易得到了。

　　至今我在美国仍然精心保存了几本当年从“内部书店”凭介绍信买来的书籍，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一部一九七四年影印出版的《当代汉英词典》，这是当时云英未嫁的妻子在我身无一文、落拓潦倒的时候送给我的，花了她差不多一个月薪水的三分之一，其中当然是暗含着勉励我上进的意思，现在想起来，多少有点“公子落难，多情小姐后花园赠金”的味道吧。

　　更有意思的是，大家都知道这本词典是林语堂先生编纂的，但是翻遍全书也找不到编者姓名，只是在书的扉页里插了一张小纸片，抬头是“致读者”，看来是影印者的说明，可是既不提原出版社的名称，也不提著作者的姓名。正文说道：“《当代汉英词典》的主要编纂人站在反动立场上，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编篡此书，故在词条注释中有不少封、资、修的反动思想和反动政治倾向性。……还有污蔑历代革命群众运动以及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词条。”落款是“北京608邮政信箱”。

　　不知道这算是谁写的，也不知道说的算是什么，就像小时候在胡同口的墙壁上经常可以看到的粉笔字，歪歪斜斜，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顽童的手笔：“小黑子，你不是人！”“打倒大坏蛋李栓柱！”都没有落款，显得没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底气。

　　不过我想，这张北京608信箱的纸片我一定要收好。再过一些年，等我也退休了，就把它拿回国，撂在潘家园的地摊上，和余叔岩或者杨小楼老板的旧戏单放在一起，说不定也一样稀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