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格风”

　　最早明白天下各个地方的语言并不一样，是从我自己家里开始的。

　　小时候家住在北京，周围左近的邻居差不多都是老北京人，甚至还有不少旗人，只有我家是从上海搬来的“蛮子”。父每年轻的时候遭逢乱世，逼得到处乱跑，学得一口南腔北调的话，这时候却能派上用场，和邻舍好歹打得上交道。但后来我的祖母从湖南老家搬来与我们同住，她那门浓重的长沙官话到了京城促成了道地的土语，没有我从中解释，根本没有人听得懂。

　　当时我不理解，这么好懂的长沙话为什么北京人听不明白，于是便去问父亲。父亲笑笑说，这还是方言，要是外国话，就更难懂了。说罢还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是原先天下大家都讲一种语言，彼此完全能够沟通，干活效率也就高。干活效率高，生活自然一天一天好。可是生活一好，也就生出非分之想，竟想建造一座通天塔，上到天堂去。上帝知道了就不高兴，想出一个法子来阻止众人。这个法子就是让大家讲不同的语言，互生隔膜，无法合作。结果，人讲的语言不同，果然彼此无法理解，更无法相处合作，所以至今这个通天塔也没有建成。

　　我听了将信将疑，但我想，人与人之间互相听不懂也有好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小时候我十分顽皮，所以老师总免不了“有请家长大人”。可是那个时候，上面发动的运动特别多，三天两头，不是“反右”，就是“四清”。运动多，自然家长下班开会就多；开会多，就很难有时间与老师会面，只得抱歉。老师没有办法，只好采用更狠的招数，就是“家访”。

　　可是到我家“家访”，老师碰到的总是我的祖母。他们之间一句话都谈不上，还得要我来居间“翻译”。用我做“翻译”，老师遣词用句之间肯定就不能那么强烈，总得减上三分。然后再经过我的嘴巴一变，“坏事”大多都能变成“好事”。所以，第二天早上，父母临上班动身之前，祖母跑过来对他们讲的总是说：老师昨天又来家访了，好好表扬了一番你们的儿子，说他最近又有进步，再注意一些小问题就是优秀生了。父母听了自然高兴，祖母也高兴，我当然更高兴。

　　有了这种经验，我便对语言之间的差异特别发生兴趣。虽然至今也没有干过语言这行专业，但兴致总是不减。

　　我最早听到外国话并明了它与中国话之间那大区别，是从一套“灵格风”开始的。

　　那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一台唱机，机芯是瑞士的，外壳却是包上一层蓝色的人造革，打开盖子以后，商标上写明了是“人民唱机”。唱机是手摇的，七十八转，与爱迪生当年发明的唱机基本道理相同，但喇叭藏在转盘底下的盒子里而不是对着空中，显得不那么张扬。

　　我家的唱片，大多不是特意买给祖母听的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和湘剧《琵琶上路》，就是《真是乐死人》、《我是公社的饲养员》等等革命歌曲。而一些马连良、荀慧生的京戏和洋人的交响乐，因为有“高亭公司”或者“胜利公司”的商标字样，都是用小刀细心刮掉，或者用毛笔胡乱涂黑。只有我们自家人凭着不同的记号才看得出那到底是张什么唱片。

　　记得大概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了，有天父亲双手端着两个沉甸甸的纸盒子匆匆忙忙回家来，一脸的兴奋，一头的汗水。我一看那种瓦楞纸的牛皮纸盒子就知道里面准是唱片。这种盒子方方正正，在西单商场的唱片部里看到过，外面任何商标装潢都没有，但规格、尺码却是一样，里面可以装进去十几二十张七十八转胶版唱片。那个时候的唱片不论内容全是一块钱一张，一面顶多放唱三五分钟，双面绝不会到十分钟。那时一块钱的消费还是比较奢侈的，因为到长安戏院整晚目睹马连良老板的风采也不过是一两块钱的事。我虽然十分熟悉这种装唱片的纸盒，但我家从来没有一次买过一整盒唱片。家里的几个唱片纸盒都是因为一次连买三五张唱片，卖唱片的老师傅就会做个顺水人情，送个纸盒给我们，我们自然也是千恩万谢。要知道那个时候商品外面的包装十分罕见，买双皮鞋总要花掉你工资的大半，可售货员就是拿个如今卖糖炒栗子用的那类纸口袋将皮鞋套进去，算是包装。后来到了“困难时期”，连水果糖都没有纸包，我们就叫它“裸体糖”。可是这次父亲却是一气抱回来整整两盒唱片，怎不叫人惊喜！

　　可扫兴的是，父亲一边打开纸盒，一边正经八百地对我说：这可不是唱歌唱戏的唱片，是教说外国话的，叫“灵格风”。你现在还听不懂，也不要动。另外一盒是送给你涂伯伯的，更不要打开，下次出差到湖南我要带走的。

　　涂伯伯是父亲中学时代的老朋友，抗战时到大后方上大学也在一起，我是认得的。他独身一个人，没有结婚，过两年就会利用探亲假到北京来看望他的姐姐。每次来北京他总要到我们家里坐坐，还会给我们带些长沙的紫苏梅子和吉首的菌子油之类，这些土产即使在北京最正宗的南货店里也买不到。

　　听父亲说，涂伯伯的英文特别好，发音纯正，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抽空到美国人的空军基地做翻译，挣几个学费钱。美国大兵夸奖说，听涂伯伯说话的英国腔就像是个绅上，让人不免肃然起敬。大家听了一起哄，涂伯伯不好意思，就拿出刚挣来的钱请大家“打牙祭”。

　　抗战结束以后，涂伯伯多病的老母亲不愿离开老家的旧宅，他是家中长子，就回长沙去了。涂伯伯平生没有什么旁的嗜好，就是喜欢读外文。解放了，没有什么外文书可以读，他就订了一份英文的《北京周报》，看看上面那些千篇一律的新闻。父亲有次出差回来小声对母亲说，那样的东西居然也被涂伯伯看出些名堂来了，不但逐字逐句分析文法，还对照中文报纸上的新闻稿，找出遣词用句上的差异。据父亲说，涂伯伯看过的《北京周报》都用红蓝铅笔勾画得密密麻麻，边角天头上满是批语，而且乐此不疲，真是看他不懂了。

　　起先涂伯伯在长沙的省邮政局工作，可是因为爱读几行英文这点业余嗜好，领导看不上他，虽说没有查到他有里通外国的嫌疑，但总归认为他少不了崇洋媚外的思想。刚开始，涂伯伯听了还不服气，跟领导争辩，说《北京周报》是中国政府办的杂志，讲中国人的事，给外国人瞧，怎么能扯到崇洋媚外，甚至里通外国上面去呢？领导自然也有领导的道理，说你一个中国人不看《人民日报》，而非要去看英文的《北京周报》，那是中国政府办的倒是不假，但不是办给你瞧的，是给外国人看的。你看什么，还不是觉得自己比旁人高明么？涂伯伯从来与世无争，听了这样的话也不分辩。因为没有对领导出言不恭，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从不开口，也就找不出来有什么不合适的言论，居然次次顺利过关。

　　但受到冷遇总是免不了的，不久涂伯伯就被下放到衡阳还是祁阳的支局去了。再过一段，继续下放，又到了什么县城邮政局，然后再到下面乡里的邮政所。好在涂伯伯自他母亲死后，孑然一身，无论你叫我到哪里去，没有二话，卷起铺盖就走。但是每次父亲到湖南出差回来，说起涂伯伯总是叹气，说是越来越难和涂伯伯见面了。因为涂伯伯调去的地方越来越小，父亲越来越没有机会去到，后来只好是涂伯伯听说父亲到了省城就连忙自己请个假，赶上来见个面。

　　所以父亲说起其中一套“灵格风”是送给涂伯伯的，我一点都不吃惊。

　　父亲打开纸盒，从纸套里掏出一张来放在唱机上，里面果然哇啦哇啦地说起了英文，我一句都听不懂。原先家里有一张“洋人大笑”的唱片，但那只是叽叽咯咯、嘻嘻哈哈地放声大笑，我还以为洋人就是和我们笑声不同，原来说话还这么不一样呢！

　　后来，父亲看我对英文好奇，来了兴致也教我读几句。至今我还记得第一篇课文的头几句是：“这是我的家。我的妻子，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和我。我是布莱克先生，我的妻子是布莱克太太。……”结尾的几句我也记得，是这样说的：“要是我说得慢，你就听得懂；要是我说得快，你就听不懂。”

　　这套“灵格风”一共五十课，在我上初中之前，居然从头到尾隔三差五地学过一遍，不但学会了一点洋腔洋调，还知道了一些过去未曾听说过的东西。譬如说，忘了是在第几课里说过外国人吃饭，除了刀叉之外，旁边还要有一条napkin。我不懂那是什么，去问父亲。父亲说，那是洋人吃饭时用来擦嘴的，叫“餐巾”。我听了还是不懂，为什么洋人吃饭那么费事，还要用餐巾擦嘴呢，像我们用手随便胡噜一下不就行了么？

　　“灵格风”上还有一课是专门讲睡觉的。说是布莱克先生要睡觉了，于是脱了衣服，换上pyjamas，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查了字典才知道是为睡觉专门穿的衣服，叫“睡衣”。再去查了带插图的《杜登字典》，发现原来就是我家箱子里面罩在最上边那块毛巾被一样的东西。我赶紧翻开箱子，抽出来仔细一看，宽宽大大，还有两只袖子，果然是件能够穿起来的衣服。我忽然想起来，原先帮助母亲收拾箱子的时候就看到过这件染成一条蓝一条白的怪东西。我好奇，问母亲是干什么用的，母亲漫不经心地说：没有用，罩箱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洗澡毛巾也要凭票供应，这件睡衣被母亲剪成几个小块，权当毛巾用了。

　　我第一回和布莱克先生一样真正有了自己的睡衣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九八二年，我要到德国去放洋读书。动身之前，在语言学院听了一场上级的“动员报告”。做报告的人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到了外面千万不要给祖国丢脸，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提到睡觉要穿睡衣。听了他的话，我赶紧到“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了一件睡衣，听售货员介绍说这是质量最好的，六十支纱。

　　“灵格风”里还有一段有意思的课文，说的是一个女子请布莱克先生跳舞：

　　“我们跳舞么？”女子说。

　　“跳舞？不，我太老了。”布莱克先生答道。

　　“太老了？瞎说！你看起来还没到五十岁！”那女子惊讶起来。

　　读到这里我就乐了：五十岁还跳舞？多不正经啊！第二天我把这段英文说给同学们听，大家都咯咯直乐，说这纯粹是资产阶级！其实我知道，更难听的话还没说出来：我们小时候，大家心目里五十岁还跳舞的人就是流氓！

　　“灵格风”作为英语教学真是套好教材，我的英文就自它给开了蒙。因为“灵格风”里面说的都是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让我觉得洋人和我们想法其实也差不到哪里去。外国话无非就是用另外一种发音说相同的事。

　　没有想到，初中升学刚刚发了榜，还没有开学，我对外国话的一知半解就被全然推翻。

　　那天傍晚，母亲回到家中，兴冲冲地从提包里掏出几本他们出版社刚刚印刷出来的课本样书对我说：今年的课本内容难度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动，让我这只“笨鸟”先飞，千万不要一开学就落在人家的后头。她警告我说，到了中学不比小学还可以随便混混，言外之意当然是对我的侥幸考取中学十分担心。

　　我信手翻开母亲拿回家来的英语课本，头一页上就赫然印着一条语录：“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说老实话，“武器”一词让我看了不大受用，想起了电影里面的机枪大炮，可我并没有留心看到下面其实还有这句话的出处，冲口而出道：“这叫什么话，外国语怎么竟然成了武器？”

　　大约母亲知道我那个年龄正是少年反叛期，也懒得和我理论，只是说：“那可是马克思说的哦。我看你今后嘴巴要仔细些，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才好。”

　　我先是一惊，觉得有些冒失，但从此之后，对革命导师的这句教诲却意外地牢记在心。

　　翻过这一页，第二页是中英文对照的感叹句：“我们热爱毛主席！”与文字相配的是一幅颜色调棕了的领袖半身标准像。再后面是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和“你”、“我”、“他”这样的代词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这些在“灵格风”里从来没有学过的词汇。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武器”这个词大约也不是从“灵格风”里学来的，而是另有来头。否则的话，“武器”会出现在“灵格风”的哪一课？布莱克先生又是和谁无缘无故谈到武器呢？当然，我的记忆不一定准确。

　　而学校的课本也不能说编得不高明。在母亲工作的出版社食堂里打饭的时候，我还时常碰到编课本的几位长辈，不过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他们请教马克思语录的出处，以及马克思当初是在什么情况下，又如何操作使用，才能够让外国语成为人生斗争中的一种武器。

　　不过我的中学生活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语录的机会。

　　那回是初二的时候下乡劳动，地点是顺义县的小官庄。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讲究青年学生“上山下乡”了，树立了不少榜样让大家学习，像邢燕子，像董家耕，像侯隽，只是不像“文革”中那样统统轰到乡下去罢了。为了说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除了田间劳动，还要听当地回乡的青年现身说法。记得那天就是请了一位回乡的女青年给我们做报告，讲讲她自己是如何献身农村建设的。

　　说老实话，她讲得挺不错。她告诉我们怎么用算术知识测量土地面积，怎么用物理方法拆卸农具，怎么用语文知识帮助老乡写忆苦思甜的报告。大家听了很激动，我记得还跟着带队的政治辅导员喊了好多口号，表示今后一定要到农村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接着就是安排大家把不明白的问题提出来，让女知青给我们解答。我怂恿坐在前面的同学小叶提问：在农村如何让外国语成为斗争中的一种武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一般大家大都是问农村阶级斗争尖锐不尖锐，地主富农老实不老实，知识青年在农村如何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女知青听到这些耳熟能详的问题自是心中有数，也还口若悬河，可一听小叶的这个问题，不但女知青迟疑了好一会儿，大家也不约而同地静下来，想听听这个问题的答案。

　　女知青以前应该做过好几回这样的报告了，但头回碰到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会儿，脸上也有些发红。辅导员怕她着急，连忙说，不忙不忙。

　　女知青到底是经过些场面，过了一会儿就朝辅导员点了点头，还咳嗽了两声清清嗓子，然后脸朝大家说：“嗯，外语有用，外语有用。外语在农村有用。我眼下就有俩深刻的例子。”

　　“比方说，我现在不总抽老乡他们自己卷的那种烟丝，那种烟丝的劲还不够大。我这个人烟瘾大，有时候到县城去，就买两盒阿尔巴尼亚的战斗牌烟卷抽。战斗牌烟价钱也不贵，有人说味道不好闻，有臭脚丫子味。可我不觉得。我觉得挺好。”

　　说到这里，她顿了一顿，大家也都屏住呼吸，听她的下文。

　　只见她说：“你们想想，要是不懂外文，你怎么知道这烟是阿尔巴尼亚的呢，又怎么知道它是战斗牌的呢？”

　　还没有等到我们反应过来，她就紧接着说：“再说一个，头年我们队里买日本化肥，过后队里就把化肥口袋分给各家各户了。我妈用化肥口袋给我做了棉袄里子，那小日本儿的化肥口袋倍儿结实，真不爱坏。那上面就印着‘尿素’俩个字。我原先还以为是中国字呢，后来县农科站的技术员来俺们队指导，听人家说，那两个字原来是日本文。你们大伙儿说说，这外语重要不重要？”

　　辅导员听到这里，连忙又带头鼓起掌来，我们也跟着喊口号“向知识青年学习，向知识青年致敬”。我记得当时我也是热烈地鼓掌，觉得讲得真好。至今我都认为，如果让我来讲，我讲不出这样的例子来。

　　不过在家里我还是时常听“灵格风”来练习听力，因为学校里的课文没有录音，全凭老师上课那四十五分钟的工夫，尽管我们的英语教员唐老师毕业自军事外国语学院。听说他们毕业以后的工作原本就是收听敌台广播和审问外国俘虏，发音肯定没错。

　　“灵将风”听得多了，自以为长了些本事就想和别人交流。于是想到了涂伯伯，父亲也鼓励我给涂伯伯写信请教问题。涂伯伯来信说，他很愿意和我通信，尤其是看到我居然也能用英文表达一些意思了，很高兴。

　　有问涂伯伯到北京来，我正在听“灵格风”，他就催着我给他念一段，看看我的本事，父亲也得意地怂恿我。平素我最羞于在众人面前开口说话，但这次大概是父亲的好朋友涂伯伯，我也就不怕献丑了。涂伯伯在听我念“灵格风”的时候，一边乐不可支地摩挲着唱机，一边翻来覆去地查看每一张唱片的样手，我看着总觉得有些怪异，于是就问他：你也经常听么？因为我知道父亲早几年就将另外一套“灵格风”带给涂伯伯了。

　　听了我的问话，涂伯伯神色黯然了，有些苦涩地说：你父亲送给我的那套“灵格风”一直都还没有开封，眼下只是读读课本，消遣消遣。

　　那为什么呢？我不知趣地追问。父亲连忙将话支开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涂伯伯那里根本买不到唱机，买唱机要开证明，说明是出于宣传工作的需要。可是“灵格风”能宣传什么呢？里面全是家长里短的鸡毛蒜皮，没有一句正经的“阶级斗争”。而且当时的手摇唱机没有音量控制，左邻右舍都是人，被人听到非常危险。记得父亲曾向母亲解释，当初在重庆似乎欠了涂伯伯什么人惰，一定要还。而且涂伯伯一辈子就喜欢读几句外文，这个礼物再恰当不过。母亲就埋怨父亲太不懂世故，这哪里是还什么人情，明明是送东西在害人家。

　　果然没有再过多久，在北京听“灵格风”也有麻烦了。“文化大革命”一来，我的“灵格风”就首当其冲被砸碎了。布莱克先生，布莱克太太，他们的餐巾纸，他们的睡衣，他们的跳舞，统统是资产阶级，可是如何用外国语作为打击他们的武器，我仍然不懂。

　　过了“红八月”，天下一切大乱，我们家和涂伯伯的联系终于中断。

　　去国十多年之后，回了一趟北京。不想当年马克思的名言竟全面实现了。外国语有如一挺机关枪，火力四射，将大街上的商家全都喷涂上似通不通的半截洋文，从“华伦天奴”到“优胜美地”。零星可见的几处老字号的招牌，尽管笔法苍劲，却根本不是对手，被打得一败涂地。

　　那天我走到王府井北口，顺脚就进了二十七号的考古所，想去访访旧日同仁。没想到如今在门房值班的是当初伙房的小钱，居然还认得我。她一见我，忙打招呼让进门房，说是有我的几封信放在这儿好多年了。正巧我来了，让我赶紧拿走。我一瞧，她说的果然不错，都是寄给我的。

　　翻检来信，其中有一封最怪，是从湖南乡下的一家什么农具厂寄来的，落款的名字也生疏得很，于是拆开来看。

　　信的开头称我是他的表弟，于是我大约记了起来。那还是父亲平反的时候，专案组让我把亲友中受到父亲案子牵连的人开个名单，以便肃清影响。尽管大姑家很少联系，但我还是加了进去。

　　这位素未谋面的表兄说，我父亲的老朋友涂伯们后来发落到他们乡里。因为有我父亲这层关系，和他家还有来往，而且和他成了忘年的好朋友。表兄还说，自己因为家里成分不好，没能上学，涂伯伯就经常教他读点外文。“文革”里涂伯伯因为读外语而被审查，临关押之前，涂伯伯特意将一套“灵格风”的唱片交给他，说这是在北京的舅舅（即我的父亲）送给涂伯伯的，因为没有唱机，一张都没有昕过，但总是个念想，不舍得丢掉，就先放在他这里。没有想到，涂伯伯不久就死在专案组里……

　　表兄的信让我想到许多年之前的这些旧事，想到涂伯伯，想到“灵格风”，想到“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这句格言。

　　如今想来，我相信马克思的确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这样的话。不过他没有说，也许也没有想到，这件武器除了杀死敌人之外，还能杀死自己。

　　涂伯伯的死算是补充上了这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