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电影”

　　“过犹不及”是一句老话，意思是说，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就跟做得不够一样。以吃饭为例，没有东西吃，不舒服，而吃得太多，也不舒服。看电影同样是这个道理，没有电影看，不舒服，电影看得太多，也不舒服，尤其是从没有电影看突然变成连看多部电影，就更不舒服。

　　之所以有这种感慨，是我偶然想起二十多年前在京城看所谓“内部电影”的旧事。

　　电影还有“内部”，凡是解放后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想来都不会奇怪。那几十年间有太多的“内部”，有所谓“内部图书”、“内部文件”、“内部供应”，等等，不一而足，总归都是仅供特殊人物享用，一般人根本看不到也吃不到的东西。由此推而广之，所谓“内部电影”就是只供个别特殊人物享受的精神生活用品。

　　到了“文化大革命”，“外部”电影几成绝响，差不多所有的电影都属“内部”，在那十年间，看过的外国电影屈指可数。记得二十个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在云南农场的时候，有幸看了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激动了一晚上，连呼过瘾，认为这绝对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后来还看过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其中有个躲在别人家里还大呼小叫、挑三拣四的革命者，为了这个几乎不近情理的角色，我们大家不知反复辩论了多少回，到底也没有搞清楚导演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到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帮”一举粉碎了以后，在京城出现过一类不在电影院里卖票放映，而是私人通过各种渠道搞到拷贝和联系场地，只在一定范围内放映的电影，称做“内部电影”，其实只是由于拷贝或者尚未公开，或绝大多数都是几十年来的老电影，而当时政治局面混乱，何者为敌、何者为友也十分含混不清，只好统称“内部”。电影放映时往往持票的观众好几百甚至上千人，有的是同一单位里的“同志”，有的只是毫不相干的乌合之众，所以也就根本谈不到什么“内部”的局限。像我这等做过许多年“知识青年”的人，居然也就鱼目混珠，忝陪末座，看过不少当时的“内部电影”。

　　当然，当年的“内部电影”如今绝对算不上什么稀罕之物。比方说，我在昆明看过一次《刘三姐》，那是一部“文革”前拍摄的电影，如果说这就是所谓的“内部电影”，那么今天的人们一定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有一天，群众风闻领导要以审查为名，私映《刘三姐》。大家想，如今打倒了“四人帮”，群众已成真正的英雄，几个领导看得，我们为何就看不得，于是串联起来将小礼堂团团围住，一定要与领导共同分享《刘三姐》。

　　领导到底手段高明，见到有如洪水猛兽般的群众将礼堂围得水泄不通，便略施小计，命令放群众入内，开始轮番放映《红灯记》和《奇袭白虎团》两部样板电影。从中午一直放到傍晚时分。群众渐渐耐不住性子，领导又派人到群众中散布消息，说是根本没有什么“内部电影”。群众到了半夜时分便渐渐散去。待到人去楼空以后，各位领导大员才纷纷落座，开始独享《刘三姐》。我们几个人深知领导的心思，一直坚持到最后，这才得以一睹刘三姐的风采。

　　不过到我有幸在京城躬逢盛举、经历“内部电影”的热潮时，那个特定时期的所谓“内部电影”一般都是指外国电影了。十年没有开过“洋荤”，正所谓饥不择食，倒也无论哪个国家的出品，也无所谓艺术的水准，从索然无味的广告片到经典名著，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默片到最新声光电化的巨制，只要是能搞到手，观众一视同仁。

　　促成一部这样的“内部电影”放映，起码有三个要素：一是电影拷贝，二是放映场地，三是翻译。

　　取得电影拷贝，这完全要靠关系。那个年月正当风潮起落，手中有权的官员有如走马灯般地轮番换将。所以打通关节需要及时。好在某些官员也及时行使权力，免得过期作废，也算颇好讲话。而且那个时候许多干部刚刚“解放”，很久没有亲手批示过文件，不免手痒。我一位朋友的父亲说过他就属这类人物。同一个办公室里坐着七八个老领导，看到秘书拿着各类文件从身边跑进跑出地找人批阅，有人忍不住冲秘书高声大叫：“拿来，叫我也批一份试试看！”

　　二是场地不易解决。虽说是半开放式的“内部电影”，但到底还是要有所顾忌，为了避人耳目，正规的影院是不能用的。这时，拥有礼堂的单位就可以开出价钱，有好处也要利益均沾。不过当年的人们并没有如今这样胆大包天，所谓的好处无非也就是多给几张电影票而已。

　　三是翻译尤其难。那个时代权威都已打倒，外文几成绝响，能够胜任的人物有如凤毛麟角，而且还要冒“宣传封、资、修”的风险，所以往往是万事俱备，而最终无法找到胜任的翻译，功亏一篑。

　　记得有几次看电影，对翻译高手的印象不浅，例如当时还是中国科学院外文所的朱虹女士翻译的《随风而去》，娓娓道来，用词十分得当，可算是一种享受。另外有一次，在冶金部的礼堂，看的是歌德的《浮士德》，那位德文翻译据说是当今的歌德权威，口译得也十分流畅，只是《浮士德》本身太过艰涩，观众的思维方式离“文化大革命”也尚不大远，所以看过之后，大家仍旧困惑不解。

　　还有一次，看的是一部讲美国黑手党的打斗片，那个担任翻译的中年男子口译十分了得，而且还能把纽约的黑帮切口顺便翻成地道的北京土话，对话里面男子的粗声大气和小姐太太的尖嗓细语都转换自如。例如说“你他妈小子少来这套浑的！”，“王八蛋才骗你呢！”，或是说“呦——，大清早儿的，这是到哪儿去呀？还是让姐们儿我来疼疼你吧”，等等。听着十分干脆过瘾，但似乎与画面上西服革履的人物不大相称，大家不免怀疑他是否在信口开河、添油加醋。但是观众大多不懂外文，也不敢挑剔。后来我到了美国，看到好莱坞电影里衣冠楚楚的绅士和描眉画眼的淑女果然都是一口脏话当家，这才信服了当年那位翻译传神的口译应该是大致不错的，只是如今再也无法证实了。

　　当然，翻译的功夫到底也是良莠不齐，如果遇到外语功力有所不逮的翻译时，就不免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例如有一次看美国的西部片，只见两群强盗开枪火并，口中还在念念有词，这些对话与剧情绝对有十分紧要的关系，但是现场的翻译总是捉摸不定、三缄其口，惹得观众抓耳挠腮，直问剧中人在说些什么。后来尸横街头，枪声渐稀，镜头淡入到一个肃穆的出殡仪式，一口棺材抬了出来，这时才听到翻译姗姗来迟的金口玉言：“他死了。”

　　众人皆十分不满，叫道：“废话！这我们还不知道！都出殡了，人还能没死？”

　　不过，平心而论，电影的传译是很不简单的，尤其是在那样一个自我封闭了几十年的时代里，真也是勉为其难。我想，后来京城里许多青年人发愤读外文，其中一部分原因或许就是看“内部电影”而不解其中三昧时受到的刺激。当然，外文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所以直到后来“内部电影”活动偃旗息鼓、销声匿迹，观众也是一直需要借助翻译看译制片，许国璋的四册英文课本和陈琳的广播英语教材都没有能够立见功效。

　　观赏“内部电影”除了上述的三要素之外，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就是观众的身体素质，要耐得住意想不到的恶劣环境。由此让我想起一次至今记忆犹新的“内部电影”，可惜的是如今连电影片名都记不起来了。

　　那是一九七八年夏季的一个酷暑之夜，我从友人处偶然得到一张“内部电影”票，大概是他对我前次送给他“内部电影”票投桃报李还的人情。放映地点是在京西的水电设计院礼堂，那次是连看两部电影，一为缅甸出品，一为英国出品。两者时代、背景、情节毫不相干，只是负责联系拷贝的人一时都借了来，于是就放在一起连映。当年的观众对“内部电影”胃口奇佳，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虽然两部电影的名字我没有记住，但情节尚约略记得，前者讲一个缅甸革命者如何舍弃家庭，参加游击战；后者讲一个“二战”中被纳粹俘虏的英国士兵如何摆脱看守，乘坐货运的闷罐火车逃出魔掌。

　　中国人习惯先苦后甜，按照这个思路，观众大都认为缅甸的电影总归不如英国的，所以放映员提出的放映顺序是先放缅甸的，然后再放英国的，大家都没有异议，连呼快放便是。

　　电影开始前，一般都要介绍一下翻译者的姓名，或者还有其学术头衔，以提高可信度，可是这天却没有。在黑暗中就听见放映机的马达声沙沙作响，画面上人物的嘴巴也在动，但是却没有声音。于是就有人三三两两地聒噪起来，提醒放映员机器出了毛病。许久没有听见反响，观众席里大呼小叫的人就更多了。

　　这时麦克风里传出来电影组织者的声音说：“各位观众，这部缅甸的电影是无声电影，放映一个段落之后，会有英文字幕，到时我们会给大家翻译的。”

　　听了这话，观众才没有太大的骚动，只是听见有小声的叹息，不知是后悔来得太早，不如等到第二部电影放映时才来，还是感慨居然还有比我们落后许多的国家。据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受苦，看来果然一点儿不假。另外可能也想到，不用破费便能看到“内部电影”也就心平气和得多了。

　　画面虽是黑白的，但女演员还算漂亮，男主人公也不差，但脾气看来有些暴躁。虽然听不到他们说什么，但肯定老是在那里争吵，有时候男的说不过了，还打那个看来是他的妻子的女人。另外就是总有一只苍蝇在女演员的头上飞，她三番五次地用手驱赶，但总也轰不走，十分破坏画面和情节。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导演特意安排的剧情要求，还是摄影棚里的卫生不良引起的问题。总之，两个人从头说到底，苍蝇也从头飞到底。观众只好都耐着性子，一直盯着银幕上的这只讨厌的苍蝇。最后，男主人公看来很生气，但也很坚决，提起枪走出废墟般的小院，义无反顾地走向远方，女主人公先是低头哭泣，然后猛地转身追出大门。观众这时如释重负地发现，女主人公头上飞舞的苍蝇终于也不见了，或许跟着男主人公一同上了前线。

　　这时礼堂中灯光大亮，放映员宣布大家不要离开座位，厕所也不要去，以免影响秩序，下一部电影马上开始。观众们趁机互相打量了一番，个个都已经是汗流浃背，但兴致不减，满脸堆笑。

　　第二部电影果然很快就开始了。这次是有声电影，但还是黑白的。到底是英国货，大家齐声赞叹，似乎忘记其实我们中国早就有有声电影了，而且还有彩色的。

　　剧情里除了一个英国大兵之外，还有许多说德国话的军人。这时翻译说，他只懂英文，德国话一律省去。好在刻板愚笨的德国鬼子说的那些话，从他们的面部表情里也可以猜出八九分，总归是：“上去！”“下来！”“不行！”“快一点！”之类。

　　电影一开始就是德国鬼子抓到了一个掉队的英国士兵，但他机智地甩掉德国人，爬上了一辆开赴前线运输弹药的货车。

　　英国人是俘虏，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德国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小声地自说自话，所以中文翻译观众不听也罢。

　　火车有时要穿过封锁线，有时还要遭遇盟军的袭击，所以老是走走停停。当时正值酷暑，车厢里闷热得很，德国人在不停地擦汗，英国俘虏在不停地擦汗，而礼堂里的观众也在不停地擦汗。

　　单调的铁轨撞击声和零星的枪声贯穿了整个情节，礼堂里酷热的气温出其不意地让观众们身历其境，和英国俘虏一同体会在纳粹追击下的痛苦。就这样，大家总算熬到了礼堂里的灯光再度大亮。

　　灯光亮后，仍还不是散场，听了放映员的宣布才知道，原来这部电影还有下集，难怪英国俘虏的最后结局都还没有交代。礼堂里已经是汗臭满室了。灯光很快又灭了，又是英国俘虏自怨自艾的内心独白和翻译结结巴巴的口译，再有就是火车轮子撞击铁轨单调的金属声。礼堂里温度越来越高，终于有人耐不住溽暑的闷气，大喊要求打开天花板上的电扇。

　　可是麦克风里有人又在答复说，因为这个礼堂过去从来没有放映过电影，保险盒里的保险丝太细，一时又买不到合适的，只好凑合着用，一开电风扇，闸盒就会憋，电影便无法放映。两害取其轻，希望大家忍耐一下。

　　火车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疾驰，英国俘虏也在不停地喃喃细语。大约翻译也厌烦了，只是隔三差五地补上一句：“他说他应该尽快想办法”、“他说他没有多少时间了”，等等。

　　礼堂里死一般的寂静，不知是扮演英国俘虏的演员演技精湛，使观众浑然忘我，还是室温已经接近人体的极限，使观众认识到过多的动作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总之，我们对那名英国俘虏所处的困境感同身受。

　　终于，就在火车开到双方边境上的时候，那个英国俘虏一个鹞子翻身，跳进了沟里，那边的英国军人向他跑来，这时音乐大作，观众们仿佛也随着英国俘虏跳下了火车，全体不约而同地起立，一边高声向盟军欢呼，一边赶快逃向礼堂的大门。

　　观众蜂拥而出，已经有好几个人走不大动，费力地躲开汹涌而出的人流，蹲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和电影里的那个英国俘虏一模一样。黑暗处，许多忍无可忍的男士们不得不解开裤带，立刻地上便形成一条条小河。

　　……

　　在那个年代，我随着潮流看过不下数十场“内部电影”，但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应该算是这一次的经历。直到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那个酷热的夏夜，我回到住处已经是精疲力竭，倒下和衣便睡。后来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也变成了一个逃亡的俘虏，坐在闷罐货车里，浑身肮脏不堪，大汗淋漓，许久许久不得逃脱。不过头顶上似乎没有困扰缅甸女演员的那只苍蝇，大概是梦中火车开得太快，风也太大的缘故吧。

　　洋镜头里看中国

　　一次回京省亲的时候，我偶然从王府井北面一家门面很小的书店里买到过一本赫达·莫里逊（原习惯译名为“莫理循”，下文从原译名一一编者注）的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 摄影集中译本，书名被译者改成一个不错的名字：《洋镜头里的老北京》。我将这本集子带回波士顿，闲时慢慢地翻看，于是对赫达·莫里循身后那批珍贵照片的下落发生了兴趣。

　　后来，我得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红楼内的皮博迪博物馆举办赫达·莫理循关于中国的摄影展览，就连忙趁着周末起个大早，去皮博迪博物馆看个究竟。

　　赫达·莫理循已于一九九一年在澳大利亚下世。她的娘家姓哈莫，一九○八年出生于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父亲是个出版商。或许是出版业务总与摄影有些瓜葛的缘故，赫达在十岁刚刚出头的时候就有机会摆弄照相机，其后一生都对摄影执著。赫达的父母本来送她到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攻读医学．但她不久就说服家人，改到慕尼黑最早开办的一家摄影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摄影师的生涯，最终成为一位摄影大家。

　　赫达二十四岁那年（一九三三年）偶然在一份摄影杂志的广告上发现，中国北京有一家德国人开设的哈同照相馆正在征召一名会讲英、法、德语的女摄影师。她认为这个职位非己莫属：她会操这三种语言，她出身施瓦布地区一一当地人在德国以刻苦耐劳著称，而且她还是个女性一一估计老板的盘算是可以少付些薪水。结果不出她所料，北京的照相馆果然相中了她。

　　那个时代的中国，对于一个年轻的德国单身女性来说，实在是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在她只身离开德国前来中国的时候，家人对她的远行有些担心，送给她一把防身的手枪和一把雨伞。然而她却在破浪东航的船上将它们扔进大海，随身仅有的重要物品就是一架柔来福来的双镜头反光相机。

　　赫达其后在北京度过了十三年的岁月，她就是靠着这架相机，骑着一辆自行车跑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和名胜古迹，拍摄下如今大多已经荡然无存的旧日景物，留下这些后人嗟叹不已的珍贵照片。在一张摄于一九四一年的照片上，留下了当年赫达·莫理循风华正茂的身影。她在哈同照相馆里管理着十几号中国伙计，京城里无拘无束的生活使她渐渐喜欢上这块陌生土地上的人们和文化。在京城里的生活尽管并不富裕，但她却甘之如饴。

　　五年之后合同期满，照相馆的东家深知她技术高超，唯恐她另起炉灶抢了生意，于是力逼她回德国去。但这时的赫达已经被京城和中国各地的人文风景所吸引，执意要留在中国，经过友人的帮助，终于如愿以偿。虽然她其后的生活也曾经相当拮据过，但随着她的摄影技艺被人认可，向她订购各类有关中国专题照片的客户逐渐增多，她就这样在京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九四○年，她与阿拉斯泰·莫理循相识并结婚。阿拉斯泰在中国出生，他的父亲是有名的英国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乔治·莫理循过去曾经周旋于以洋务著称的士大夫之间，如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后来他还曾入幕袁世凯帐下。当年京城里洋商云集而锦簇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就曾以他命名，称为“莫理循大街”，可见其风头之健。我推想，赫达·莫理循嫁入这样的家庭或许对她日后的眼界不无助益，尽管此时乔治·莫理循早已离华，赫达·莫理循仍旧以独立的人生态度在中国生活。

　　一九四六年，随着中国内战的加剧，莫理循夫妇决定离开中国，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移居沙捞越，一直到一九六六年离去，在此期间她曾经为马来西亚政府担任摄影工作。一九六七年之后移居澳大利亚的堪培拉。

　　莫理循夫妇离开了中国之后，中国的大门再次向外部世界关闭，直至三十年后重新开启。此后，赫达莫理循曾经两度回到她阔别三十多年的京城。

　　她在最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住在澳大利亚直到一九九一年谢世。一九九二年，她的丈夫根据她的遗嘱，将曾经用作展览的照片和许多珍贵的南亚青铜器、藏书等捐赠给她最后定康的澳大利亚的博物馆，而将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六年共十三年里她在中国所摄的一万多张底片、六千多幅照片，以及二十九本影集全部赠与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另外她一九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在南洋各地拍摄的照片则赠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如今收藏在大学的克劳赫图书馆的善本及手稿部。

　　赫达·莫理循大部分的作品原先都是作为他人著作的插图，例如乔治·凯兹的《丰腴年华》一书就选用了赫达·莫理循的摄影作品，而她自己最重要的一本摄影集便是上面提到的《洋镜头里的老北京》，一九八五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于赫达·莫理循留下的这批珍贵资料保存极为不易，自收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后，一般人无法一睹风采，所以也不大为人知晓。外界只能通过《洋镜头里的老北京》等书籍得窥堂奥，然而这对于三万余张照片藏品而言，不啻豹之一斑。因此，在听说皮博迪博物馆开办这个展览的时候，我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不过令人失望的是，由于展室的逼仄，这期展览中大约只有十几幅赫达的作品。记得十多年前我刚到哈佛人类学系的时候，楼下这间作为展示室的小房间曾经是出售纪念品的小卖部，可见条件至今仍未改善。这与外界对哈佛大学富甲一方的想象程度似乎大相径庭，对赫达的几万张摄影藏品来说也过于不成比例。

　　不过这聊胜于无的展览也使我生出一些感慨。

　　银版照相术自从一八三七年在法国问世之后，没过几年就从西洋传入中国。相传最早的照相机是由供职于中国海关的法国人儒勒·依蒂耶带进中国的。其后，一些西洋的摄影师用摄影照片将中国介绍到欧洲，而中国也首先自宫廷开始用照相机记录中国皇族的生活，然后渐渐传至民间。譬如我家原先的邻居李家祖上在旗，大约是旗人里面好学上进的一类人物，曾经学习过西洋照相术，还给宫里办过照相的差使。记得我小时候，就在他家正屋里面看到四壁上挂满了当年宫廷里的人物和京城的风景照片。后来朝廷没了，他家就在西单路南开设过一家“大陆照相馆”，公私合营之后，照相馆并入了上海迁京的“欧亚照相馆”。再后来，“文化大革命”一把火，李家的那些老照片付之一炬，旧日的孑留从此成为绝响。至于几十年前赫达·莫理循曾经使用过的柯达胶卷，我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才一睹其真面目的。

　　相对于书籍的焚于秦火，照片的毁灭在数量上似乎较小，然而照片的获得不易和复制困难，应该说价值比书籍更加珍贵。前朝旧事仍然可以参照史料用文字复述出来，前朝的旧貌却无法复制出真实的形象，除非造假。有鉴于此，赫达·莫理循的三万余张照片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而且赫达·莫理循是位经过专业训练的摄影师，这在当时更是难能可贵，凡是见过她作品的人无不深为叹服。我也曾经见过不少中国旧时的照片，无论是人物还是最色，几乎完全不讲求用光和构图，也从不注意照片传递的意境，人物照则目光呆滞，面无表情；风景照则毫无构图的安排和用光的设计，使得这些照片就摄影水准而言乏善可陈。所以从艺术的角度来讲，赫达·英理循的这批照片也堪称高人一筹。另外，赫达·莫理循作为一个来自外方的洋人，确有她不同于国人的观察角度。我们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生活琐事在她那里便可常常发掘出意想不到的意味。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这个道理。

　　北京出版社二○○一年翻译印行的《洋镜头里的老北京》原是赫达·莫理循从她京城旧照里面搜检出来的精品，但看看版权页上的记录，发现只印了区区三千册，尚不及眼下“疯狂英语”、“炒股秘笈策”这类热销书的一个零头，赚钱大约是指望不上了，不过绝对是功德之举。

　　其实，当年赫达·莫理循在中国拍摄的照片远远不止于北京，还包括了山东、热河、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人文景物。除了上述的那本《洋镜头里的老北京》之外，两年以后，也就是在一九八七年，赫达·莫理循还出版过另外一部姊妹篇Travels of a Photographer in China 1933-1946，也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印行，包括了在京城以外中国其他地方拍摄的作品。如果这本摄影集也能出中译本，我觉得它的中文译名不妨叫做“洋镜头里的老中国”，只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家出版社有计划出版它。一位朋友倒是对我说，就算书出版了，也挡不住急功近利之徒将北京拆个七零八落，如今恐怕也不大有人去理会这些“昨日黄花”了。

　　这话说得真让人悲哀，难道我们真要等到全部拆光拆尽，只能靠翻翻老照片过眼瘾的那一天才罢手不成？

　　好在眼下赫达·莫理循留下的三万余张照片终于上网了，可以让异乡的游子聊解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