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光直先生

　　二〇〇一年一月间的一个深夜，窗外寒风瑟瑟，有友人突然打来电话，说是张光直先生故去了。虽说已经好几年和光直先生没有过从，但他的身体不好，而且每况愈下，我倒是早已听说了。他的病是很折磨人的，听说后来在台湾还动过脑部手术，而效果并不理想。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冬天真的就走了。

　　我是个疏于交往的人，离开哈佛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为稻粱谋，与学界渐行渐远。尤其后来光直先生被李远哲请到台湾去做中研院的副院长，我便觉得更是隔了一层。在得知他从台湾又回到波士顿之后，我曾几次萌生出要到光直先生处看望一下的念头，但马上就又被疏懒和顾忌打消了。直到剑桥语社假哈佛燕京的会堂召开纪念光直先生的活动上，听到光直先生的许多旧友谈及他为人的豁达和不拘一格，我顿生悔意，觉得实在不应有那些顾虑，真是应该多去看望他才对。如今他走了，人天永隔，我只能抱憾终生。

　　光直先生是从台湾到美国求学，然后在哈佛做到终身教授；而我则是来自大陆，一九八九年底才第一次有幸到访哈佛。我们的交情似乎应该从这时才算开始，其实也不尽然。

　　尽管光直先生原籍是台湾板桥，但他出生在北京，小学和初中的少年时代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他是上了高中之后才随父母回到台湾去，而那已经是一九四七年以后的事情了。凑巧的是，他上的小学与我竟是同一个学堂，只是前后相差了十几年。他的级任老师当年还算是个年轻的女士，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是白发斑斑的校长，而且桃李满天下，闻名遐迩。他的地理老师原来是个初出茅庐、面带羞涩的青年，可是到我聆听这位先生声若洪钟、口若悬河地授课时，已年近花甲，是学校里德高望重的人物了。

　　不过，我原本并不知道有光直先生这样一个校友，是在结识光直先生之前，偶然通过电视里的一则报道发现这桩缘分的。

　　那还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刚刚门户开放，光直先生是最早到访中国的人士之一。那个时候，美国的访客有如太空来人，众星捧月。可是在差不多整日报道的世界名人访问中国，接见、吃饭、游览的电视节目中，我意外看到一条新闻，是美籍华人著名学者张光直教授看望旧日小学教师陶淑范的消息。并且说中美交往中断几十年，一经通邮之后，光直先生立即致函母校，叙旧言欢。或许是因为我也曾在这所小学就读的缘故，所以分外注意了这件事。那时我还是京城里一文莫名的“知识青年”，并不知道光直先生为何方神圣，只是在“文革”恶臭尚未完全散尽的当口，光直先生的尊师爱校之举，让我如沐春风。

　　后来我到考古所做学生，读了他的书，听到对他成就的评价，这才知道光直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和名声之高，觉得结识光直先生乃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与光直先生的第一次见面的确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在我快要毕业论文答辩的那个暑天，也就是一九八一年的夏季。那天我正在图书馆里埋头看书，突然所里领导找我去，说是加州大学柏克利的教授吉德炜先生要到北大做古文字学的演讲，陪同的翻译对考古专业不了解，于是吉先生找到所里，希望叫我去给他做口译。所里答应了人家。

　　演讲之后，吉先生便以酒饭酬谢。我想古先生在学得中国古文化的同时，肯定也顺便学得了中国的人情世故。后来在九十年代初，我到柏克利校园做客，住在陈世骥教授的遗孀陈太太家中，知道了吉先生曾是陈先生的学生。从陈太太的做派上完全可以看出当年吉先生真是从师父和师娘身上耳濡目染了中国的应酬文化。我与吉先生在饭桌上谈起毕业之后希望留学深造，吉先生说到哈佛的张光直先生目前人就在北京，何不一访，到光直先生那里绝对是正途，并十分热情地将光直先生旅馆的电话地址写给我。

　　与生人交往对我来讲是一件头痛的事，但吉先生的怂恿与对光直先生的景仰，最终使我鼓起勇气给光直先生打了个电话。没有想到光直先生十分热情，约好隔日见面。

　　我是在旅馆见到光直先生的。他身材不高，两眼十分有神，简直可以说是目光如炬，仿佛可以将人看透。这是他的突出特点，许多人都有这个印象。我大致介绍了我的经历和学历。特别提到我的先天不足、曾有十年失学的缺陷。光直先生听完之后既没有断然否定、也没有轻言许诺，只是仔细介绍了申请程序的细节。那时做学生的不像如今打算出国的青年人，人还在国内，全部手续简直比美国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人了解得还要清楚。当时我的年岁虽然在同届研究生里还算是小的，但毕竟已是三十出头，且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有历尽沧桑之感，听了光直先生一番鼓励的话，才有了不妨尝试一下的勇气。光直先生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将哈佛的申请文件寄给我，并详细注释了申请过程中我应当特别留意的地方。

　　当时的中外关系与政治形势一样忽冷忽热。我们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记得那是一个下午，考古所一场所务会议差不多就要结束的时候，刚刚调来的行政领导忽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大发脾气，说是有人私下与外国暗通款曲，并且警告今后没有领导批准，一律不得与外国人接触。后来有人告诉我，矛头所指就是我和另外一名研究生。光直先生尽管是中国人，但在这位领导的心目中与光直先生的交往也属里通外国，由此我不得不切断了包括光直先生在内的所有“涉外”交往。对我这个懒于与人交往的人来说，这样做倒也并不为难，只是觉得有负光直先生的关心，因为我不得不停止求学哈佛的申请，而且无法告知我的处境。此后不久，正当我在河南裴李岗参加考古发掘的时候，所里又忽然催我马上回京，然后遣我到德国去学习西洋考古。

　　后来旧友阿城到哈佛访问，见到光直先生，谈及他也是同一所小学的毕业生，而且曾与我一同到云南插队。光直先生便嘱他向我致意。阿城回国之后告知此事，我更觉得有欠光直先生的人情。

　　一九八六年我从德国回国后过了两年。大约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前后，我想将在西德学习的电脑考古分析方法再深入下去，便计划到电脑发达的美国去见识一下，而首先想到的就是光宜先生。他见信后立刻给我很好的建议，并推荐给洛氏基金会。

　　在第一年的遴选中，我申请的项目并没有通过。光直先生来信说，这是因为提出的题目与基金会赞助的范围过远，不过仍然鼓励我继续努力。但这时我已懒了申请的心思，当时是美术学院教授的金维诺先生带斯坦福大学的丁爱伯先生到历史博物馆来找我，鼓励我要继续申请。丁先生还同意为我推荐。但同时表示，光直先生的“面子”在基金会那里远远大于他，如果有光直先生“作保”，定保无虞。于是我就再写信给光直先生，询问我是否可以再行申请，以及他是否愿意仍旧作为我的荐举人。光直先生马上来信说，当然应该再申请，而且十分愿意向基金会推荐。此后又重新帮我准备申请项目不得不做的那些琐事。

　　第二次的申请居然便在基金会通过了。一九八九年的圣诞节前我来到了纽约。

　　在哈佛校园附近的中餐小馆“长风”与光直先生叙旧之际，我谈及，当年最早知道他是在电视里看到他重访母校的节目，他听了淡淡一笑，说道：“多年在海外，总想看看故人。我那次问陶先生还记得不记得我，她说还记得。我想她那是客气，是看到我从美国回来，不好意思说不记得。其实那么多学生，怎么可能都记得。”

　　我告诉他，无论陶校长记得不记得他，我倒真是从那条新闻中受到了感动。

　　“过奖，过奖。”他答道。但我认真地告诉他，由于“文革”的浩劫，我曾失学达十年之久，听到他重访母校之举的震动，不是当事人是不会理解那种五味杂陈的感受。他便答道，若是果真如此，那也就不枉电视台的一点功德了。

　　后来我们多次谈起共同的母校师大二附小。每次谈到往日的时光，我都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里有许多回忆的神情，手帕胡同、西单、顺城街仿佛就在眼前。他说几十年之后第一次回小学，最想看到的就是校园里的那眼压水井。谈到门房的老李、外号“贾大姑娘”的贾老师，他都兴趣盎然。他又告诉我，师大二附小的前门原本不是开在手帕胡同，而是在东铁匠胡同。后来是因为日本人在那条胡同里有驻军，学校担心学生害怕，才把手帕胡同的后门改成前门的。他家在手帕胡同，所以这么一改，就在师大二附小的斜对门了。说起来，他得意的神色溢于言表。

　　北京师大二附小一九四一年度初小（四年级）毕业班合影前排左起第二人为张光直这是当盖在与张光直先生小学同班的一位女同学惠赠的。奇怪的是，如今这位早已年过花甲的女士还认得出照片中的张光直，却认不出照片中的自己了

　　当时我不知道他上的是北京哪一所中学，偶然听见有人说起似乎也是北京四中。于是就好奇地问他，他说不是。他的父亲张我军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也希望他子承父业，所以让他进和平门外的师大附中。不过说完这话，他立刻表示：四中其实也考上了，只是没有去。看到哈佛的教授至今仍自豪于少年时的风光，我也不禁笑了。他又说到当年如何步行沿着宣武门顺城街的城根儿，从西单到和平门外去上学，脸上竟然带着一片童真，看得出来他对北京古城那份无法割舍的相思。

　　爱屋及乌，光直先生对京腔京调也是情有独钟。

　　记得我刚来哈佛的那个晚上，因为尚未找到住处，就暂时借住在哈佛神学院的马兄处。当他得知接待我的教授是光直先生，连连说好。

　　见我不明就里，马兄告我，他前几日走到哈佛燕京学社门口碰到熟人，因为多日未见，便忘乎所以，高声笑骂起来，语中便不免夹带粗口。正在说得兴起，发现路对面有位先生驻足朝他们这边观望，似乎十分入神。他也没有在意，和朋友临分手的时候，看到那人还朝他笑笑，他便十分纳罕，赶忙问朋友这是何人。朋友便说，你难道不知，此乃哈佛大学大名鼎鼎的张光直教授呀。

　　马兄听后便连连顿足，叹道如此一来便糟了。这个学期还要选光直先生的课，不想让他看到自己原来是这么个粗鄙之人。今天知道我与光直先生有交惰，托我务必把他那番不雅之态向光直先生解释清楚，免得误会。

　　我还确实和光直先生讲了马兄的话。光直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说他还真是一直记得那天在哈佛燕京门口有人用纯正京腔讲的粗话。那口京片子的调门，字正腔圆，真是地道。开始他只是在听京腔，到了后来，听到马兄的粗口都觉得痛快，而且事后一想起来在哈佛校园里的京腔粗话就想大笑。说完之后马上对我说，对你朋友讲，让他来听课，不要在意，说老实话，在这里我还找不到个机会听这京腔呢。

　　光直先生的念旧也表现在他对故人的帮助上。

　　从我在文物出版社做编辑的朋友那里知道，光直先生一直对在大陆出版他的老师李济先生的考古文集念念不忘。当时因为我有事经常要到文物出版社做交涉，每次去编辑部，就会发现光直先生关于此事又有来信和出版社商议或者安排。那个时候，台湾的学者得以在大陆刊行学术著作，除了文物出版社的魄力之外，不能不说是出于光直先生的出力之巨。

　　出版李济先生的著作是我从旁间接看到的，而另外有一件事则是我直接遇到的。

　　一九八九年初，小青在街上偶遇她的大学同窗、顾颉刚先生的女公子顾洪。闲谈之际，顾洪便讲到正在为父亲几百万字读书笔记的出版而烦恼。当时正是眼光开始向钱看的时期，已经没有多少人要注意学术，或者说是“不能卖钱的学术”。出版社要求出书后顾家包销其中一大部分，顾氏姐妹已花费大量时间整理注释，所以只恐要前功尽弃。小青听了也只得好言相劝。

　　过后不久，恰好光直先生又来北京访问。此时正当我第一次申请洛氏基金不果，感到有负光直先生的帮忙。此事虽有心再请他帮助，但不知他是否愿意援手，最后还是给他打去电话，向他探询在海外出版顾颉刚先生著作的可能性。他听说是顾老先生的文集，马上就嘱我将文稿目录提纲准备好，交他带走。

　　光直先生走后不久，就听顾洪告诉我们，台湾联经出版社得到消息后几乎立刻同意出版。据说，为了稿件不致丢失，顾先生的文稿是分几次带出去的。

　　不久，顾颉刚先生的著作终于在台湾出版，顾家了却了一桩最大的心愿。大家都为此感谢光直先生。其实光直先生与顾家并非有旧，但能帮忙处一定帮忙，这是光直先生的一贯作风。后来与在北京的顾洪打电话核实当年的细节，得知顾颉刚先生的学术日记不日也将出版，不禁欣然、慨然。

　　我到哈佛之后不久，发现患了胆结石。医生说需要立刻施行手术。光直先生听说之后，连忙跑到学校了解，知道我住院的地方是哈佛医学院的实习医院，手艺应该靠得住，嘱我放心治疗。手术的当天，他还赶到医院陪小青，安慰她说，您先生从此没有胆囊，五脏不全，连胆汁也没有了，从今往后一切要小心留意，好自为之。小青说，胆汁是从肝脏里来的，胆只管贮存胆汁，听大夫说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光直先生听了先一愣，然后自言自语道，哦，原来如此，我怎么不知道胆汁是从肝里来的。直到今天，小青仍然感念在当年孤立无援的境地时，光直先生对我们体贴的关照，也仍然记得光直先生关于肝胆的见解，觉得十分有趣，总是说，原来大牌教授也有所不知呢。

　　术后，他又几次和他的学生到病房来看我。后来我转到纽约上州疗养，离开了剑桥。再几个星期之后，我便云游四方，到西海岸和芝加哥等地，从此我和光直先生只是电话来往，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最后一次见到光直先生已是过了差不多一年后，仍然还是在哈佛人类学系的红楼。我告诉光直先生，我有一个也是师大二附小的同学，现在缅因大学教书，他邀我到那里去试试运气。我当然知道光直先生是不主张我的这下一步棋，但还是硬着头皮对他说了。他也没有说什么，但神情不免有些黯然。一席长谈之后，我告辞出来。他坚持送我下楼，在门口握别。从此，在美国这个非常现实的社会中，我便渐渐离开了学界。

　　离开了光直先生，并不等于说不再关心光直先生身边发生的事。从报纸上，从过去同道们的口中，不时还是听说光直先生的近况。他到台湾去了，他的帕金森症加重了，他头部动手术了，他回波士顿了，他搬到公寓住了，他坐轮椅了，直至他去世了。每次听到他的消息，我都涌上要去看望他的念头，但又在想，原本辜负了他当初推荐我的一番美意，有何颜面去对先生呢。另外又想，或是应该等他身体更好转一些，或是等我的境遇更改善一些……时间就在我自欺欺人的想法中流走，直到友人通知我光直先生故去的那一刻。

　　当晚，我翻开光直先生送给我的那本《中国青铜时代》，里面有他渴望到豫东一带作考古发掘、寻找早商文化的期望，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毕生没有完全实现。我又翻开他九十年代在台湾怀念少年时光的《番薯人的故事》，除了那些我们曾不止一次笑谈过的少年生活细节之外，还有他青年时代在台湾的种种经验与遭遇。那是我根本不熟悉的，而且没有想到，沉稳平和的光直先生当年还是个性情激烈的人。而书中所附的那些京城旧日的照片和对斯城、斯巷、斯校、斯人的记述，尽管我们彼此的时代前后相去近二十年，但掩卷沉吟，仍然不免让我感触良多。

　　一个书生本色的光直先生——一个童心犹在的少年，一个壮怀激烈的青年，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永远地走了。

　　光直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想无须我来赘言，我只是想写出当年与光直先生私人交往的点点滴滴，想到他为人的朴直与真诚在今日恐已不多见，故而怅然。

　　先生西去，而哈佛校园里圣街两旁的燕京学社与人类学系红楼依然如故，当年的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留给我的是无边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