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冯爷

　　冯爷还在世，现在就回忆他，似嫌过早。可我又不得不赶紧回忆他，怕时候久了，他的好些有意思的事儿被我忘了。前两天，我还打电话回国给他，知道他还在，就是声音更哑了，有气无力的。我要挂电话，他一个劲儿地说：“回来瞧瞧吧，回来瞧瞧吧。我这儿半年也来不了一个人，安个电话，也没人给我打，算是白安了。”

　　他怕快不行了，我想。但也难说。

　　那年我刚到哈佛，吃了午饭，和张光直教授在教研室里闲聊。我看到电视里播出的一位老人老眼昏花的样子，就说他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张先生就说其实也不然。比方说头几年，这里一位八十多岁的美国老太太眼看自己快不行了，就捐了她所有的钱给哈佛的某个系，但是加了个条件：得等她死了之后才能花。当然她没死也能花，那就得算借，花了不但要补上，还得还利息。系里一想，她也活不了多久，现在系里正等着钱修房子，先花了，不管补上还是利息，反正早晚还不都是系里的钱，背着抱着一般沉。

　　后来钱也花了，房也修了，可老太太没死。系里拆东墙补西墙，为了补上挪用的那点儿亏空费神费得太大了。所以说，人事难料。

　　果然让光直先生给说中了，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位老人也是过了好些年才死，而且死前还干成了不少事。

　　可是冯爷不同，他再干也干不成什么事，枉有了一肚子的学问。

　　我跟冯爷认识是通过一位小学的同学。

　　还是插队回城的第二年，一天我去劈柴胡同看同学刘兄。说了会儿话，他便送我出来。大街上人来人往，他就开口说了，别瞧人都长得差不多，穿得人五人六的，可真不敢貌相。你瞧见那边那个光脊梁的没有，人家懂六国语言！说着他还伸出大拇指和小拇指，一脸的神气劲儿，不由得我不留神看。顺着他的眼神望过去，街那边，一位大汉，果然好身量，古铜般的皮肤泛着油光，裤腿儿卷到膝盖以上，一只大脚蹬着地，另外一只脚踹着他的四轮小车，正从副食店门口的土筐里往外捡烂纸。

　　“怎么样，信不信？”同学还一直在瞅着我，怕我不信。

　　“怎么会不信，我当然信。”我连忙说。这时候我正愁找不到一个老师学德文，凡有这么好的机会，便顺势央告他：“怎么样？既然你那么熟，给我介绍一下？”

　　“我不认识，都是听人家说的。这样的人，我们这条胡同里有好几位。”说罢他就要往回走。

　　“别介，这个人你不认识，别的也行。总不能一个都不认识吧？”我说。

　　他沉吟片刻，抬头对我说：“这样吧，过三天我给你一个回话，让我爸爸跟那个人说说，就看人家同意不同意了。”

　　“哪个人？什么样的？”我挺想先打听一下。“先别问。见面再说。还不知道行不行。”

　　第三天刘兄果真来了，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有人名和门牌号码。他说：“就是这个人，去找吧。他会四国外文，整本整本的哲学书都是他翻译的。”我千恩万谢过了，他就又嘱附道：“这人可是个邪性的，我爸爸说，多少人都跟他处不长，你要是往后跟他合不来，可别怨我。你见面管他叫冯爷就行。”

　　等见到冯爷，说实话我真有点失望。他长得既不像那位捡烂纸的大汉一样身材魁梧，也不像学富五车的泰斗那般温文尔雅。听说他还不到五十岁，但显得有六十开外，牙掉了好几颗，脸上的气色也不好。后来才知道那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闹的，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营养不足，精神头儿当然也就打不起来了。

　　家里的陈设倒是在我意料之中，符合那个年月的学者身份：一般来讲，知识的水准高低与居家的困窘程度成反比。他住的是东屋，里面黑黑的，一块木床板，两个床架是铁条搭的。桌上、床上到处都是书。屋子不通风，一股霉臭味儿。

　　趁我打量环境的工夫，他也斜着眼睛从上到下地打量着我。我知道该是自报家门的时候了。我先是说和刘兄是起小的同学，后来虽不在一个中学，可总还是玩在一处，他父亲从小看着我们长大。“文革”爆发那年，他当校长的父亲去挨斗，临出门时他奶奶用《周易》卜的那副大卦就是让我扔的铜钱。我们家虽没有一个党员，不过也没有一个“右派”，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没有兄弟，没有姐妹，绝对是个清白人家子弟。他倒也没说什么，沉吟片刻，最后添上一句：“这就好。”

　　然后我就跟他说学德文的事。我发现他并不是怎么难处的人，说话处处是机锋，有时候也像个孩子。这样的人我最喜欢，于是三句两句就聊开了。

　　冯爷问了问我原来上学和下乡插队的事，我都照实说了，然后还加上自己的感想，说在乡下别的没瞧见，老百姓的穷可真让人开了眼，贫农穷，地主也穷。

　　说到穷，冯爷搭上了话头：“要说穷，我才是真穷。我不是说我现在穷，我是从小就穷。”说到这儿，他忽然来了兴致，说：“我不是贫农，也不是雇农，我是绕世界要饭的。这不比他们还穷？”

　　我吃了一惊，会四国外文的人我认为小时候差不多都是过得舒舒坦坦的，要不然哪里会有这份闲心？

　　可他没有瞎说。冯爷起小跟着爹妈从河北静海县一直要饭要到大名府。到了一处有个大教堂的村子，神父给了点吃的，好歹就先安顿了下来。后来知道那是个匈牙利教区的神父，人挺和气。冯爷没事就爬上教堂外面的一棵大槐树，往教堂里看人家做弥撒。神父看他有些灵气，有的时候就教他一点儿《圣经》，他也爱学，三下两下，学得有模有样。神父见着他爹妈就夸，爹妈也就不走了。不过他爹妈也不找地主租地来种，要饭要惯了，还是三天两头跑出去要饭，冯爷就跟着神父过。

　　转眼就是几年，冯爷也在教堂办的小学毕了业。听神父说北平城里还有教会办的中学，也不要钱，他便想去。神父知道他有能耐，便写了封推荐信，给了几个盘缠。冯爷拔腿就上了北平。

　　到了北平，径直去了城南的汇文中学，那是当时最好的教会学校。他赶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敢情还得要报名费，上学还得要交学费。所谓的不要钱，是要等你学习的成绩好，得了奖学金才能免学费。冯爷一听就蒙了，正在慌乱之际，看到人群里有个同村有钱人家的少爷，便上前打探，说出自己的难处。那位少爷自己在外读书，并没有钱可以资助他人，但他早就听说冯爷的本事，便带着冯爷去找一位同村出来打天下的营长，那位营长正好在北平驻防。一听家乡来了个这么有出息的秀才，又听身边的书记官念了神父夸奖冯爷的推荐信，知道了冯爷还会说外国话，要上洋人办的学校，营长乐坏了，马上叫人从军饷中拿出十几个大洋给了冯爷。

　　就凭这些大洋，冯爷报了名，考了试。发了榜，就上了学。钱交了学费还有富余。第二年他得了奖学金，一直拿到中学毕业。后来又上了北京大学，靠的也是奖学金。

　　冯爷能读书，但不善于与人相处，而且特别爱抬杠。在北大读完了书，他还想待在北大，成天还是听课泡图书馆，不愿意出来做事，说是到社会上去他活不痛快。那时候的北大也真不错，由着他。那时解放也好几年了，正在“镇反”，就是镇压反革命。他的房东的女儿也在北大读书，有一天给揪了出来，罪行是因为她和她先生都信天主教。冯爷和房东的女儿不在一个系，可当初房东知道冯爷是老北大的高才生，见识也广，于是就托付冯爷有事照顾他女儿。冯爷受人之托，又住着人家的房，觉得这事得管管，于是就跑到房东女儿的系里，跟人家说他懂天主教，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他可以给解释。冯爷还确实懂天主教，因为他一直上的都是教会学校。来执行任务的警察和系里的人当然说不过他，抬着抬着杠，警察就急了，说是要不然把冯爷一块儿带走算了。冯爷一听害怕了，但他懂得政府的政策，忙说，你先调查一下我是什么出身，我是要饭的出身，你怎么胡来呀。说不定警察的出身还没他好，话头就软了，放了他一马，不过房东的女儿还是给带走了。

　　后来可能因为房东的女儿和她先生岁数都还小，刚二十出头，又被放了出来。冯爷说，房东老两口当时也给抓了，还是他把房东的女儿两口子从监狱接回来的。等房东也出了监狱，觉得冯爷恩重如山，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没给冯爷涨房钱。反倒是“文革”时房子归了公，房管局才给冯爷加了两块钱房租。

　　当时冯爷知道老待在北大也不是个事儿，赶紧找了个事由，到工农速成学校教进城干部学算术去了。我们这一辈没人经历过“镇反”，但“文革”的厉害都领教过。后来大家听冯爷说完，都说，多悬哪，听着都害怕。您经了这么大的事，可怎么还爱抬杠啊。

　　这样的大杠后来他确实是不敢抬了，但抬杠的毛病不好改。

　　且说他到了工农速成学校，有了工资，冯爷算是独立生活了。

　　“我那五十多块钱花不完呀！你们想想，炸糕两分五一个，还给一大勺白糖。”要讲不缺钱，除了在教会学校吃黄油面包那两年，再就是在北大白吃白喝那几年，然后就得数刚出北大那两年了，这大约是冯爷一辈子最阔的时候。

　　可是他抬杠的毛病太大，一来二去的就和来学习的干部们说不拢了。有一回，几个干部正在谈论学习心得。其中一个说对哲学大师艾思奇讲量变到质变的例子佩服得不行，大家就让他讲讲。这人并不知道冯爷在场，更不知道冯爷给马恩列斯编译局翻译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于是就说，艾思奇说量变到质变，就像雷峰塔，你从塔脚底下把砖抽出来，一块、两块没关系，抽得多了，到了一定数量，雷峰塔哗啦就倒了，你瞧，量变到质变了。不想冯爷慢条斯理地搭茬儿说，要是不从塔脚底下抽砖，而是从塔顶上拿，所有的砖都拿完了，你的量变怎么到质变啊。于是干部们都觉着冯爷的政治觉悟太低，当教员不够格。

　　后来不到几年又开始了“反右”。听冯爷自己说，在此之前已然看出来这好比是有意卖个破绽，他就赶紧辞了职。他还说，当初要不是走得快，肯定也做了王羲之。后来才明白他指的是王先生的官衔：右军。

　　从那之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不管街上怎么锣鼓喧天，他也不管，一门心思给几个出版社翻译点书，挣点稿费。空下来的时候就泡泡图书馆，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倒也十分自在。

　　到了“文化大革命”，出版社都关了门，几个原来跟他联系的编辑，死的死、关的关，没人让他翻译东西了。他一下就断了生活来源，只好到街道革命委员会找活儿干。人家街道革委会一商量，觉着他的出身还真不错，就让他去扫街道上的公共厕所，一个厕所三块钱，让冯爷扫十个，一个月三十块。冯爷还真干了几天，但冯爷吃得太差，没有营养，那冲水的大皮管子他拉不动啊。

　　冯爷只好靠着在天津的一个妹妹每月寄来十块钱过日子。每次一说到这儿他就来了气：“你们吃窝头就咸菜说是苦日子，对我来说那可是高级的。冬天没钱买冬储大白菜，等着卖完了，我把你们撇下来不要的大帮子撮回家，剁吧剁吧，包菜团子。也就是到这两年，我才能到朝阳菜市场买点猪骨头炖点儿汤，补养补养。”

　　就这样，大家伙都在专心致志扫除别人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冯爷却在一门心思找烂菜帮子填肚子。日子再难熬，大家总都有混过来的那一天，冯爷和大家一样，总算没有死在“文革”里。别人熬到了“文革”的结束，冯爷熬到了出版社开门的那一天。

　　好不容易出版社总算要出书了。一家出版社奉命要翻译洋人的书。但那时候懂行的人还真是难找，能上手的人说不定历史有问题，出版社轻易也不敢用。冯爷是要饭的出身，历次运动也都挺过去了，自然合适。编辑们想起冯爷来，让他接着把“文革”前翻译了半截的罗素的著作继续弄完。

　　按说“文革”这样的机会，一个人几辈子都不一定能赶上一回，应该能学点东西，至少抬杠的毛病应该可以改掉了，可冯爷依然故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翻译书的机会，他还忘不了抬杠。有一回他到出版社交稿子，碰上一位刚提拔上来的编辑室主任。冯爷说，一看就知道是个屁都不懂的人，气不打一处来。那个人好像抓住了冯爷的把柄，一见面就说：“老冯，咱们翻译要准确，这没错，但是文字要通顺，逻辑要清楚。比方说，我正看您的这一段，‘资产阶级的罪’，后来您又提‘资产阶级的恶’，这就不通了。我们往常都是说‘资产阶级的罪恶’，哪有分开来说的。这要让读者看了，不成了笑话吗？咱们出版社可不能犯这样幼稚的错误啊。”

　　那位主任正想由此发挥出去，意味深长一下，冯爷按不住了，说Crime是罪，Evil是恶，罪是法律，恶是道德。然后就引经据典说个没完。争了一下午，他晚饭也气得没吃，最后还是定稿成“资产阶级的罪恶”。我听了就跟冯爷说，这回又闹成鸡兔共笼了，您老是数脑袋，一人一个，看着一样，您怎么不知道人家底下的脚不一样多呢？结果不出我所料，稿费压低不说，这份活计一完，主任立刻就叫他开路了。

　　幸亏没过几天，一个特别爱国的大科学家回国会见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人家露出一句，说是这回带了一本讲量子力学的书，应该翻成中文让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一下。领导发了话，任务派到了科学出版社。出版社知道要是翻译这本书，冯爷是不做第二人想的好手，赶紧跟他订了合同，还告诉他这可是政治任务。他算是好歹续上了工作，又有口饭吃了。

　　冯爷尽管爱抬杠，但学问是大家公认的，而且特杂。还有一样，他过目不忘，堪称一绝。

　　有一回我和历史所的马雍先生闲聊。马先生是有名的大杂家，博闻强记，马王堆文物一出土，立刻就把他请了去。后来出版的汉简帛书里面全有他的功劳。他纵横捭阖了半天，我佩服得要命，不禁叫了几声好，说是像他这么好记性的人真不多见。马先生说，这不算什么，他有一个北大的同学，那才叫人佩服。后米我才知道他说的其实就是冯爷。马先生并不知道我和冯爷的交惰，那时候冯爷没地方住，就住在马先生家里。马先生正在生肺病，每星期去看一位老中医。从中医那儿回来，冯爷就接过药包，然后读药方。马先生说冯爷每回都能说出大夫这一回又添了什么药，减了什么药，多了几钱，少了几分。刚开始马先生不信，就把前次的药方留起来，跟下回的药方偷偷比较，冯爷居然没有说错过一回。马先生说，和冯爷谈古论今，冯爷能在他这个史籍专家面前不露马脚，还算不得什么，一副药方都可以过目成诵，真乃神人也。

　　我跟冯爷说了，他淡淡一笑，说他无非是学了一点中医，当然清楚药性的规律。至于说到史籍的记忆，他说他离齐思和、杨树达差远了。冯爷这人挺怪，当红的学者总是让他给褒贬了；他佩服的，却差不多全是我到了国外之后才知道的中国人。像辜鸿铭、顾维钧、陈寅恪这些人的学问全是他给我开的窍。也幸亏他的指点，我在外国的那些汉学家面前才没怎么丢脸，要不然洋人肯定以为我是靠走后门派出国来的。

　　冯爷对往昔旧事也有极强的记忆力。当初我从云南刚回北京的时候，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院里，原先这里是老北大的校部和理学院。一天他来看我，走在过道里，他突然说，当初四九年胡适先生准备离开北平的时候，准备托运的书箱就放在这儿，一大排书箱都没来得及运走。后来听说胡先生在东单机场上了飞机，冯爷第二天还跑到这排过道来瞅过这些书箱，替胡先生可惜了一番。说着还用手比画着当年码放的地方，可惜我一点也看不到，只看见当时革命群众游行用的大标语牌和各色彩旗乱七八糟地堆在那儿。

　　冯爷读了万卷书，可是没有行万里路。就我所知，他南到河北大名，北到北京，东到天津静海，西边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到过北京西郊的香山。但天下的事情很少有他不知道的。比方说有一回，和冯爷闲扯，说起我在英国访问的时候，剑桥大学考古系的教授推荐我去一家书店逛逛，说是即便不买书，这个书店也值得去看一看，书店名字好像叫BlackWell。我还在那儿买过一本包德甫写的《苦海余生》，后来回国的时候没有带回，送给刚从国内来的朋友了。那位教授当时并没有对我多说什么，我便请冯爷指点一下那位教授推荐的原因。他听后，胸有成竹地一笑，说那可是个大大有名的书店，多少学术泰斗、青年才俊都去过那家书店。然后就如数家珍，例举与这家书店有关的名人轶事。我听他描述那个书店布置的格局和屋内充斥的气氛，再一回忆，还真和他讲的一模一样。我称了一声奇。他便道，这在那些名人的传记中早有描述，读了便知。

　　另有一回，街上大批判闹得正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他忽然跟我说起美国的文人爱默生和梭罗。他说，只有在那个悠闲的时代，住在康廓镇那样恬静的地方，过着那样散淡的人生，才可能产生出像他们那样的文人。他建议我以后如果有机会到了北美，可以去看看那里的环境，非如此不能明白他说的道理。

　　后来我到了美国，住在波士顿，小镇康廓离得不远，于是就去华顿湖边访过一回梭罗的小木屋。几年之后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不无得意地告诉他，终于看见了我们当年说起过的梭罗的木屋。他问我是不是就在华顿湖畔不远的地方，我连忙说就是那里。他说他记得那个木屋是仿造的，为了游览参观用，真的已经不在了，原本的遗址还在湖那边另外一个什么地方。我不相信，过了不久就又去了一回。仔细一读旁边说明的牌子，果然这是一个仿造的，我不免有些失望，又去看了冯爷指点的遗址。望着落日余晖染红的湖面，周围静得只听得到瞅瞅的鸟鸣，多少也体会出一点儿梭罗当年的意境。但冯爷的足迹从未到过此地，只是凭借着梭罗的散文，早已在尘世的喧嚣声中领悟多时了。

　　冯爷不但文史学贯中西，对新技术的兴趣也不甘人后。记得还是刚刚改革开放，大家见了日本人的录音机新鲜得很，可是各种机器的高下却不是人人可以说得出的。冯爷天天到图书进出口公司去研读录音机的性能指标。有一天，他到我家，我正跟大伙儿说到有个报社的编辑告诉我们，给报纸投稿也要靠关系，如果不经约稿，自己直接投稿给报纸，其采用率只有百分之零点零零六。冯爷听了，马上说这不正好是夏普什么型号录音机的抖摆率吗？我们忙问什么是抖摆率，他便一五一十地道了个明白。我去德国上学之前，他什么话都没嘱咐我，只说机器的抖摆率低于若干若干的绝对不能要，否则多好的录音也让它给糟蹋了。

　　因为学问杂，又爱抬杠，所以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我跟他学完德文，又去德国上完学回了北京，他还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好在过了“文革”，还有人买他的账，时常有出版社找他翻译个东西。但冯爷渐渐也上了点岁数，身体不行了，孤身一人，有个头疼脑热的，到医院又没有公费医疗，花钱一次就是一大把，而且不先交钱医生就不给看病。冯爷有时候只好借朋友的挂号证去看病，但也不敢老这么干。冯爷叹了一回气说，我可真是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弊病于一身了，挣着社会主义的钱，看着资本主义的病。我跟他说，您这是糟践资本主义呢，还是糟践社会主义呢？他也就是一笑，说：“我这是糟践我自个儿哪！”不过自从大病了两场之后，冯爷架不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诱惑，也动了心思想去找个铁饭碗。那一年还真让他赶上了，正有些机构在招贤纳士，他进了北京的一所学院教英文。

　　我们都知道他待人处事的经验顶多还是五十年代初的水准，到了八十年代，他还不改办事“较真儿”、见人抬杠的毛病。大家都担心他如何能应付周围的环境。不出所料，没有多久冯爷终于招架不住，他的英文被褒贬得一无是处，又被轰到图书馆做采编外文图书的事。他埋怨了两回，大约懂得了一点厉害，也不敢像在年轻的时候那样轻易辞职，只好忍下一口气，到图书馆报到了。

　　患者千失，必有一得，更不用提像冯爷这么聪明的人了。冯爷抬了一辈子的杠，最后抬的这一回算是歪打正着了，他也着实为此得意了好些日子。

　　这是到图书馆之后没几年的事。冯爷在图书馆一来二去也不招人待见，领导看看冯爷的岁数差不多了，于是就劝他退休。冯爷说还没有个职称，这辈子总得对自己有个交代。领导挺通情达理，想了一会儿说：“你才教了不到一年的英文，若是评你当教授，名额太挤，我不好办。你现在在图书馆管外文书，就申请个副译审吧。这副译审的职称，翻译过两本外文书就行。咱们这儿没几个真正懂外文的，翻译过书的更没有，或许还有门儿。”

　　领导的一番好话，冯爷听了反而不受用。他跟领导说，要申请我就申请正译审，我翻译的书有二三十本了。领导说，正译审级别太高，那得要上级批准，我就说不上话了。冯爷说，行，那就看看上级的眼光。领导只好也说，行，咱俩就看上级的眼光吧。冯爷于是就申请了个正译审的职称。

　　之后，冯爷到了我家，说他听见别人私下嘀咕，评职称不但要有著作，还得送礼。我跟冯爷说，您瞧不是？你们的领导你送得了礼，上级领导你知道往哪儿送吗？他听了也有点儿后悔，但想想自己这一辈子的学问，觉得不申请正译审太屈得慌。

　　上级领导果然好眼光，再加上学校里头也没人申请正译审这玩意儿，名额好安排，居然就让冯爷把正译审给得着了。我们也没给他庆祝，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实至名归。

　　当了正译审，退了休，钱虽没长多少，但是公费医疗总算有了。一辈子到临退休这几年才享受上公费医疗，这可是件大事。谁知道，冯爷还有更好的事等着他呢。前些日子我们打电话回去，他说他那个正译审给对比行政级别，成了高干了。电话里听他说话的口气，像是开玩笑，也像是真有几分得意。

　　最后见着冯爷是我再次出国之前。听说我要走，他还真有点难受，说是忘年之交就这么几个朋友，今后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了。我就劝他：“您的心不老，等这些小一辈长起来，您就又有朋友了。您看当时您和我认识，我才二十出头。这些小家伙说话就是二十。”

　　他说二十跟二十可不一样，你们这些人经过“文革”，懂得事，说得上话。我说，您这是又觉着“文革”好啦？他就说，话不是这么说。最后叹了一口气道：走吧，走吧。话语之间还真是动了感情。

　　出国之后就是一通穷忙，也顾不上和冯爷联系。前次妻子回国，我想不起来有什么可送给冯爷的，知道他离不了古典音乐，就送了两张激光唱片。其实我并没有特意选择，只拣了两张我喜欢的。后来我去电话，他一再说，难为我还记得他最喜欢的就是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的提琴协奏曲，而且是DeutscheGrammophon的DDD最新录音。他说他还真跑到图书进出口公司查了目录版本。这回不知他又是在幽默，还是客气，或者真的是喜欢。

　　他还跟我说，他攒了好几年的钱，就想买一台质量好的组合音响。这事他倒真跟我提过，从我没出国他就开始攒钱。如今快十年了，钱总算攒得差不多了。冯爷知道我还有个老朋友关先生在北京，是个有名的音响专家，就想让我给他介绍认识一下，帮忙给挑个好的。我跟他说，这回您就别挑抖摆率了。他也笑了，说不挑了，不挑了。再挑，钱就不够了。

　　冯爷攒两个钱不容易。我这次出国之后，他还到我家去看过我母亲。母亲说那天天挺冷，冯爷穿了一件呢大衣。等告辞的时候，母亲看见他的大衣上少了一个扣子，就提醒他。冯爷低头一看，脸上一惊，说是坏了，这件大衣还是一个朋友看见天冷借给他的，少了个扣子，不好还了。母亲听冯爷说冬天连件大衣都是借的，就说把我的一件大衣拿去，反正我也不会回国来穿了。冯爷先是推辞，后来就接下了。冯爷挺感激，说这辈子从教会学校出来冬天还没穿过大衣呢。

　　听冯爷一说他攒钱快十年了，我也一惊。那么说我出国也快十年了。说不定也真该回去瞧瞧，就冲冯爷也该回去瞧瞧。我老是惦记着和冯爷最后那次通电话时他说的：“回来瞧瞧吧，回来瞧瞧吧。我这儿半年也来不了一个人。安个电话，也没人给我打，算是白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