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洋人

　　在我们研究所里，不少人背后都管樊先生叫“樊洋人”。樊先生的经历确实也真有几分洋气。听说他出生在日本，后来到美国留了学。因为性格激进，总好打抱不平，“二战”之后国际共运风起云涌，他在美国参加了美国共产党。

　　当然，那时候谁都没有出过国，谁也没有在国外瞧见过樊先生，这些事情其实说不准，但当年大家都特别爱打听别人的私事，任何人只要是历史上有个小污点，比如在沦陷区给日本人家里打扫过卫生，在国统区参加过三青团的外围组织，或者家里开过做耳挖勺儿的小买卖，甚至在大后方求过学，在美军空军基地当口译挣过几块钱学费，都逃不过众人的嘴巴，更甭提像樊先生这路到过外洋，而且一住就是好些年，还能满嘴说洋文的人了。

　　后来听说樊先生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太积极，惹得美国人不高兴，就把他给驱逐出境了。樊先生倒是不怕，抬脚就回了国。那时候还是五十年代，政府正是求贤若渴，尤其是樊先生曾经从事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的积极分子更是难得。

　　樊先生回国以后，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风光无限，组织上给了许多工作任他挑选。据说政府原先有意让他到对外友好协会，每天的工作无非就是陪着外国友人吃吃饭，用洋文谈些促进友谊的话题，陪着来宾四处逛逛。但樊先生是个务实的人，说是既然回国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那就一定要投身到实际工作中间去。他又认为学术工作是自己的本行，所以就到我们研究所里来上班。

　　研究所里的同事们都欢迎他，尤其愿意听他讲讲与美帝作斗争的先进事迹。可樊先生并不喜欢夸夸其谈，只是含糊其辞地告诉大家，他这个人最讨厌贫者过贫，富者过富，尤其是痛恨官府欺压百姓。大家听了，似乎不得要领，但又不好深问，只好私下揣摩樊先生的世界观和斗争哲学。

　　樊先生虽然不喜欢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但是美国式的生活作风他并不讨厌。樊先生永远是戴着金丝眼镜，头发一丝不乱，衣衫笔挺讲究，走路说话都拿着派头。特别是待人接物，不即不离，不讲面子，既没有好得能穿一条裤子的朋友，也没有政治运动一来可以抡圆了巴掌扇耳光的敌人。再加上樊先生从来不打听别人的私事，在所里永远是独往独来，也不向组织靠拢，所以一来二去，大家慢慢地都觉得，樊先生在美国的那些作为拿到国内来大概算不得什么英雄事迹，也由此可见，美国共产党的入党标准比咱们国内还是低了许多。后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迅猛发展，樊先生的日常举止反倒是越来越显得与大家格格不入。没过多久，大家也就不再把他作为英雄人物看待了。再往后，樊先生的洋味儿越来越和咱们国内的形势不能合拍，最终被大家在背后称为“樊洋人”，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可以预料的。

　　在当时那个思想与作风讲究一律的社会里，樊先生的特殊来历和与众不同的做派本身就是问题。尤其来了政治运动，如樊先生这样的人最受注意。樊先生在历次运动中是如何逃过来的，我没有见着，但一提政治运动，马上就像是翻开一本连环画，我从头到尾全说得上来：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批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除四害、大跃进、四清四不清、小四清、学雷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最后的“文化大革命”，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得出樊先生这类人物的处境。可巧的是，樊先生起根儿就生在国外，到了美国又是单挑独练，与出国留洋的中国人素无瓜葛。单位一要调查他，他开出的一大串外调人员名单里面竟然没有一个是中国人。那时候还不作兴出国外调，所以他说什么，大家也就只好信什么，而且他除了工作从来不和大家交头接耳，谁也想不起来他说过什么话，因而历次运动居然都是逢凶化吉，有惊无险。只是组织上仍旧将信将疑，樊先生一直被列为“有右倾倾向的内部控制使用对象”。可樊先生并不懂得这些套路，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当然不会像对待其他同志那样给他“通气”，他大概也就一直不知道背后的政治运作。好在不知道这些烦事樊先生反倒舒心。

　　“文革”后我刚来到所里，樊先生与众不同的奇特身世顷刻之间就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不过，就是所里最善于打探别人私事的人物对樊先生的底细也所知有限。

　　其实在此之前我就知道樊先生，而且还到樊先生的府上拜访过。后来我不经意说出这段交惰，众人还十分惊奇：“哟，那可真不简单。我们都几十年的同事了，所里几乎还没有人去过他的家呢！”

　　那还是我插队回京之后不久的事，一天我拿着王世襄老先生的亲笔信去到樊先生的府上。当时我并不知道樊先生不大好客，去前王老先生似乎也没有特别说起樊先生的规矩。那时候各家都没有电话，也不作兴事前约定时间，都是径直上门。人在家，算你走运，人不在，该你倒霉。

　　那天我敲门，是樊先生开的，可门并不大开，门上还有一条铁链子拴住，只留一条比人脑袋的直径还窄的缝子。樊先生隔着门缝看着我，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翻来覆去地上下打量我这个不速之客。

　　我把信递进去，他在门里把信拆开，从头到尾仔细地读了一遍，然后才摘下门链放我进去。

　　我赶紧自我介绍，说是正在搜集国外研究中国的文献，有感于词汇标准化太差，经常闹出笑话，预备动手整理。原来和前辈们也谈起过，他们都挺支持，告诉我这方面的问题非得问樊先生不可，所以介绍我来谈谈。

　　大约樊先生和介绍我来的王老先生交情很厚，听我又说起他最在行的专业问题，脸上便渐渐泛出光芒，我还没有说完，樊先生就开口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起来。

　　先说起从中国流散到外洋去的青铜器和书画，又说到国外研究中国的组织机构。过去觉得像是传奇故事里的人物，如美国的费正清、英国的李约瑟，到了樊先生这里，就跟说起近在咫尺的同事一样随便。

　　樊先生一边在身背后堆到天花板那样高的书架上随手取下几本书，一边将他过眼的著作向我娓娓道来。张光直、郑德坤、何炳棣这些海外有名的华人学者，都是樊先生最早向我介绍的。对我这样一个多年失学，对外界懵然无知的后生小子，樊先生的一席话有如久早逢甘霖，让我听得如醉如痴。

　　看到樊先生口若悬河的样子，我这才发现，其实我在灯市西口的外文旧书店里已经见过樊先生好几次了，而且请教过不少英文问题，只是当时并不知道樊先生其人。

　　灯市西口的外文旧书店是当年京城里最好的一家旧书店，多少“文革”抄家抄来的外文旧书，只要是还没有送进造纸厂的秦火孑遗大都送到这里。而且随着革命的深入，敌人越来越多，禁书也就越来越多。我在插队转回京城还没有分配工作之前，一直视这里为京城第一乐园。

　　到旧书店翻旧书还有一种乐趣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得到的，这就是可以找到有同好的人交流一些经验，请教一些问题。而且大家彼此素昧平生，过后一抹脸就跟生人一样，只要是不太离谱的言谈，也就不用太担心祸从口出。

　　第一次与樊先生打交道是我在书堆里发现了两本世界史，一本是威尔斯的，一本是麦耶尔的，都是几十年前的名著。肯定是抄家抄来的不义之财，书很旧，定价也就还算公道。当然我想都买下，但囊中羞涩，只能二者取其一，否则家里的蜂窝煤或者粮食就要二者取其一了。我毕竟是个唯物主义者，先物质、后精神，顾完口腹之需，才能遥想当年克莉奥佩特拉与安东尼之间的感情纠葛，以及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的英雄末路。于是我就去请教书店的老伙计，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取舍的主意。但他也说不大上来，就指着墙角书架旁看书的一位先生对我说，那位樊同志是位专家，问他肯定知道。

　　那时都讲究尽量少与生人打交道，以免招惹麻烦。我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还是硬着头皮向樊先生请教。没想到，樊先生居然毫无戒心，细细给我评点了一番，而且对两本书的各个版本都作了说明。说罢又从书堆里掏出几本历史和语言的书，得意地小声对我说，这是他挑出来介于可买可不买之间的，先藏在这里，如果我认为好，可以先买去。当然，樊先生比我有钱，如果肯定值得买，他早就已经买走了。

　　后来又有一次我到旧书店来看书，大约是有人找到一本赵元任写的书，就佩服起赵元任的学问，说是赵先生能够走到什么地方就用什么地方的方言说话。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赵元任，有的说起清华四大教授，感叹如今这类人才不好找了。有的说起赵元任到了香港，当地有个商人不认识赵元任，可是嫌赵元任的普通话讲得不好，建议他买套唱片去学习。赵元任问，那么谁灌的唱片说得最标准呢？商人说当然是赵元任的。樊先生当时的话最让我忘不了，他说他在美国还真听过一回赵元任先生的课，那学问，那口才，至今回味无穷。大家都面面相觑，又是羡慕，又是害怕。那时候，没有点胆量的人谁敢说到过美国这样的话？不过我想，话又说回来了，樊先生大约也就是敢在灯市西口的外文旧书店里说说，到他单位里肯定也是跟哑巴似的。

　　想到这里，我便提起原先在旧书店和樊先生的相识，而且提到当时从樊先生的话里知道他从前大概是到过外洋。樊先生看来是也记起来了，于是相谈甚欢。

　　因为有了原来的几面交情，又加几位老先生请他关照我，所以到研究所来之后樊先生对我还算不错。后来我替百科全书出版社翻译大英百科全书的词条，有些吃不大准的地方找樊先生请教，樊先生还真是诲人不倦。只是樊先生正如我原先所料，他在办公室里与他在灯市口外文旧书店里简直判若两人。口若悬河的才子派头忽然就能够变得极为沉默寡言、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而且看得出，他还特意显出与我素不相识的神气。樊先生这样做我倒不以为怪，因为我的一贯主张也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只不过樊先生这么一个早年喝洋墨水、真性率直的人居然也能学会这一套，可见没有改造不了的人。

　　在和樊先生不多的一些交往之中，我对樊先生的印象大致不错，可是有时候大家背后说起樊先生，我一夸奖，别人就噤了声。我不明白其中的来由，于是就打听樊先生到底有什么缺点。可大家又都说不大上来，刨根问底了好几回，最后总算有人给我找出来一个例子。

　　据说樊先生爱干净爱得出奇，到了“五七干校”还不改。可惜的是，爱干净就要浪费资源，尤其是用水，樊先生费得不得了。他不把餐具洗干净绝不进伙房，有时候为洗个饭碗，他能用上大半桶水。当地的井水都很深，北京来的这些人，原先大都从来没有打过井水，从井里弄桶水上来确实不易。有时候在军代表的面前，大家还都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劳动人民本色，特别要摆出一副不费吹灰之力的样子，这可就更难了。所以众人都埋怨樊先生用水太大手大脚。

　　可樊先生在清洁问题上绝对不能迁就。他倒是也不麻烦别人，自己练习打水。有时候到了深夜，大家干了一天农活儿，晚上还要开会，不是批判别人就是批判自己，完了事倒头便睡。却难为樊先生自己一个人又摸到井台边，趁着月光练习打水。倒也别说，熟能生巧，樊先生又是个聪明人，那几招几式到底让他给摸熟了，后来樊先生成了连队里最会打井水的人，只见他手一抖，桶口立刻朝下沉到井水里。就这一手，连专门给伙房打水的当地汉子都服了他。

　　洗过碗排队打饭时，他总是叮嘱伙房的大师傅不要用手沾到食物。他吃馒头也是从来不用手拿，只用筷子插起馒头放到嘴边吃。可能大师傅早就听说过“樊洋人”的怪脾气，私下开玩笑说，非得找个机会专门治治这路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一次趁樊先生不留神，大师傅成心不用夹子，拿手抄起个馒头就塞进他的饭碗里，气得樊先生哇哇大叫，看着馒头两头为难：掰下大师傅用手沾过的地方吧，肯定会遭批判，但是不理会馒头上的污染，却又有违自己的生活原则。众人见此，也只能感叹樊先生到底是缺乏改造的“洋人”。

　　不想樊先生的身体大约还真是“洋人”的构造，消化系统与众不同。在大师傅这次促狭的玩笑之后不久就染上了急性肝炎，浑身土黄，用力一搓还往下掉渣子，眼珠上套着两个黄眼圈。领导干校的军代表一看，知道这不是可以随便装出来的病，也吓坏了，搭着也清楚这病会传染，于是就赶紧打发他回北京治病。樊先生从此一去不复返，只是每月准时定期寄来医院的化验报告，而每次寄来的化验指标还真是出奇的高，领导拿他也没有办法。那时大家嘴上都说体力劳动好极了，幸亏来了干校才能赶上这么个难得的锻炼机会，对樊先生的错失良机也着实可惜了好一阵，但私下里又都不免认为他是逃避劳动改造，占尽了便宜。

　　尽管大家对樊先生有这些善意的指摘，但我觉得，一个在外洋出生的人，受的又是洋人的教育，也像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一样经得住来回折腾，还真是难为了他。所以后来开始改革开放，我就替樊先生高兴，觉得这回没准儿能让樊先生也活得痛快一些。

　　没想到，后来改革开放搞得越来越活，环境真变了不少，而且陆续瞧见不少人家有海外的亲戚回国来走动。接着，又陆续有人到海外去走动。原先有海外关系那是要了性命的大罪过，眼下反倒惹得不少人羡慕，光是几件外洋的塑料玩具就足够左邻右舍谈论一半天的，比当年哪家有个眉眼漂亮的丫头嫁给“支左”的工宣队、军宣队还透着光彩。那时候我就在想，樊先生不但见过洋世面，而且原先就是从打外洋回来的，何况在所里也不怎么招人待见，趁了这股潮流，大概早晚总会出去走动走动。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樊先生也被批准出国了。听说他的太太已经去了国外，这回樊先生是去团聚。那天我在图书馆门口碰见他，正有几个同事围着他说话。樊先生那天的兴致也比往常好，正说到他出国的行程，准备先到香港，然后转道赴美。我就打趣说，这回您就不用再怕大师傅用手给您抓馒头了。因为前些天我们刚刚听过领导到美国访问归来的考察报告，除了前二十分钟的学术见解之外，其余讲的全都是西洋景。说到饭馆吃饭，厨师都是戴着消毒的塑料手套给人盛饭，饭装完一份手套扔一双，而且顾客用过的不锈钢餐具随手就丢进垃圾桶，听得大家都不禁屏住了呼吸。樊先生听了我的话也笑了，大约他知道背后有人笑话他的洁癖，反问道：“爱清洁难道也是美国人的专利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吃脏东西呢？”

　　樊先生到所里许多年，可能还从来没有感到和大家这样亲近过，也难得地开怀笑了，说以后到了外洋一定与众人多多联系。不过这毕竟还是樊先生自己的事，樊先生也不愿意大事声张。那天之后不到一个礼拜，就听说樊先生已经悄没声地走了。

　　樊先生走后好几年都没有音信，也没有人认真记起他来，因为他就像我外婆经常说过的那种人，是“鸡群里插只鸭”，在研究所里和大家相处，他别扭，大家也别扭。

　　突然有一天，早上我到所里上班，看见院子中间站着一大群人，围在中间的竟然是樊先生，正在和大家谈笑风生。我想，许是樊先生归国观光来了。我在所里的资历矮了众人许多，和樊先生也谈不上太多的交情，不便上前凑趣，于是赶紧绕开人群，钻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已经有打探过樊先生消息的人，而且相关情报也都已经准备停当，正在热烈地讨论。

　　见我进了门，有人就问我看见樊先生了没有。我说在外面瞅见了，然后不经意问起：“樊先生这是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

　　半天不见有人吭声，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人群中冒出神秘兮兮的答话：“他压根儿就没到美国，一直都在香港住着。”

　　“哦，那是为什么？”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美国不让他入境，说他历史上有问题，一直在调查，护照拒签了不知多少回呢。”

　　听这么一说，我总算想起来了。过去在所里就一直听说樊先生表现“右倾”，从来的定性都是“内部控制使用”。想到这里，我不禁释然道：“噢，对了，倒是有这么回事。准是说他历史上太‘右’了吧？”

　　“嗨，你说到哪儿去了呀！”众人都不屑于我的见解，其中一位忍不住压低了声音开导我道：“你难道连这个都不懂么？樊先生过去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人家是嫌他太‘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