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晦忆故人，我所知道的俞伟超先生

　　四五年前在得知俞伟超先生过世的时候，朋友建议我写一点对先生的回忆，提笔却没有写成。尽管我曾经在先生手下工作过数年，但对先生秦汉考古的学问知之甚少，如果谈先生的学术成就，实在无从说起。一年多以前，有“文革”研究史家向我打听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希望能够提供些线索。尽管我见过先生双手断缺的食指，以及胯骨残疾造成的步履蹒跚，但先生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因此我爱莫能助。直到最近读到旧友罗泰一篇纪念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了二十多年前的旧事，而且还提到了我的名字，才让我回想起那段曾经阳光灿烂，也曾经风雨如晦的日子。思之再三，决定趁着我的记忆尚未完全褪尽色彩将它写出来，既是对自己那段生活的梳理，也权做对先生的怀念。

　　我与先生的结识是我从德国读完书归国以后的事情，也就是一九八五年的年尾上。

　　回国之前不久，赞助我读书的基金会的波姆太太曾经对我说，如果回去之后开展工作需要设备的话，基金会可以考虑赞助，但是需要你的指导教授的支持。当时我正在斯考拉教授那里学习电脑考古分析的技术，因为这不但符合我目前从事的行当，又和我过去对电学的爱好一拍即合，故而学得兴趣十足。波姆太太的话正中我的下怀，于是打算让基金会资助我们考古所一台当年还十分罕见的电脑。不过事情都有凑巧与不巧：巧的是，原先在斯考拉教授这里进修过的一位中国学者回国之后担任了电子所的所长，邀请斯考拉教授去中国访问，于是我趁势建议斯考拉教授也到我们考古所去看看，希望他有个印象，回来之后能够支持基金会赞助我的计划。然而不巧的是，斯考拉教授在北京正和考古所实验室的主任仇世华先生谈论碳十四年代测定仪器的当口，好心的清洁工大概是担心客人冷，便将一大筐煤球倒进取暖的生铁炉，又不由分说地猛力捅净炉灰，炉火倒是旺盛起来，可实验室里立刻满屋爆土扬尘。

　　斯考拉教授当时没有说话，可我归国前向他提起我的计划时，他一口回绝，说等你们研究所不用煤球炉子了再说吧，电脑受不了。其实，斯考拉教授为人十分体贴周到，不仅平素对我的学业总是特别多加指点，而且每次我有出访的机会，他总会细心关照。譬如那次我到英国剑桥做访客，他听说了，立刻写信把我推荐给他的同行好友。《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的作者格林·丹尼尔和中国科技史的权威李约瑟都是通过斯考拉教授直接或间接的引荐，我才得以见到的。但他又是个典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洋人，我听了他的回绝当然知道这是无法挽回的。大约他也看出我脸上的失望和扫兴，便说：我可以送你一套作考古分析用的电脑软件，你回中国找有设备条件的地方去用吧。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听了当然也还高兴：归国以后倘若有了设备，至少软件我不用完全从头开始。只是深知像这样有了鞍子再找马也绝非易事，况且，平常人听到我想将电脑引人考古的打算，肯定说是“左道旁门”，资金支持不要想，列入科研计划都大成问题。我虽然疏于世故，但这点眉眼高低还是看得出来。

　　北大的严文明和陈铁梅二位先生是有眼光的人。陈先生听说了我的困难，就从他自己粒子加速器的年代测定项目基金里挤出些钱，供我到北大的电脑机房里试着运行了几次程序。但这不是个长久的法子，这不是跟人家借个照相机拍两张照片，过后将照相机还给人家就成的事情。要射箭就要自己有弓，我像个手中提着箭到处找弓的射手，回国三四个月了，还像个没头的苍蝇，现在回想起我那时的幼稚不免感觉可笑，可当时却是十分认真的。

　　正在无法可施的时候，一位了解我状况的朋友说，听说俞伟超先生就要担任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了，那是个既有雄心又有手段的人物，你何不去投奔他？我听了也仿佛觉得自己英雄末路，就横下一条心，去投奔梁山了。

　　我和伟超先生素昧平生，我也根本没有迈进过北大考古专业的门槛，那天晚上，我在先生燕东园的家门口转了几次，打不定主意是否进去。后来硬着头皮敲开门，自我介绍了一番。没有想到，先生与我一见如故，竟谈至深夜，投契得不行。先生绝对是个颖悟的人，虽然他承认自己连电脑还从来没有见过，但我只是将考古器形学的编年与概率类比序列分析如何在电脑上实现大致讲解了一番，他就马上领悟到这种尝试的意义。听罢之后，先生显得比我还要激动，说是这样一来，我们的考古就要有定量分析的基础了。

　　那天晚上他送我出来，我们走了一路，也聊了一路，像是结识多年的老朋友。后来我从他的学生那里听说，先生原本就是这样一个随和好相处、对事业十分投入的老师。

　　先生说话算话，没过多久他被任命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便立即托人告诉我：“上任后办的头几件事里有一桩就是要把你调来。”当年不像现在，那时进一个单位固然不易，离开一个单位同样棘手。大约前后总用了四五个月的辰光，其中折冲樽俎的细枝末节现在想起来一言难尽。走笔至此想起旧事，我不禁哑然失笑，真个恍如隔世。

　　好不容易，我终于到历史博物馆报到了。这时我才发现先生不但学术活动精力充沛，行政筹划也极具手段。他私下告诉我说：“我也是刚刚上任，眼下不宜将你分到下面的部门去。好在我正在组建馆长办公室，你的编制就暂时先在那里。眼下各种办公科研经费早已分配完毕，但幸好水下考古的经费已经拨到，反正他们今后也要配备电脑，今年就先用那里的钱购置设备，明年你那里申请到经费再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的闲话不要理睬，有事可以随时与我联系。”我办公的房间就在馆长办公室的隔壁，从此我对先生有了近身观察的机会。

　　那是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痛定思痛的时代。先生在“文革”动乱中的遭遇我只是隐约听人讲起，其中一些细节还是此次读到罗泰的文章才多了一层了解，先生自己对此一直保持缄默，大家仅仅知道他遭受到非人的打击，从肉体到精神上。在一九六六年那个血腥的日子里，他在一天当中有过三次未遂的自戕：在清华园旁的火车站卧轨，但是被飞驰的火车铲出轨道；试图在宿舍的阳台上悬梁，但绳子断掉，用手指触电自尽，结果烧断了双手的食指却没有死成。

　　我总认为，凡是跨足生死两界的人是经过大考验的，倘能侥幸生还，大多或是看透炎凉，沉沦不起；或是洞察世事，玩世不恭。先生显然不属于这两者，仍旧对事业抱着莫大的热情。

　　然而先生又不改书生本色。倘若换了旁人当上国家博物馆的一馆之长，总要端起一些架子，说话要模棱两可，行事要恭倨自如，让人如堕五里云雾、不知深浅，才是为官之道。可他偏不是，处处不合官场上的规矩。

　　我从来对居官者敬而远之，尽管心里清楚先生看重我，但除了业务，我却不愿意跟他有过多的往来。只是先生却不改在北大教书时的旧习，十分热衷于和后学晚辈海阔天空。我仍然记得一件小事，那是有一年罗泰从哈佛休假来中国，想到我家里来，可是行期仓促，一时没有办法通知我。罗泰到馆里找到先生，先生听说了便道，我们一同去，一起聊聊。罗泰几年前在北大当留学生的时候好歹还来过我家，而先生根本没有来过。两个人凭着罗泰当年的记忆瞎摸找到我家，可惜我出去一直未归。他和罗泰两人就在我家一边枯坐，一边信马由缰地大聊考古，大约到了掌灯时分我才回来。先生又建议去找考古所的徐苹芳先生，于是我们再一起到了东城的徐家。晚上回来，妻子小青对我说，你们这个俞伟超可真有意思，在人家家里一屁股可以坐上几个钟头。其实小青是不知道，我听说先生在北大更不得了，和学生一起聊天可以聊到天明。难得的是，当了馆长，先生的作风仍旧不改。

　　他的办公室什么人都可以闯进去，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放言无忌，他从不知道怎样拒绝。这样当然有好处，但坏处也多。记得一次是文物展览到日本，按说随展人员只是装箱、布展，一个小组从头到尾照管到底完全可以，而且也责任分明。但在那个年月，人人都巴望这样难得的机会出国一趟，买些稀罕的洋货回来，所以也只好将本来一个随展小组可以完成的工作分成若干个小组，中间轮番出国，利益均沾。可惜那次大约是展览的效果不彰，开展不久，日方要求缩短展期，而且情愿按照条款赔偿部分违约费用。突如其来的变化已经让先生和日方交涉头痛不已，可最令人尴尬的是原先准备后续出国的人员闻讯赶来，挤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大倒苦水，说是自家准备摆放日本彩电的地方都已腾空，满院的街坊四邻也都关照好，只等几个月后带回彩电就可以大饱眼福。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几十年的老脸让日本人给丢得干干净净！那天我正巧有事去找先生，见了那个近乎剑拔弩张的场面不免吓了一跳。事后先生告诉我：和日本人谈判还好办些，我们占理，况且有翻译从中折冲，尚可有个思考的余地。但对馆里的这些职工，我没有理啊，也容不得我说错一句，可让我到哪里去给他们买来日本彩电啊。其实我知道，这次的出国展览项目是先生就任馆长以前就决定的事，他完全可以一推六二五，要是再会几手官场太极，恩威并施，不但埋怨要压下去，还能让人对他心怀感激。可惜先生不会，任由大家把气撒在他一个人的头上。这样的事情后来见多了，虽然也就见怪不怪，但我总觉得他当这个馆长多少是在浪费时间，忍不住说给他听。他叹道：没有我这个馆长在前面撑着，你们的事情怎么做？

　　想想确实也是这个道理。原先我只有一张办公桌在馆长办公室，那里的人大都是负责处理馆里的日常行政业务，我显得十分多余。所以一候电脑设备购齐，我就连忙向馆里要求找个地方布置个“机房”，实际上是想赶紧脱离这个整日让我坐立不安的馆长办公室。“历博”的办公区基本在东侧，展室在靠西边的大厅里。我想离办公区越远越好，也就没有去找行政科，而是向几个平素要好的小青年打听，馆里哪里有离办公区很远的空置房屋。他们不明白我的心思，但很肯帮忙，终于在三楼展厅的拐角里帮我找到了一间小房间，位置在博物馆大门靠南的柱子旁，窗口正对着天安门广场。他们打趣地说，这回你可算找着馆里最西头的地方，离办公室也最远了。我大喜过望，但知道这个地方得到馆里的批准却不容易，我的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心思当然不好明说，只好对先生讲。他理解我，也答应帮我解决。几天之后，我拿到房门的钥匙，搬了进去。从此之后直到离开历史博物馆，我就一直在这里干我自己的事情。

　　万事开头难，但我的开头因为有了先生的关照和提携，十分顺利。后来干得有了些头绪，我就将一处殷墟墓葬序列的分析报告交给他，原本的意思是让他知道我并没有吃闲饭。不料他看了高兴，想了一下说：这不能只是给我看看，应该扩大影响，而且今后增加经费、扩大课题都要靠它做舆论准备，我看要搞个公开的研讨会，做专家论证之类的活动。听了他的话，我虽然是一窍不通，但心里还是清楚：眼下像这类于国计民生既无直接助益，没钱可又绝对死路一条的项目，不是磕头不磕头的问题，而是磕头还要找对庙门的问题。尽管对此我颇感怵头，但思来想去，还是答应了先生。好在许多前辈都对我关照有加，我读书时的导师安志敏先生、计算所的倪光南、北大的严文明、故宫的张忠培诸先生都欣然前来。伟超先生于此道轻车熟路，又找来一堆新闻界的人物捧场。如今想来我不免汗颜，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身不由己的张扬。不过到底是先生比我谙于世事，从此之后，关节连连打通，事情也就好办了许多。事后先生对我说：在我们这里，不但要做事情，而且还要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事情。如此浅显的道理在当初却是让我顿开茅塞。

　　当然，离开办公区并不等于完全可以离开那边的管辖。虽然平常我进这间小屋就把房间里的电话线拔掉，只有我打电话出去才重新接上。倘若有人找我，电话是永远打不通的，非得从办公室走到展厅，然后爬上三楼才成。这多少还是需要一点决心，但由此我也就躲过不少无谓的口舌和是非。政治学习还是跑不掉，幸亏每周只有个半天。有的时候偶然也有官差，给领导当回翻译，到机场接送个洋人，好在这类事情并不多，除此之外，我就名正言顺地躲进我的小屋。

　　但是先生到底经过更大的风浪，也远比我懂得做人行事的技巧。他见我总是把自己锁在小屋里，埋头在电脑上搞我的墓葬序列分析，几乎不和馆里的人来往，就感觉长此以往早晚会出问题。或者他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有一天就特地爬到楼上我的小屋里，对我说：这些东西一般人不会感兴趣，你要让大家支持你，看来还得搞一点通俗易懂的。我问他那是什么。他说，譬如馆藏文物管理，或者考古文献编目之类的东西，你看好不好？我一听，认为先生想得果然周到，就提议可以搞个馆藏文物的图像数据库，如果文物提取手续繁多，一时难以办到，不妨先用馆藏文物的图录扫描替代。正巧那个时候激光光盘技术刚刚问世不久，深圳的先科公司已经引进了影像激光机的生产线，另外听说“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开始承接激光光盘的刻录业务，我只不过是写几段控制程序即可。他听了笑着说，看来你也开了点窍，在中国不这样办事不成啊。

　　先生马上批了钱，我从深圳订购了机器，在光盘上刻了些文物照片数据，再将它们和数据库连接了起来，这在当年也就算是“科研成果”了。示范会以后，先生告诉我说，这次的反映的确比对考古序列分析要好很多，我听了只是在心里暗暗佩服先生的眼光和技巧。

　　先生到博物馆之后，提携开发的并不只是我的工作。水下考古、航空考古，他都十分关注。他送人到荷兰去学习，从德国延揽留学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时间，在先生周围聚拢来不少人。我想这大约都是受到先生精神的感染，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当然，先生最为用心，也最花费精力的还是通史展览。历史博物馆充当着诠释中国历史标准文本的角色。我虽不涉足，但是看见先生对此的孜孜以求，还是为他的拳拳之心而感动。

　　这时，斯考拉教授处也时常有书信来，通报国外电脑在考古研究上的应用成果。后来我把工作的进展连同试办的小刊物寄给他，他看了还有些吃惊，说没有想到你回去后工作会如此顺利。我回信和他打趣说：总算找到不用煤球炉子的单位啦。

　　我自认工作还算称心，打算今后不做他想，就将我的时间全部打发到电脑上去。应该承认，那是我归国之后感到最为舒畅的日子。其实我高估了自己的处世能力。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伟超先生这把大伞在背后为我遮挡了多少风雨。

　　比方说有一次，旁边的革命博物馆那边接待一对德国夫妇，据说是家中长辈“二战”期间在陪都重庆与国民政府的张治中将军熟稔，曾互有书信往还，这次是特来捐赠当年的书札旧物。办公室知道我可以说些德文，就分派我去奉陪。去了才知道，人家夫妇的英文很不错，中国社科院的陪同也可以讲英文，我实在是很多余。草草敷衍了一阵回来，之后也就忘记了此事。没有想到，有多事者背后反映我事后没有向领导汇报，也拿不出接待记录。伟超先生让办公室主任老王问我。我说，这类着三不着两的事情，哪里有什么记录。老王提醒我说：外事无小事，怎么可以不做记录。再说，在场的人就你一个人懂德文，俞馆长听别人反映说，你们临分手的时候还说了一通德国话，谁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如今运动还没有来，已经就有人盯上你了。凡事多留个心眼儿总没大错。老王嘱咐我无论如何一定要从革命博物馆那边多少搞个记录来，才算了事。听后我心里不免一惊，原来竟有如此紧逼盯人的搞法。

　　又有一次，文化部给我们的考古序列分析项目颁了一个奖，我于钱财一道不通，事后很久才听说，有人告到伟超先生那里，说我这份奖金没有交税，要告一个偷税漏税的罪名。那个时候交税还是件挺新鲜的事，伟超先生立刻打发人去文化部打听，后来从科技司那里得知，奖项其实是免税的。伟超先生对我说，这事也就罢了，但经济上也没有小事。这类事情也最容易搞垮一个人。我听了牢牢记住，从此尽量避免接触钱财。

　　其实自我到历史博物馆之后就慢慢明白，在任何地方做事，想要保持超然绝非易事。有了先生的提调，心里踏实不少，加上自己事事如履薄冰，也就躲过不少是非。我自认“君子不党”，和先生也只是“淡水之交”，对日常的琐屑是非本不为意，有些事我还当作笑话说给先生听。先生听了只是缄默不言，这样我反觉察到自己竟然也混同于猥琐不堪之辈。后来慢慢知道了先生在以往政治运动里的遭遇，才多少体会出他能在风雨中处变不惊、保持做人本色是其来有自。

　　先生替我遮挡了风雨，然而自己却还是没有躲过暗算。那是八十年代末，记得那些天我正在中关村的有关机构里为程序的汉字显示问题和各处高手讨论。回到我那间办公的小屋后，老王找到我说起伟超先生被人告到文物局，而告发者竟还是先生一手提拔起来的人。馆长办公室的同事还提醒我说，眼下伟超先生的处境微妙，只能静观其变。那些天，我常常在自己的那间小屋里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窗前，想起这几年的甘苦，不免萌生去意。只是想想先生此时的处境，觉得实在不便抽身而去。

　　又过了月余，美国亚洲文化基金和德国洪堡基金恰好相继寄来邀约。我想，或许这是个机会，能够让我暂时换个环境静下心来。踌躇再三，最后还是决心向先生告假，准备再度出洋。记得当时先生正在展厅里指挥着中国通史新展的陈列布置，这是他到“历博”以后最大的一项心愿。他仍然还是那副处变不惊的样子，仿佛一切风平浪静。递过报告去，他在报告上稍稍扫了一眼，跟我要过笔来，批准了我的请求。当他在报告上签字时，我看到他手上的断指，看到他签字时用拇指和中指夹笔稍稍吃力的动作，突然感到悲从中来，赶紧接过报告，告辞出来。

　　那天天黑之前，我意兴阑珊地爬上三楼，走进我的小屋。电脑上已布上了一层灰尘，满地是零乱的打印纸，这让我想起，上次匆匆离开办公室时没有来得及收拾。

　　十几年过后，世事全非。我再次回到京城，到张忠培先生的府上看望了张先生。他告诉我，自我上次从美国给在小汤山疗养的伟超先生打过电话以后，先生的身体更不好了。日前已托人转到广东去治疗，嘱我有空给先生打个电话，并写给我电话号码。我答应了，回到美国就给伟超先生拨了电话，但久打不通，不知是号码有误，还是从海外接驳广东的线路有障碍。总之，没有听到先生的声音，那次往小汤山打的电话是我和先生最后的一次通话。

　　再过儿个月就传来先生过世的消息。

　　不知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让我突然想起我的那间在历史博物馆顶楼上、可以俯瞰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小屋，以及小屋里的电脑和电脑硬盘上存储着的墓葬序列分析的软件。

　　前些日子，我终于从旁得知：“文革”中，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李姓教员动手打过俞伟超先生。不过我可以保证：先生从来没有对我讲起过这个教员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