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之先生二三事

　　高望之先生今年五月在旧金山过世，那时我们正在西班牙，消息是事后才由原来社科院宗教所望之先生的同事陈老太太从芝加哥打来电话告知的。

　　其实事前我已经有些预感。上次打电话过去，他说话的气喘声很大，只讲了一会儿工夫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我赶紧收了线，嘱他立刻休息。过年的时候望之先生曾寄来一封电邮，讲到他自己的身体不好，需要经常插氧气管供氧，还要吃药。他在信中说：“我是一九二七年出生，很快就是八十岁了，成了一名‘患病老人’，也是很自然的事。过去我一心放在学术上，现在不得不封笔了（只有少量的善后工作需做完）。我为之深感遗憾，但也无可奈何。我今后的目标只能是‘安度余年’了。我在饮食上没有困难（有人每天给我送菜），我自己应多找些生活乐趣，如看看有趣的闲书以及电视节目等。生活的改变需要同时做好心理上的调适。在这方面我做了努力，但还应特别注意，争取经常能做到心平气和。”

　　然而真正得知望之先生过世，我心里还是不免一沉，随后马上想到的却是几次和望之先生通话时说过的同一句话：“如果您现在不把经历过的旧事写出来，今后那段历史就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如今事随人去，果然应了我的话。在网上随手搜索了一下，找到的信息只有望之先生侄女的一篇回忆文字和宗教所关于望之先生过世的例行通报，尚不及某个歌星产下六磅的女婴，或是某位富商纠缠小其近二十岁的女佣这类八卦新闻来得及时和详尽。望之先生故去已近半年，悄然无痕，身后萧索。我和望之先生既没有共过事，交往也很浮泛，年龄和经历相差就更大，但看到世事如此，我觉得还是要尽我所知写下望之先生的点滴旧事，既算是送别老人，也算是清理旧事。

　　望之先生我是先知其事，后识其人的。

　　最初是我的总角之交也夫先生在一九七九年考取了宗教所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就是赵复三和高望之二位先生。当年的赵复三先生风头甚健，百忙之中哪有工夫顾及几个研究生的学业，全部的指导工作于是全落在望之先生一个人的肩上。也夫和我偶尔会谈起望之先生的为人和学养，从他那里我渐渐知道望之先生党内的资历其实不浅，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北平的清华大学都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而马寅初先生五十年代在北大治校的时候，望之先生做过校长办公室的主任。当然，望之先生像那个年代许多涉足政治的文化人一样，虽有激烈慷慨的一面，也有单纯迂阔的一面，在宦海里很是沉浮跌宕了一番。好在终归早年有过不错的专业训练，本身其实还是文人的性惰，所以“文革”后逃得性命，便从北大转到宗教所，担任所内科研处的领导，且身兼基督教研究室的主任。据说望之先生的英文是早年教会学校里的童子功，后来在清华又是主修法文，副修德文。有了这几件利器，在闭关锁国近三十年后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自然能够显露一番身手。也夫偶然也会对望之先生的为人有所评议，我深知也夫是个有洁癖的性情中人，既是从他口中说出望之先生是个少见的谦谦君子，我当然深信不疑。后来妻子小青毕业后调到宗教所的基督教室，就在望之先生的手下，我也就多多少少更知道了一点望之先生的为人，特别是在种种政治运动里尽力搪塞上边压力、保护下属同事的作为。

　　而我对望之先生的学养有了了解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我在德国读书将要结尾的时候，突然接到考古所来信，说当年八月在斯图加特有个国际历史学家年会，届时社科院会派个代表团来，夏鼐先生的意思是让我就便参加。后来收到会议的论文集，发现里面还有望之先生的文字，我以为他也要到会，为此高兴了好一阵子，以为可以和未曾谋面的望之先生碰面。但后来与代表团大队人马在法兰克福机场会合的时候，我除了见到季羡林、刘大年、齐世荣等先生之外并没有见到望之先生，一问才知道望之先生只是提交了论文，人并没有到。不过看到论文集里望之先生讲犹太教在中国的一篇很使我心仪。那个时候，我正对这段历史十分着迷，用心细读了一番，准备回国之后找望之先生当面请益。望之先生的这篇研究文字确有功力，后来收进在华犹太人沙博里编的《犹太人在中国》集子里。

　　回国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与望之先生首次见面。那是德国汉诺威大学的苏维德教授到宗教所来访。大约望之先生听说我刚从德国归来，就嘱小青约我陪同苏维德到处走走，晚上安排到海淀剧场去听中央乐团的音乐会。我也听说望之先生刚刚新婚，太太就是中央乐团的钢琴手。

　　那晚在海淀剧场门口见面的印象我至今还记得：笑眯眯的一张脸，眼镜后面闪动的目光让人很快就消除了陌生局促的感觉。这种目光在经过十年“文革”之后已经很少见到，那时大多数场合下，人们的目光不是矜持，就是戒心十足。还记得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牛津大学来华的留学生戴维蒙着个几乎可以遮住整个面孔的口罩偷偷来我家，就对我说过，在北大两年里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在中国如何一眼判断出谁是领导，谁真正“拿事”。我问他如何判断。他说，这样的领导一般不会笑，或者笑起来很难看。如果戴维的话当得真，那么那天晚上望之先生留给我的印象则是完全相反：那副神情显得他不是领导，或者他不真正“拿事”。其实，望之先生不但当过领导，而且很是“拿过事”。那天晚上，看到望之先生的脸，我突然记起戴维的话，忍不住笑了。

　　望之先生的确当过领导。我早就知道望之先生早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听曾经与望之先生同过学的陈太太说起，望之先生当初从上海圣约翰转来清华的时候已经是共产党在文理学院的地下负责人了。解放以后不久，随着院系合并，望之先生调到了北大，成了校长办公室主任。后来北大搞运动，望之先生勉为其难地做会议主持人，有人批判校长马寅初，递上台来的条子对马老不恭，望之先生还想遮掩过去，不想却被马先生看到，一把夺去。马老看了看条子，先是对着台下说：“台下有人问我到底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要说，我是马寅初的马！”然后对望之先生说：“你不要贪污嘛！”窘得望之先生涨红了脸。

　　随着马寅初校长的被逐走，陆平先生出掌北京大学。也算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尽管望之先生是上面派到北大校长办公室来，原先与马寅初完全没有瓜葛。但新班人马上任，旧人就要腾地方。望之先生的资历不浅，一般来说也不大好动。不过运动接二连三，没有几年工夫，就因所谓“右倾”，莫名其妙地被打翻在地，踢出校长办公室。据说先是体力劳动，然后到历史系管理图书。他的这段经历，尽管后来我与先生慢慢熟络起来，也从不敢问，唯恐触到他的痛处。倒是很多年以后，从旁人回忆北京大学“文革”中拷打教授的文章，读到望之先生那时被关在历史系的劳改“牛棚”中，除了每日遭到人身羞辱和体罚之外，还有人左右开弓打先生的耳光，连他的眼镜都被打碎在地。

　　“文革”过后，陆平先生平反了，望之先生也平反了，糊涂账也就一笔勾销。

　　这就是原先我对望之先生过去的一知半解。后来对望之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是在去国之后了。这时的望之先生已经退出中国社会的激流，到美国养老来了。

　　一九九〇年初，我在斯坦福大学做访客，得知望之先生就住在不远的旧金山，于是连忙与他联系上了。后来虽然我们迁居到波士顿，他一直定居在旧金山，一东一西，到他去世彼此也再没有见面，但一直保持着电话和电邮往还。我从来是个雷声大、雨点小的计划者，不是个实践者，兴趣很容易转移。然而在这种转来转去的计划里得以时时和望之先生探讨不同的题目。透过诸多的讨论，我渐渐地发现，先生对许多事物的了解称得上是个未发掘的宝库。

　　我曾经对解放初期北平高校的左右各派人物发生兴趣，也很想了解解放前教会学校的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在教会学校里的发展。说到这些，望之先生似乎并不大愿意谈到自己的经历，但有一个看法却令我很感意外。他说，总体而言，教会学校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比一般大学要人数众多，思想更坚定。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连忙问他的道理。因为根据我受的教育所知，是穷人闹革命，富人反革命，为何教会学校的富家子弟反倒更加革命。望之先生说，就北平三所知名大学北大、清华和燕京而言，是燕京大学共产党的势力最大，清华次之，北大较弱。其中当然有司徒雷登校长对学生的保护有力，还有当局对美国教会学校中学潮处理的投鼠忌器，但学生们的整体“左倾”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听了这番道理，我很感慨：当初富家子弟还想到穷人，如今有钱人有多少能想到百姓呢？望之先生笑笑说，你若不信，不妨深入做个个案和统计，看看我说得对也不对。可惜的是，这个题目至今我也没有动手。

　　我对大学里“思想改造运动”的情况也很想多加了解。望之先生当时是清华文学院党的负责人，向我如数家珍般地说起许多往事，如冯友兰冗长而迟迟不能过关的检讨，像对钱锺书“崇洋媚外”的调查等等。已经时过境迁几十年了，但他每次说到这些就还会叹气道：那次派去保护这几位教授的人手还是太少，险些出了乱子。他的口气好像就是在为几天前发生的事情懊悔一样。

　　对我想了解的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中教授调动的情况，望之先生也都能记得。比如我问到雷海宗，他承认当年调雷先生到南开大学，确实有消除雷先生影响的用意。我问到调郑天挺先生是否也是这个用意呢。望之先生忙说，不，不，那个时候，对郑先生是作为依靠力量调南开的。再例如对齐思和、杨人缏、向达诸先生的安排当年是如何考虑的，望之先生都记忆清楚。说到后来，我顺便问到，当时院系合并是否也有将教会学校人员分散开的意思，譬如燕京、辅仁不都是那个时候消失的么？没有想到，对这样一个似乎并不难理解的结果，先生竟冬烘地说：“是啊，你说得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咦，好像是这样的哎。”他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地惊奇。我笑了，像您这个样子，上面怎么会把任务交给您来实施呢？

　　不过，和先生的每次谈话，我都受益匪浅，而且想到这些看似平常，但极有价值的史料似乎就在闲言碎语里面徘徊瞬间就消失了，不免有些性急，力劝先生得空的时候不妨写下来。先生听了总是笑笑说，我还有许多重要的学术计划没有完成，哪里有时间想到这些。言外之意，我所感兴趣的东西他认为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次我问得急了，他还说：我看你还是应该钻研自己的专业，不要放弃，这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以先放一放再说。我写的两本忆旧集子出版之后，曾寄给先生闲时读读解闷。他收到后在电话里没有如旁人那样敷衍地夸奖，反倒是有些动情地认真规劝我说：写得好是好，但据我看，就你们的资质和能力，还是把主要精力坚持放到学术上为好。

　　这是先生推心置腹的话，尽管我心里并不以为然。如今想来，每次我和先生通话之后，他放下电话，可能总是慨叹我的不上进。而我想到的则是，若是有天先生不在了，他肚子里的这些东西肯定也就随之而去，岂不可惜。我搞不懂，我和先生有那么多共同的话题，那么多共同的看法，可是对于就在身边刚刚发生过的历史，先生为什么却不愿触动，也不珍惜呢？半年不到，望之先生果然走了，带走了他的经历，带走了他丰富而尚未梳理过的经历。听说，望之先生最后学术工作研究的是《孝经》，一两千年前的《孝经》。

　　总把新桃换旧符，初访荫余堂

　　都说人间有“四喜”。对于长居海外的人来说，“他乡遇故知”应该说是最为惬意的一喜。

　　近日听说，波士顿北郊萨兰市的碧波地博物馆竟然把安徽皖南休宁县一座有二三百年历史的民居，一砖一木一瓦一石整个搬到美国来了。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得以一睹尚未拼装完毕的民居构件，以及民居内各个历史时期存留下来的遗物，总算是一饱了眼福。

　　在美国能看到皖南三百年前的旧物，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屋主曾将这所家宅命名为“荫余堂”，想是荫及子孙的意思。现在皖南原址上盖起了一幢国人梦寐以求的小洋楼，尽管与周围的民居极不协调；门前还修起了一条像样的沥青公路，清理了两座池塘，附近的一座庙宇也得到了修缮一一竟会是以这种方式荫及福泽后代子孙，当年营造荫余堂的先人们一定是始料未及的。

　　荫余堂是一所皖南山区典型的中等民居。翘檐的马头墙、环楼的跑马廊、天井中的小池塘以及门口遍布苔藓的石板路，在在都勾画出一幅与现代住宅风格大异其趣的景致。看到这些，毋庸解释，看客们就会对荫余堂历经的岁月风雨领略几分了。有人说，“漂动的是时尚，沉积的是文化”，大约美国有太多让人目不暇接的时尚，所以他们才会对中国古代文化情有独钟，也才会不惜巨资将整个荫余堂建筑，连同门口铺设的麻石石板路都一并搬到了美国。

　　这项工程花费肯定不小，听说光是运输的集装箱就有四十多个。碧波地博物馆也花了大气力，拆迁了荫余堂新居地面上的民居，并且建立了网站详细地宣传说明其中的详情。我去时，博物馆附近荫余堂新居工地正在紧张施工。工地周边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大幅的广告提醒民众：到全部竣工以后，一所来自中国的二百多年前的民居将加入萨兰市已有的二十三座历史建筑的行列，向公众开放。

　　依我的眼光看来，与中国不胜其数的国宝相比，荫余堂当然算不得珍贵。据当时居中协调拆迁的人事后告诉我们，这样的老式民居在皖南几百上千块钱也就可以购得，但它逃过浩劫，落户美国，其中情节也算是跌宕起伏的。当我细细观察来自故国的民居时，心中的感受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徘徊其间，摩挲这二百多年前老屋上的每一根檩梁、每一扇窗扉，颇像是老友重逢。

　　这处民居归了美国人之后，也曾有人担心粗枝大叶的洋人会把中国古建的复原搞糟。不过这种担心倒是多余了。尽管美国历史短，但美国人在收留保护外国文化遗迹上却是早有经验。仅我个人所见，就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从法国搬来的全套修道院，哈佛大学浮格博物馆有迁自西班牙比利牛斯山间的整座教堂，特别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北京朝阳门内九王府拆掉的配殿，如今就重建在费城艺术博物馆里。从碧波地博物馆荫余堂专门网页上的说明可以知道，他们这次也是花了大本钱特意从安徽延聘能工巧匠来修复这所民居。实际上，真正令我感慨的倒是另外的事情。

　　这座皖南民居的异地生根，似乎印证了我对文物得以保存先决条件的看法：交通的闭塞最为要紧。

　　我在一九七四年曾到过皖南。那时“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尽管我的户口仍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农场中，但人已经回到北京两三年了。蛰伏多日静极思动，于是出行到江南游春。下了庐山之后，乘船从九江到贵池，然后转长途汽车到了皖南的太平镇。那个晚春的日子春雨颇猛，长途汽车停开了数日之后，我凭力气才挤进汽车，一路蜿蜒向黄山迸发。

　　汽车只是在山间转了个弯子，车上的旅客与家住仅十几里之外的售票员，各说各的当地“普通话”，竟然无法彼此沟通，一派“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反倒是我这个外乡人，操着一口京腔，竟然可以居问翻译一两句。车上全体乘客对我外来的古怪口音连连称奇，于是也就对我的来历大感兴趣。

　　当地几乎很少有外面的人来。我穿了一身大约总有五年成色的旧蓝制服，颜色早已褪去不少。脚上的胶鞋沾满了泥浆，头上有一顶在渡口换船时临时买来遮雨的斗笠。看着我这身行头和做派，外加面有菜色，同车人听说我来自北京，不免讥笑我吹牛皮。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我竟会与×××一样生活在北京城。

　　后来我又到了歙县和屯溪，几乎与世隔绝的天然景色和质朴民风使我不得不感叹，伟大领袖要在这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地方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真是谈何容易。

　　这种桃花源式的封闭，在这所落户美国的皖南民居“荫余堂”里同样得到了证明。在旧屋墙壁和门窗的裱糊纸上，不难发现残留的历史不同时期的文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文报纸、《大公报》一九五七年《吴晗愤怒批判章罗联盟的反党罪行》、三年困难时期《人民日报》掷地作金石声的社论《美帝国主义支持台湾决没有好下场》。

　　在拆卸荫余堂的工程中，除了摆放在明处的祖宗牌位、三寸金莲的绣鞋、二十年代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出品的蜡烛盒外，工人还在地板夹缝、墙角等处发现清朝末年女人的发簪和贴有清代邮票的信封。此外，门板上斑驳可见的“打倒反革命”口号、睡房墙上小儿惊风的民间处方，再加上以伟大领袖作为偶像供奉的神龛，千奇百怪的历史重叠，就像是大河里的波涛，偶有星星点点的水滴溅进了池塘，便永远停留在那里，于是也就记录下了大河里曾经掀起过的惊涛骇浪。

　　说到皖南的古代民居，便不由得让我想到在五十年代率先发现这里古代民居与家具的王世襄先生。当年他曾到这一带调查古代家具，除了保存良好的民居之外，还发现这里民间藏有不少十分罕见的明式家具，曾有调查报告发表在《文物》杂志上。当然，在那个“破字当头”的时代，这些调查发现在“三面红旗飘，人民公社好”的凯歌声中几近昏话。所幸的只是皖南直到新世纪开始也依然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胸怀，这才呵护住荫余堂没有遭到灭顶之灾，历经风风雨雨仍然完好无损。其后也才会有美国学人在皖南的偶然发现，基金会的鼎力支持和碧波地博物馆的捷足先登，使荫余堂和它所承载的种种历史风云最终能够跨洋渡海。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说起来不好意思，近几十年来，对于文物价值的认识似乎全是外人给我们开的窍，只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理解“富在深山”的意思。

　　还是那年我从德国读书归来，到芳嘉园向畅安先生请安，见到平素不拘形迹的老先生这日衣冠颇为整齐。询及缘由，才知道是费正清夫人费慰梅来华访问，接待单位为她安排了一系列精彩的日程，但她急切要见到的却是老先生在芳嘉园居所收藏的明式家具，这也许是费太太当年跟随费先生在林徽因与梁思成夫妇那里有过耳濡目染，近朱者赤，因而对中国古代文化情有独钟。那天上午，一向疏于与外人交往的先生总算答应接待她。听了这番话，望着先生年久失修的居所，我不免感叹了一番。记得也是在这个前后，考古所正在接待“外宾”参观所里收集的考古藏品，所领导正发愁如何才能给外宾留下深刻而良好的印象。有人献计，建议将日本人刚刚赠送的复印机放在展室的人口处，以便“醒目”。幸亏在考古所还有明白人，到底否决了这个提案。

　　更加可以玩味的是，年前我回国省亲，听说多年未见的畅安先生搬了新居，于是在动身返美前的最后一个下午登门拜访。

　　这是一套以美国的水准来看也算得上是考究的公寓。我连忙祝贺他乔迁之喜，并十分惊异组织上居然也肯出这样的大手笔来安顿坐八望九的老先生。精神仍然十分矍铄的老先生并不多言，只是顺便告知其中的原委。原来他在芳嘉园的旧房已十分破败，海外的友人知道先生手中的明式家具收藏是国内多家博物馆十分心仪的对象，而这位人士也正需要有一个爱国的机会，于是便提议由他购进先生的一部分藏品转赠给刚刚建成新馆的上海市博物馆，而先生可以拿这笔钱购得居所。先生看到毕生收藏的心血最终有了安身之处，也就答应了。如此一来，友人得到的是“面子”，上海博物馆得到的是“里子”，而老先生得到的则是“房子”，正所谓一箭三雕。

　　如果都能有这样“三赢”的喜剧结局，当然是最好不过的，只是并非人人都有这种机会，许多情形下，反倒会是两败俱伤的悲剧结局。譬如说，在首善之区的北京城，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院就是这类悲剧中颇为典型的一个。这座具有明代四合院典型特征的古老院落是赵紫宸与赵萝蕤父女的故居，尚保持着完整的院落格局，就是在京城的四合院中也颇为罕见。赵紫宸先生曾是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赵萝蕤先生的丈夫陈梦家曾是“新月派”的著名人物，后来在考古所研究金文甲骨也卓然成家。吾生也晚，并无缘得见梦家先生，等我一九七八年赶到考古所做学生的时候，斯人早已在“文革”中灰飞烟灭。听所里的老人讲，梦家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听到要帮助党“整风”，便急匆匆从洛阳的考古发掘工地返回北京，赶写文章发表，其后果当然是意料之中，只是在情理之外。如今当红的专家当年也曾义愤填膺地大骂：“陈梦家，你是个什么家！”夫人赵萝蕤先生是文学大家，我只是见过一面，谈不上什么印象，后来还是读过巫宁坤先生的《一滴泪》，才知道出身大家的赵先生在解放初期思想真很前进，自己身体力行，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学成之后就急匆匆回国报效国家，而且巫先生就是在她热情洋溢的鼓动下才毅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可是谁能想得到，先有保姆将赵家的文学手稿当作废纸偷到对街的文物市场卖掉于前，现又有以城市现代化为名将这座集建筑、文物价值于一身的民居葬身推土机于后！

　　与之相较，年代与价值完全不能与京城里赵家故居相比的皖南民居却能死里逃生，这真是可以引为借鉴。从荫余堂的命运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能将在国内弃之如敝屣的古代民居用洋人的钱买将下来，然后，倘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实在挤不出这方立锥之地，那么给它在国外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养老之地，这厢拿到钱，国人盖起了望眼欲穿的玻璃与钢筋大厦得偿宿愿，那厢洋人看到了比他们立国还要早的中国古代民居也惊叹不已，何乐而不为！听说，后来又有几家美国的博物馆也闻信蜂拥而至，试图步碧波地博物馆的后尘，有的集装箱甚至都运到了出关的码头，但还是功亏一篑，至今没有听到成功的消息。

　　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院的毁灭使有识之士痛心疾首，曾有奔走呼号之举，只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其实可以肯定，用不了多少时间，我们还在扼腕叹息的这些遗憾就会像是雨后浮萍上的水珠，了然无痕。只要想想看二环路上欢快奔驰的汽车里，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个个都是满面春风、行色匆匆，有谁会在意脚底下原本就是北京城的城墙呢？林徽因先生当年的“抱墙痛哭”总归是抵不上一部煽情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穿凿附会的卿卿我我更能打动人心。

　　多少年以后，我们的儿孙或许根本不晓得从前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于是就比我们要大度许多，也十分体谅我们当年的难处，说不定望着窗外早已是遮天蔽日的高楼大厦，口中还会念起在学校里曾经懵懵懂懂学过的句子：“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同一时刻，在地球的另一端，这所在皖南小镇上始建于前清的民居荫余堂，依然会款款地伫立在美国的碧波地博物馆里，面对自认没有多长历史的美国人，将它自己的故事向众人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