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重提：“废除高考制度”

　　近日，有客自故国来，到舍下小叙，谈及一年一度的高校升学考试即将临近，京城里为人父母者不免又是人心惶惶。多年来，我们的高考总是万人争走独木桥，这原本也是意料中事。不想来客又道，因为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弊端，于是有人愤然不平，认为如此的高考制度倒不如废除的好。来客小我几岁，知道我曾身历“文化大革命”中之废除高考制度，于是便想听听我的感想与见解。

　　其实据我的观察，如果说中国自古以来有什么事情能够算得上公平的话，考试制度应该是头一样，而且无论是旧时代的开科取士，还是新时代的高等教育考试都是如此。当然，考官的泄题和贿考，考生的夹带与捉刀时有发生，利用权势的舞弊丑闻也在所难免，但相较于中国其他的政治运作而言，考试制度无论在哪一朝哪一代都应该还算是清明。这就难怪当年明末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到了中国之后，尽管发现中国有不少地方落后于西方，但一旦见识到我们的科举制度，莫不以其成熟程度而感叹不已。

　　因为考试制度有了这份公平，大家也就十分在意考试的结果，由此我记起我们湖南同乡名人曾文正公的一桩轶事。

　　湘乡的曾国藩先生中了三甲进士，赐“同进士出身”，但他总是觉得差着“进士及第”和“进士出身”一截。后来即使做了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位极人臣，但对此仍旧耿耿于怀。一次与友人相聚，他自己出了上联“如夫人”征对，座中一人不知曾公的心结，贸然对以“同进士”，曾国藩觉得大扫面子，自讨没趣。

　　有趣的是，在曾文正公身后许多年的今天，偶然读到一则花边新闻，却证明人心还是很古的。新闻说到一位刚刚放洋读了两年书的女孩子闹出一桩笑话：因为求名心切，扬言在外国得了一个博士。有人不免置疑，便向她的父亲求证。她的父亲却另有一番独到的见解，认为问题出在如今的人少见多怪，其实正如现在提拔干部一般，因为名额有限，不能全部提拔成科长，于是便有“同科级待遇”之说，他女儿的学位就是“同博士待遇”，实际道理都是相同的。听了这番宏论，我不免想到，曾文正公的“同进士出身”可是货真价实，那是道光十八年戊戌科三甲的第四十二名进士，与“同科级待遇”或“同博士待遇”绝对是大异其趣。

　　笑话归笑话，不过由此可见，考试制度下得来的名誉和地位，到底不是其他鸡鸣狗盗的头衔可以相比，所以资格的评定、遴选的安排都格外受到大家的重视，就是吹牛也比不得其他的信口雌黄，总要特别多加几分小心才是。

　　诚然，八股式的科举由于不能鼓励新知的发展，到底吃了洋枪洋炮的亏。到了清代末年，有识之士便提倡废除科举制度，引进新式教育。一八九八年，康、梁协助光绪帝发动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改革的大部分内容，如废除科举制度和引进新式教育仍被保留下来。其后，先是光绪二十七年于直隶等七省四十五州府县停文武考试五年，继之，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因袁世凯和张之洞等人的力主，终于正式永久废除了中国自隋唐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但科举制度的最终被废弃，我想废弃的应该只是教育的内容。科举考试的公平形式按说并不坏，有所谓“英雄不问来路”的气魄和见识，至少鼓励大家按正当的渠道在社会上公平竞争。北宋初年开始就行之有效的锁院、糊名、誉录等严密的操作制度和摒弃汉代“察举”、“征辟”和魏普的“九品中正”，不以门第为人才标准的选拔体系，为各代朝廷不知挑选了多少社会精英。况且就考试制度的某些弊病而言，相较于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明火执仗，或是不择手段的强取豪夺，可以说是两害取其轻。如今社会昌明，人心开放，许多事情都改弦更张，但统一的高等考试制度却仍旧沿用，世道人心也大体认可，我想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清末废除科举之后，中国历史上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废除高考制度这一事件发生，而且连带着所有升学考试都一并废除。清末的废除科举，至今也没有见到有人替它翻案，可见还是相当得人心。至于“文革”的废除高考，如今已连同“文革”中的种种举措一起全盘否定。笼统而言，这当然有理，不过细讲起来，我的看法又有所不同。如今能有这样的感慨而旧事重提，实在是因为从我的亲身经历来说，发现荒唐与合理往往互为表里，动机与效果时时难得一致，利弊得失又因人而异，始作俑者与身被其事者的想法与利害可能南辕北辙，但其结果有时却会殊途同归，凡此种种并不能够一概而论。而且身历此事，使我在少年世事懵懂之际，见识到了政治运作的过程，真是至今难忘。

　　温故而知新，不妨先来重读一段《人民日报》当年的社论：

　　目前，北京和各地的许多大中学校，广大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高举×××思想伟大红旗，冲破资产阶级保皇党的重重阻挠和压制，正在向教育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猛烈开火。但是，这场斗争，还是刚刚开始，许多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还没有攻破。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是按照常规进行升学考试，势必使教育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势必挫伤左派学生的革命积极性，助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气焰。

　　党中央和×××一再指出，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包括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这种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危害极大的。这个制度，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实行这种制度，是严重地违反党的阶级路线的，会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文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

　　由此可知其理由大致有两条：一，恐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这是顾及眼前利益；二，指出考试制度本身的罪恶，这是着眼于长远利益。

　　说到这里，可以进入我的个人记忆了。

　　一九六六年的初夏，“文革”行将掀起高潮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四中读书，初中还没有毕业。当时，嘉靖年间的海瑞为何要大骂皇帝，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又如何成了叛徒，这些几百年前暗藏玄机的历史已经让我们这些十五六岁、世事懵懂的学生煞费思量，但另外还有一桩心事是旁人所没有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升学考试正在日日逼近，虽然不及高三学生准备高考那样吃紧，但也总还算是人生的一桩大事。

　　所以上述社论中要点的第一条，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布局上恐怕非同小可，“革命”要继续大闹下去，须倚重造反的生力军一一中学生，若要利用中学生的狂热，则废除高考制度无异于扯断最后一条锁链，如此学生才能全心造反。所以此令一出，犹如大水决堤，形势便更加不可收拾，其中用心之深可见一斑。至于社论要点之二，就是招生的所谓阶级路线、排斥革命接班人、替资产阶级招降纳叛，恐怕其中的门道就更复杂。

　　老实讲，直到“文革”之前，学生的政治表现与家庭背景早已渗透到招生标准里面，“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徒有其名。譬如我有一位高我数年的四中学长就告诉过我，他们班有个同学是个遗腹子，其父于北平沦陷期间在伪政府里做过抄写文书的小职员，到了高考升学的当口，他自填的家庭出身“伪职员”不能过关，一定要改为“汉奸”。因为从未谋面的父亲，这个四中高才生高考落第。后来还是因为与同学的父亲陈毅元帅下棋有了交惰，由陈老总说项才在第二年补进大学，最终成为科学院院士。

　　到了“文革”前夕，身受其害的其实是并不热衷空头政治的学生，所谓违反阶级路线及“排斥工农革命子女于门外”的说法也并不真实。恰恰相反，那个时候利用政治权势走门路升学已经大行其道。当时我所在的北京四中，学生成色不算差，但这样的例子学校里早已俯拾皆是。

　　所以，当时高考制度的不公平，“文革”前夕应该是已经达到一个顶峰，如果说真要废除高考制度，那个时候废除并非毫无道理，只是出发点与社论大相径庭。

　　六月十八号，《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文章。紧接着就是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附议。在紧锣密鼓的群情高昂之下，政府做出响应民心的决定：废除高考制度。

　　其后，亦如当年所有的政治活动一样，人如海，歌如潮，将天安门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我当年所在中学的高三五班虽然不是废除考试制度的“首倡”者，但总也属“附议”者，所以面子十足，全校上下似乎也都与有荣焉。

　　不过，就在这种“皆大欢喜”的气氛之中，有件小事让我多少见识了此类政治运作的手法，值得一提。

　　在正式宣布废除高考制度的前几日，尽管风声日紧，大势已是渐趋明朗，但毕竟尚无结论。这天我正好稀里糊涂逃了课，扯谎说去写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便随了几个同学到外面去踢球。在门口传达室等人时，正好有个高三五班的活跃分子在打电话，我在一边出于好奇驻足凝听。他正与对方说到，如今高考制度是愿意也要废除，不愿意也要废除，他们已经得到内部消息，现在上面已经有了正式决定，其实三两天之间就要发表，只是现在需要向下而上地首倡一下，大势既已如此，我们何不抢先。听来似是对方觉得兹事体大，有所顾虑，他便把底牌和盘托出，鼓励说，四中干部子弟太多，容易给人以口实，所以由你们“首倡”，我们再来“附议”，头功你们尽管拿去。听到这里，尽管我其实也翘盼废除考试制度，但没有想到的是，关系一代人前途命运的决定竟然可以是如此的儿戏。而且这样的政治举措竟让一个毛头小手在中学传达室里的电话上密谋，不能不说难以想象。

　　果然不出所料，其后《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文章，紧接着就是四中高三五班的附议，印证了我听到的消息。

　　时过多少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从旁得知，女一中的这个高三四班还真是个工农子弟占多数的班级。由此我不得不佩服当初我们学校的革命小将政治意识与手段竞如此老到与娴熟。

　　再过几年以后，政治形势陡变，伟大领袖终于想起“大学还是要办的”，当然此时也只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土族”的“推荐”制度可供选择了。后果当然可想而知，后来也曾动用过“考试”之举，但结果是成全了那位“白卷”书生，奠定了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十年一梦。一九七七年终于废除了遴选“工农兵学员”的独出心裁之举，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

　　现在平心想来，光绪三十一年的废除科举和一九六六年的废除高考两案，动机与效果各有不同。光绪三十一年的废除科举，发轫于康、梁的维新主张，用心实在是要变法图强，所以维新失败，废除科举却能最终成功。而一九六六年的废除高考，肇始于“文革”，用心只在利用“革命小将”，并将所谓择才的政治标准推向荒唐的极致，因而终不能长久，所以“文革”结束，废除高考也就终于人亡政息，到底没有能够实行下去。两者结局和作用的相同与相悖，可见出历史的选择原来是由不得人的。只是在这一废一兴之间，不知多少人的命运却由此改观。

　　说到科举的废除，光绪三十年甲辰科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的书法到今天还是收藏家的目标，探花商衍鎏后来在德国汉堡大学中文图节馆很有建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还做到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写过《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当年榜上有名的一些进士，后来不少还成了著名的历史人物，如谭延闿、沈钧儒等等。可见科举只要公平，到底还是能够发现一些人才。

　　而我们身历“文革”中废除高考制度的这一代人，现在说来，似乎十年“文革”荒废了人才的培养，于国于民都是不利。其实我倒不这样认为，与其延续当年徒有其名的考试制度，还不如废除的好。就我个人而言，高考制度十年兴废的反复似乎恰好给了我机遇：

　　非此一废，不得逃脱羁绊：非此一兴，不得咸鱼翻身。如今旧话重提，纵然十年的教育荒废使我其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也无论是求学还是谋生，学历上的先天不足几次三番地令我尴尬狼狈，但两宰相权取其轻，我倒宁愿选取眼下的结局。这种感情恐怕是当年废除高考制度的始作俑者所未料及的。况且，靠了我们那一辈人充作革命的实验品，而终于成就了今天尚称公平的考试格局，倒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所以也就实在值得后学小子珍惜，万万不可因其缺陷而轻言废除。

　　进而想想四十多年前庆祝废除考试制度的游行大军，再看看如今京城里穿梭于各类五花八门考试辅导站的莘莘学子，怎不让人恍如隔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