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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故事 原创：何焰 日期：2019-10-05  01 三封家书 钱学森在44岁之前，仿佛一直都在漂泊。 1911年，阴历辛亥年，他在上海出生。在杭州牙牙学语到3岁，跟随父母北上，他在北京城里待到了18岁，又考回了南方，到上海交通大学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期间，他回杭州老家养病一年，23岁大学毕业后再次北上，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 
1935年，钱学森获得清华大学第七届庚子赔款赴美留学奖学金资格，此项奖学金在全国只有20个名额，而钱学森是唯一一位航空留学生在钱学森24岁这一年，母亲章兰娟病逝，只剩父亲钱均夫一人，送他登上远赴地球另一面的轮船。 到了美国之后，他先在美国东部的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又在西部的加州理工学院读完博士学位，工作、学习10年，35岁时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半年后成为了该校建校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不到3年，又被返聘回西部，回到了帕萨迪纳市的加州理工学院。 随后，是他坚决回国却遭受拘捕、软禁的5年。 从中国到美国，南北南北，东西东西，钱学森的人生辗转不停。 
1949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和年轻时的f.马勃在此期间，他学习的“初心”也一再变更，从学习火车制造，到学习航空工程，又转向航空理论，最后研究工程控制学。 44年飘如陌上尘，但他并非无根蒂。 幼年随家，到18岁，钱学森做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重要决定，虽然成绩优异，但是没有报考全国最知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而选择上海交通大学，去学习火车制造。 因为他有一个偶像，詹天佑。刚刚成年的钱学森，希望自己能像民族英雄詹天佑一样，为落后的中国修建铁路。  “1·28”淞沪抗战发生时，钱学森正在上海求学，他目睹了日本空军对中国土地和人民狂轰滥炸的惨象。因为没有空中作战优势，中国军队在战争中被压制。1933年下半年，当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了航空工程课程之后，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就选修了，并且连续两学期都是遥遥第一名。 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去铁道部做月薪60大洋的工作，而决心转向航空工程专业，出国留学。 出国之后，钱学森的每一次选择，代价又都是辗转。 钱学森在美国时，与父亲钱均夫保持通信，其中有三封，如烛火照耀，投射出钱学森在美国20年的剪影。 
钱学森（左一）与其父亲钱均夫（左二）第一封信写在1936年，钱学森因受歧视，愤怒离开麻省理工学院，转投加州理工学院的航空理论研究权威冯·卡门门下之时。 虽然钱学森只用1年时间便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但因为他中国学生的身份，而被拦在了飞机制造厂实习的名额之外，多次交涉失败后，钱学森决定离开实践性强的航空工程专业，改学航空理论。 钱均夫劝阻儿子。 “国家已到祸燃眉睫的重要关头，望儿以国家需要为念，在航空工程上深造钻研，而不宜见异思迁。” 钱均夫早年留学日本，师承章太炎，与鲁迅为同班同学。他内心希望儿子学成便归来，多造飞机，不要继续花时间学习理论，但得知钱学森的抱负，“只有掌握航空理论，才有可能实现超越”之后，钱父变得释然。 
钱均夫（图中）早年曾留学日本，师承章太炎，与鲁迅为同班同学第二封信写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前。 钱学森已经在筹备回国，钱均夫恰巧也寄信来。 “儿生命之根，当是养育汝之祖国。叶落归根，是报效养育之恩的典喻，望儿三思。” 钱学森先后辞去了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成员、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脱离敏感的美国军方交际圈，然而真正启动回国之时，还是先后遭受了拘留和长达5年的软禁。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那一句有名的话——“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在哪里，他都值5个师！”——为钱学森带来了厄运与归国的重重险阻。 
钱学森在美国时与同事合影第三封，是钱父得知独子钱学森在美国遭拘捕、受软禁之后。 “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去国20年，钱学森飘零如许。他在美国没有置一处房产，也没有存一分钱保险，他在美国发奋学习，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到中国。 钱学森70岁时回忆自己青年时，“为了什么目的而学习？” 他说，“一个青年人学习，总该有个什么目的。我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上学的。……那时，我自己和我的许多同学们都有一个信念：我们学习，就是为了建设未来的祖国。” 02 游子归旅 “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已经在海上航行了20多天。 刚好在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与夫人的结婚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出发，邮轮在海面上驶过中秋，驶过国庆，到了10月8日凌晨，终于要驶入香港。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在轮船码头钱学森一家四口都在船上。 在一个半月前的日内瓦谈判上，中国以11名美国空军战俘和一封钱学森的亲笔信为要求，成功“营救”了钱学森。 “克利夫兰总统号”，是他们能买到的最快的回国船票。船上同时还有其他的中国学者和归国同胞。 10月8日早晨，钱学森早早地起了床，“我热切地望着窗外，经过这20年漂泊在美国的岁月之后，现在我终于要回到家乡了。” 在接近香港的海上，中国政府派来一艘接驳船保护钱学森的安全，将他们一行人接到了九龙，再由九龙搭乘火车到深圳。 
1955年，钱学森一家启程回国时，在“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的甲板上留影彼时的香港还被英国统治，社会情况复杂，船上的归国学者们早早地为新闻媒体准备好了一篇归国声明。但钱学森主张，把《我要控诉！》改成《向祖国致敬》，他说，不必用左拉的笔调，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 在九龙海关，钱学森一行人迈过深圳罗湖小桥。 中国海关大楼的广播里，应时响起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全国同胞都在欢迎你们！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第三年，我们需要你们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追求更美好、更繁荣的生活！” 受中国政府委托，中国科学院、广东省政府领导和科学家代表，在桥头上负责迎接钱学森归来。 
纪录片《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艰难回国》当时朱兆祥是中国科学院的迎接代表，他回忆当时的画面，自己正在人群中拿着照片紧张地搜索钱学森一家，手突然被人抓住，握得很使劲。他猛一转身，发现对方眼眶里噙着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那不是钱学森，他们彼此也不相识，对方也不知道他来干什么的，只是把他当作了国门的代表。朱兆祥大为感动，但很快发现，后面进来的人，一个挨一个的，都热泪盈眶。 片刻接到钱学森一家后，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钱学森一家游览了广州、上海，最后去到北京。 44岁的钱学森，身形清瘦，即使久居国外，还是保留着一口地道的京腔普通话。他仍旧是沉默，坐下来就看自己的书，但看人时，一双眼神生动灵活。 一到广州，他就在新华书店买了两本小册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当时新中国的两件大事。  到了上海，钱学森曾经求学的地方，他反而不再熟悉了。 “街上是那样的干净，没有扒手、小偷、摊贩，也没有趾高气扬的外国人。取而代之的是，穿着蓝黑色棉夹克的男女、扎着红领巾的快乐儿童，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明码标价，再也不需要讨价还价了。” 在离开美国之前，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劝阻他回国，质问他，一个优秀的航天科学家回到一个农耕社会能够干什么？ 10月23日，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隆重的茶话会上，一位年老的药学家告诉了钱学森另外的话，“现在政府不同了，要钱有钱，要设备有设备，就是少人才。你回来了很好，大家一起干吧！” 10月28日，他回到北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来车站迎接他，吴有训、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20多人拥拥簇簇，等待与钱学森汇合。 
1955年10月，钱学森归国，受到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右)和北大教务长周培源(中)的热烈欢迎离开北京这些年，这座城市仍旧叫钱学森感到亲切。他去拜访了母校北师大附中的老师，以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11月5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陈毅接见了钱学森，代表党和国家欢迎他的归来。 钱学森的归旅还没结束。每一天都被新中国美好的前景所鼓舞，但20年阔别，他还在摸索。 11月22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钱学森被安排参观东北地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抚顺、鞍山、大连，一路看过来，钱学森非常兴奋，因为中国的工业化现状比他记忆中的要好太多了。 东北之行的高潮，是一次参观。钱学森告诉朱兆祥，自己有两位老朋友在哈尔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想趁机见见他们。但当时的“哈军工”是全国唯一一个现代化装备维修、研究、设计人员培养的学校，属于绝密单位。 
1955年，钱学森和老同学、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殷宏章（中）见面，左为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罗宗洛钱学森被紧急特批，进入“哈军工”参观。“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奉时任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的命令，一大早从北京搭飞机赶来哈尔滨，在校门口等待钱学森。他拍板，为钱学森开放了所有的实验室，“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秘密要保的。” 这是一个伏笔。 在空军工程系的一个实验室里，陈赓突然严肃起来。他面对钱学森，看着他的眼睛，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了一截不成？” 陈赓一把握住钱学森的手，大声地说：“好极了！我要的就是您这句话！” 至此，钱学森的归国之旅结束了。 前半生的求学漂泊，以此为始，终于要落地发芽。 03 两弹一星 1956年，钱学森获得了两个身份。 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所长，这是公开的； 另一个是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院长。这是一份“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外不告亲友”的绝密工作。 一两次慌张过后，钱学森再突然消失个几十天，妻子蒋英也不会着急去找，只是和孩子在家等待着。 1960年2月19日，临近东海的一块平坦土地上，“T-7M”火箭首次试验发射。 
“T-7M”探空火箭发射现场探空火箭，是在钱学森领导下的项目之一。 那是新中国最为穷苦的几年。在试验当天，发射场的设施简陋得几乎令人心酸。发电站是用芦苇席子围成的，顶上盖一张油布蓬，中间放着一台借来的50千瓦发电机。发射场距离发射架和“指挥所”大约100米，之间没有任何通讯设备，发布命令必须要靠大声叫唤，配合手势。 但“T-7M”探空火箭庄严地竖立在了20米高的发射架上。一切准备就绪后，点火，起飞，直冲云霄。 中国第一枚试验性液体燃料探空火箭发射成功了。 结束后，钱学森找来负责人潘先觉说：“你们这样搞法，方法是对头的，我们在美国搞火箭喷气推进，初始阶段也是这样干的，所以中国不要自卑。” “中国不要自卑”，这样的鼓励，钱学森对导弹研制项目工作人员也说过很多次。 
1960年，钱学森（前左四）在某导弹基地指导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上没有人相信一个国民“喝大锅清汤水，穷得没有裤子穿”的国家，能够研制出导弹来。 “人有我无”，先进的科学技术买不来，依靠外援也有限，导弹研制困难重重。 这就意味着，一切要从基础做起。 钱学森叫回了自己在国外的好友，成为力学研究所的重要助力，但这远远不够。 五院成立后，钱学森做起了导弹“扫盲”的工作，他亲自编写《导弹概论》做教材，授课对象包括五院的科学家、刚分配来的大学生、技术人员和干部，甚至军委总部机关干部。 钱学森原本是有个臭脾气的，他讨厌笨蛋。在麻省理工学院上课的时候，他常常整节课都是自己在黑板上演算，不对学生作任何解释。 
上世纪40年代，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给研究生讲课有一次学生打断他，“我看不懂您压力—体积比的推导。” 钱学森问他：“你课本读了吗？” “读了。” “那你就该懂才对。”说完，钱学森转头继续写黑板。 钱学森的高傲情有可原，他家世好，天分高，有全面的素质教育基础，见多识广，在学习上又十二分拼命努力。他习惯了在科学世界里冲锋，所以很难理解普通人。 但在回国之后，面对这一大群嗷嗷待哺的“门外汉”，钱学森想来想去，也只能磨了性子，“手把着手教”。 学生赞叹他，“从未听过那样好的课，从具体的讲起，又概括，又提高。”一些场合，钱学森也鼓励叫年轻的科学家来讲，但常常需要他再翻译一遍。钱学森成了接地气的科学家。中国的导弹方面可用的人才也逐渐多了起来。 
回国后的钱学森在讲台上一切只靠自己，艰巨的导弹事业必然是缓慢的。祖国的导弹事业一边打人才基础，一边也在巧借力。 1957年，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后，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供两枚P-1模型导弹，为我国教学和科研使用。但苏联“老大哥”的诚意明显不足，钱学森清楚得很，P-1导弹是苏联已经淘汰了的装备。 于是钱学森和聂荣臻元帅一起，制定了中国导弹的研制“三步走”方针：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 事实证明“三步走”方针是正确的。 有了前期的仿制经验之后，即使在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援助项目，撤回专家，停止供货之后，半年之后，中国第一枚自制地地导弹“1059”，也还是试验成功了。 “1059”，就是后来的“东风一号”。 
东风一号”导弹艰难的第一步跨了出去，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导弹。“两弹一星”“八年四弹”计划也陆续上马。 失败和挫折是少不了的。1962年3月“东风二号”导弹研制出来的时候，被命名为“争气弹”，但发射飞行21秒之后，尾段就着火，发射失败。“人人脸上都变成了灰色，有的人甚至哭出声来。” 钱学森作为项目技术总负责人，带领团队花费3个多月找到了故障原因，并定下一个原则，“把故障消灭在地面”，后来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一条重要准绳。 1964年，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发射成功。不久，中国自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钱学森提出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想。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东风二号甲”改进型中近程导弹试验发射成功，为“八年四弹”打了一个“开门红”，也为“两弹”结合试验打下基础。 1966年10月，“两弹”结合成功。 随后，中国进入十年内乱，但“两弹一星”事业还在艰难进行。 1970年，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5年，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 
1970年，电话接线员们在工作时看报纸，为中国第一课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欢喜中国的导弹家族在不断扩展中，从陆基发射到水下发射，从固定阵地发射到机动隐蔽发射……在最穷苦的岁月，通过最艰难的历程，我国筑造了一座又一座航天丰碑。 2009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离世。次日，大雪覆盖北京城。 在那些丰碑上面，都大大地写着他的名字——钱学森。 来源：南风窗 作者：何焰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转载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文章搜索: 何焰 南风窗 钱学森 两弹一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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