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提出以来，网络上各种声音，还有层出不穷的段子，以及各种P图，当然也有一些深度的分析见解。有意思的是，这些段子充满了中国草根式的调侃，很符合地摊经济的草根特征。

　　我曾经很长时间思考过中国城市化的问题，也曾经思考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命题。关于金融改革特别是P2P，我也曾经做过严肃的批判。但是，对于这一次“地摊经济”，我倒是举双手赞成。

　　危机倒逼改革，危机背景下诞生的改革措施，往往都是决心很大的“招数”。在平时的情况下，这些改革的措施，实际上推出的阻力极大，往往难以推动，尤其是触及利益调整的改革，几乎都会遭遇强大的软钉子。

　　多数人的看法，地摊经济只是权宜之计。但是我倾向于另外一种看法，地摊经济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开放部分城市资源，让普通的底层民众共享，获得小部分发展权，避免某些利益集团和食利集团，垄断吞噬城市发展的红利大头。

　　一、HK启示录

　　全世界最畸形最极端的房地产，食利阶层发展到极致的典型，毫无疑问是在HK。

　　这里有众多的华人顶级富豪，身家数百亿资产的几大家族，盘点他们的核心净资产，往往就是几栋楼而已。“一铺养三代”的说法，大抵就是起源于此。在这个城市，拥有房子和无房户，是阶级的分水岭，而且极难逾越。

　　HK商铺的价格极高，一个街铺动辄交易金额数千万港元甚至数亿港元。一个卖鱼蛋的小摊，可能只有几平方米，一个月的租金也要20万元。HK旺角有个“美珍香”牛肉干店，租金100多万每月，市值6个亿。

　　2014年，HK铜锣湾波斯富街77至83号波斯富大楼地下面积仅13平方米的N号铺，以1.8亿港元易手，创造了当时HK最贵“铺王”的纪录，每平方米折合人民币1177万元。

　　HK被新自由主义资本家视为天堂。这里有全球顶级的房价，但是HK的华人首富，没有制造过任何一款畅销全球的产品。这里的人均GDP比得上德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但是除了房地产、金融和转口贸易，这里其实是全球贫富差距极大的“人形桉树林”。

　　刘慈欣在《赡养人类》中，曾经描述过一个叫“第一地球”的外星世界：星球上的贫富分化，走到了极端，一名巨富掌控了这个星球的绝大部分资源——这个人被称作“终产者”，星球最终变成了由一个富人和数十亿穷人组成的世界。而终产者的私人财产，甚至包括整个星球以及它的大气层，人们连呼吸都要缴纳费用。在未来的人类世界中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吗？

　　我想，大刘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应该是想到HK的地产商。而实际上，一个人拥有一个星球过于虚幻，一个家族拥有半个城市，似乎就在眼前。

　　为什么写地摊经济，要单独写一个篇幅的HK房租？因为HK的房地产模式，被内地学了个十足十，“一铺养三代”也成了很多商铺发售的宣传口号。

　　百业萧条，而一业独旺，连电商都被早早扼死在摇篮阶段，这就是商业地产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至于后续的连锁反应，恐怕也不能完全怪到境外势力。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物必内腐然后生虫。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巨大的利益绑架之下，HK利益集团也左右了港府政策的制定。让任何增加房屋供给的政策，完全无法落地。

　　大陆的商业地产，当然没有这么极端，但是趋势却是很明显。尤其是一线城市，渐有“HK化”的趋势。好在地大物博，人们还可以用脚投票逃离，但是光鲜的城市风景线之下，日渐高涨的租金，还是让商业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二、又贵又没有味道的城市商业

　　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产业链极度完整的世界工厂，加上中国基础设施非常完善，物流也很方便。

　　照理说，中国应该有接近全世界最低的物价才是。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对于很多价格比较透明的工业品，比如电子产品，中国的价格的确不高，甚至比国外都低不少。对于价格不太透明，个性化比较强的产品，比如服装鞋帽，中国的价格就比较感人了。

　　小米的CEO雷军回忆过一段往事：当年自己和金山一帮高管去美国，CEO张宏江一下飞机就租辆车直奔Costco，后来同行的7、8个人也去了，回来以后很激动。而激动的原因是，商品价格实在是低，比如两个新秀丽品牌的大箱子，国内要卖大概9000人民币，而Costco只要150美元，合人民币900元。对于这批远道而来的客人，无疑是捡了个大便宜。

　　就算是美国拥有“金融霸权”，但是国内生产国内销售，全流程都是人民币计价。为何中国商场里的东西会贵那么多？难道真的是中国“人傻钱多”。怕是未必，而是一件东西，从工厂到消费者手里，经过了太多的“增值环节”，每个环节都加价，越到末端加得越狠。

　　而物业租金，恐怕是各个增值环节，最重要的推手。简单地说，房租是很多小工商业者的巨大负担。

　　更重要的是，房东们似乎达成了默契。大家集体叫价，每年上涨，宁可空着也不轻易降价，完美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冷血性和团结性。在共同的利益面前，人们重视更容易团结起来。

　　我耳闻目睹看到的，基本都是强势的房东不断涨价，弱势的租客要么咬牙承受，要么离开。在深圳，房东还开发出了“喝茶费”等等名目繁多的额外费用，其他城市，只要是优质地段，我想这些费用也不会少。毕竟，大家在这方面，都愿意向社会主义先行区学习。

　　虽然中国有电商，对于消费者而言，可以选择网上购物，避免实体店里过于高昂的成本。但是，网店毕竟不能完全替代实体店。很多日常的购物，也不可能等上几天到货。还有很多服务类的项目，也只能到实体店消费。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商业，有行商和坐商之分，所谓行商坐贾。现代商业地产的发展，几乎是把“行商”，即游走贩卖的商人，以“城市治理”为名，差不多收拾得干干净净，只留下房地产可以盘剥的“坐商”。

　　我有一位在深圳做过城管的朋友，曾经和我说过，清理街头游商，并不是质量问题，甚至也不是市容市貌问题，而是要维护城市商业地产的价值。

　　也就是说，如果有低成本的“游商”、“行商”，那么城市的商业地产，根本不可能涨到天价，租金更不可能年年上涨。毕竟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资本的贪婪是无止境的。

　　在这种一边倒的发展路径之下，城市建造了无数的“复制粘贴”的商业中心。物价高得要死，但是却越来越没有味道，娱乐只有电影或者电子游戏，购物除了电子产品就是衣物，或者各种专卖店，附带一个生活超市，至于餐饮，多数也是全国全球的品牌连锁餐厅，千篇一律的洋快餐、咖啡店。

　　三、国内消费的“肠梗塞”

　　出口、投资和消费，被称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

　　随着出口的饱和，投资的边际效益也越来越低，消费成了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力。

　　而阻碍消费的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商业地产，对消费形成了“阻塞”效应。这种阻塞效应，主要是来自于流通环节的层层加钱，特别是商业租金带来的高成本。

　　是薄利多销，还是涨价提升利润？在多数情况下，商业被迫走的是后者的路子。而涨价又要面临电商的竞争，厂家直销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实体店日渐萧条，而且价格也在不断上涨。

　　我以前曾经写过文章，在日本地产泡沫高峰期，三洋这样的电器公司，在东京的卖场出售产品，几乎什么利润都赚不到。因为每年的租金、入场费和销售费用，足以吞噬掉所有的销售产品的利润。

　　消费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其实远远低于商业租金每年上涨的幅度。这在经济增速放缓，收入增加缓慢的情况下，矛盾实际上是日益突出。最后就是这种博弈，走向破坏性的后果 —— 商业日益萧条，但是租金仍然居高不下。

　　很多人宁可宅在家里玩游戏，也不愿意出去逛街，因为消费太高，而玩游戏实际上是成本最低的打发时间的方式之一。至于游戏商，如何通过道具、装备、服装，再从消费者身上弄回回报，那是另一个话题。

　　实际上，日本的“宅一族”，差不多也是这种方式形成的。既然出门又累又贵，除了花钱多也没有太多的乐趣，不如呆在家里低成本生活，低成本娱乐，形成“食草一族”的生活方式，到最后连生活的热情，都消磨掉。

　　如果不加调整，不加干预，甚至还不断强化这种趋势，到头来除了收房租者，大家都会变成受害者。生产商没有订单，消费者购买东西昂贵，商人赚的钱，多半都交给了地产商。中国眼下这种趋势，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

　　对于资本的贪婪，其实我比较心悦诚服。明明实体店被电商打击得重伤吐血，房东们仍然坚持加价，不加价就退租转租，赌的是还有新的人来开店，赌一把自己能够挺过来。

　　实际上，市场经济充满了非理性，尤其是没有平衡对冲体系的情况下。要么一直贪婪下去，要么到了极限崩盘。而在经济动荡的情况下，弱者往往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 比如疫情之下，房东损失很小，租店的损失极大。

　　而社会底层被盘剥得越厉害，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就会越弱。仍以香港为例，很多月收入数万的白领，缴纳完房租以后，加上日常开支之后，可以支配的自由收入，其实已经很少。曾经有朋友在香港读大学，领取每年几十万的全额奖学金，日子仍然过得扣扣索索的。

　　疫情之下，全球经济已经是大倒退。如果中国消费领域的“肠梗塞”问题，不能处理好，那么消费必然难以振兴。所谓的“内循环”也就是一句空口号而已，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到头来经济必然会卷入“通缩”。

　　经济通缩的可怕性，在于无论发多少钱，都无法振兴消费，因为发钱的过程，食利阶层拿走最多，并且强化这种“食利”的能力。也就是说，在“通缩”的背景之下，加大货币发行，实际上是强化贫富差距，也许可以增加奢侈品的消费，比如豪华车，但是并不能增加社会的消费力。

　　四 “地摊经济”的本质，是分享一部分城市资源

　　城市存在的意义，除了生产、教育、服务、科研等等，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交易。

　　前面说了，商业地产如果垄断了实体店的交易，那么就会不断涨价，吞噬掉城市发展的红利。

　　网上交易的垄断程度更高，几大电商平台，谁也不是省油的灯。而且前面说了，并不是所有的商业，都能够搬到网上。物流速度再快，除了虚拟产品，都做不到即买即用，更何况物流成本也摆在那里。你总不能买个西瓜，也要到网上去买吧?

　　地摊经济，本质上就是把城市的商业红利，低价甚至免费，提供给一些小商人，接近于零的的租金门槛，却可以获得城市发展获得的人流量和各种配套服务体系。

　　或者，更直白一点说，地摊经济即使不增加整个社会的零售额，至少重新分配了利益，让店家和房东垄断的商业利润，切割了一块出来，让给这些摆摊的人。

　　这是某种意义上的“平等”，甚至可以说是城市化，给普通人的一些“机会共享”。

　　而对消费者来说，地摊经济的低成本，就有了低价格的可能。无论是小吃，或者是小商品，几十元钱你可能不愿意走进大商场，但是在地摊逛一圈，不仅能够吃饱，甚至还能够带回去一些小东西。

　　互联网一直在鼓吹自己减少中间商，实际上地摊经济，才是减少了中间商，而且还减少了食利阶层的盘剥。

　　有了“行商”、“游商”的存在，坐地起价的房东，才有了制衡的力量，不至于肆无忌惮地坐地起价，而低成本的地摊经济，不仅能够有力促进消费，还能够惠及众多的城市居民，毕竟很多人都不宽裕，省钱也是赚钱。

　　那么，针对地摊经济的种种诟病，比如卫生问题、假冒伪劣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售后问题，这些必然存在的问题，有解还是无解？地摊经济，是否作为权宜之计，还是长久措施？后面几个章节，再慢慢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