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的国民党，比中国共产党成立得要晚。

　　1894年至1924年，早期国民党经历了若干次演变。其前身是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19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国民党。此时的国民党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帮会半西方政党的松散的同盟。

　　1922年6月，由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的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陷入绝境。

　　1923年（ 中华民国12年）1月16日，苏联特使越飞在上海与孙中山会晤，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的问题。以此为精神，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在26日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

　　（1）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越飞完全同感，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2）依孙逸仙的要求，越飞重申1920年9月27日苏俄对华声明：即苏俄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3）因承认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孙逸仙以为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只能维持现状。越飞同意铁路管理办法以双方实际利益与权利，适当时候进行改组。孙逸仙认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商洽。

　　（4）越飞宣称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从外蒙撤退。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等20多名共产党员参加了会议。其中，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

　　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等共产党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随即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党部，推选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中央常务委员，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部长，杨匏安任组织部秘书，彭湃任农民部秘书，冯菊坡任工人部秘书。

　　两党合作之初，就埋下了分裂的伏笔。

　　对中国是否存在阶级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两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

　　孙中山的“大贫小贫”论，强调中国经济落后，否定阶级矛盾，他认为，中国工人与资本家的区别，只是"大贫和小贫"的差别；中国工人和资本家同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中国工人要求得自身解放，必须投身国民革命。

　　重新读一下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就会发现双方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南辕北辙——国民党不承认阶级矛盾，只承认民族矛盾。共产党则侧重阶级矛盾。

　　看看国民党大佬的出身和家产，就不难理解双方认识的差距的根源。个人可以背叛阶级，但是本阶级不能背叛本阶级的利益。

　　在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的情况下，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大官僚与列强也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双方有合作的空间。

　　但是，一旦列强愿意收买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大官僚，列强与他们之间的矛盾缓和，双方达成妥协，工人、农民、市民与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大官僚之间的矛盾就会尖锐化，并暴露出来。

　　412、415、715反革命政变，就是这种矛盾爆发的必然结果。

　　虽然两党曾经联手北伐，打击维护帝国主义列强利益的旧军阀，但是因为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最终必然分道扬镳。

　　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和大官僚，本身就是压迫阶级，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有妥协的余地，很容易与境外反动势力媾和，成为境外反动势力的爪牙。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和大官僚利益的国民党，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引导中华民族复兴，只能与境外势力联手镇压人民。

　　工、农、小资产阶级和小知识分子，是被压迫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大官僚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人民反抗境内外压迫的斗争，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也只能由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和小知识分子利益的共产党所领导。

　　经济地位类似，才能提出类似的要求。社会成员达成共识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类似基础上的。阶级社会之中，除非面临亡族灭种的危险，否则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会有共识。劳动者要求不劳不得，剥削者要求不劳而获，两者都要求建立对自己有利的上层建筑，双方怎么可能有共识？

　　生产资料所有权悬殊，就会存在阶级，就会存在分歧。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差越悬殊，阶级分化越严重，社会的分歧越严重。在绝大多数劳动者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中国，孙中山的“大贫、小贫”理论，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代表哪一群人的利益，是一个政党必须做出选择。

　　1927年，中国国民党选择了代表买办资本家、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代表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小知识分子的利益。选择前者的利益，就要保护买办和土豪，镇压“赤匪”；选择后者的利益，就要“打土豪、分田地”，有仇报仇，耕者有其田。

　　面对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武力镇压，中共从此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短期看，选择代表买办资本家、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与帝国主义列强达成妥协，获得买办资本家、大地主、大官僚和帝国主义列强的资金支持，由反动军官、农村地主和城市帮会头子雇佣来自民间的流氓无产者充当打手和耳目，镇压革命人民的胜率更大。事实也确实如此，反动派的军队与地主民团结合，扑灭了若干起义，攻克了中央苏区。

　　长期看，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代表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小知识分子的利益的政党，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就能不断动员群众加入自己，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壮大自己。尖锐的阶级矛盾如同遍地的干柴，星火便可燎原。

　　星火是偶然，燎原是必然。军阀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必然爆发，并演变为战争。反动政权抽不出手扑灭革命的火种时，革命的力量就能迅速膨胀。革命力量达到某一个临界点，就能压倒反革命的力量。

　　但是两党的组织强度，是完全不同的。

　　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孙中山饱受组织成员各行其是之苦。虽然号称30万党员，但是一盘散沙，党员们有利一拥而上，无利一哄而散，理想主义者如果没有死于殉道式牺牲，便死于现实主义者的背叛和出卖。如同物竞天择，国民党内能活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的都是机会主义者。

　　孙中山选择国共合作的原因，除了希望获得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支持，还学习苏联和中共的先进经验，希望把自己的政党改造成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孙中山去世的时候，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国民党丢失大陆的时候，也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国民党虽然采用了共产党类似的组织方式，但是依然是一盘散沙。

　　除非剥夺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员的私有资源，否则，国民党就注定是一个买办资本家、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组成的同盟。同盟成员各自独立核算，各自有各自资源，各自有各自利益，各自有各自诉求，甲之收益未必不源于乙之损失，反之亦然。各个成员，各自都有维护各自利益所需的私有资源。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所有成员凝结为一体，以集体利益为重，为集体利益令行禁止呢？

　　要从上到下剥夺所有国民党党员的资源，所有国民党员都会叛党，反动的党魁还能指挥谁？那时，就不是党魁剥夺党员的资源，而是有实力的党员罕见达成一致，废黜现任党魁并重新推举一位新的盟主。

　　短期看，由于买办资本家、大地主、大官僚形成同盟，国民党反动派几乎垄断了所有物质资源，从长期看，这些私有的物质资源，恰恰是国民党分裂的原因。

　　相比之下，共产党的资源由组织统一掌握，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高度融合，任何个人都无力对抗组织的决议，组织决议来自集体意志，体现集体的利益，即使是陈独秀、博古也无法对抗。

　　所以，虽然共产党拥有物质资源相对较少，但是总能击破反动同盟中更弱的个别军阀。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各个军阀心怀鬼胎，最终无法彻底剿灭红军。

　　国共两党都受苏联影响，是一棵藤上的两朵花。两朵花，一白一红，白花选择了代表垄断物质资源的少数人利益，红花选择了代表被剥削的多数人的利益。从两党分裂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最终的解决结果。

　　长期的结果是注定的，路径必然是艰难曲折的。

　　一大召开28年后，一大代表之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当年的有志青年，终于实现了缚住苍龙的梦想，却已人过中年。

　　作为过来人，毛泽东深知公与私的利害。

　　但是，在一个长期积贫积弱、需要高积累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无法实现按需分配社会产品，生活消费品的短缺和不足长期存在。在这样的国家中，私有观念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破国民党反动派易，破心中贼难。

　　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何完成后续的道路，需要后来人的长期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