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叶圣陶孙女的话说，就是：

　　“他（叶圣陶）觉得孩子是读着你的课本长大的，而且不是一两个孩子在读，是全国的孩子都在读，所以他（叶圣陶）把这个事儿看得很重。”

　　到了1977年，编写教科书的工作时隔多年，又回到人教社的手里。

　　时值改革开放，新教材被要求向中小学生介绍先进的科学知识。

　　为此，小平同志专门去找当时负责外汇的李先念，从当时并不富裕的外汇储备里拿出10万美元，引进了将近8000多本海外教材书籍。

　　要知道，邓小平当时出访纽约，国库上下一顿筹措，最后也仅仅凑到3.8万美元。

　　当然，买书的那10万美元巨款，完全没有白花。

　　这些“他山之石”，成了后来七八十年代人教社新教材的基石，它们先进的教学理念，让我们的初中数学课本里多了微积分，让生物学的教材开始涉及分子领域，让中国的教科书第一次与世界接轨。

　　而且，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在人教社主持教材编写的是谁，虚心接受意见永远是大家共同的原则。

　　50年代编语文教材，编辑写好了课文初稿，要拿着它去各个学校，站在讲台上向师生念诵，听取他们的意见。

　　像经典课文《最后一课》，出版社甚至先找人读一遍中文的，再找人读一遍法文的。

　　70年代末，由于文化刚刚复苏，许多老师都向人教社反映，新发行的第五套教材太难——有的地方别说学生学不会，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明白。

　　人教社立刻开始着手修订，替换书中过于抽象的例子，让教材变得浅显易懂。

　　社会上有声音说学校教得太死板，生活中根本用不上，编辑们就跑到炼钢厂，和工人聊数学问题，看看“知识的应用边际在哪儿”。

　　有老师反映孩子觉得数学课本枯燥，1993年，新版数学教材上便出现了精心绘制的可爱小动物形象。

　　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是90年代初的英语教材。

　　这是新中国第一套中外合编教材，人教社的编辑们先是通过联合国的语言项目争取到了资金，

　　然后靠招标的方式，达成了与英国朗文出版社的合作。

　　所以这套英语教材，既吸收了当时先进的英国教材理念，又加入了许多自己本土化的东西，比如音标注音，以及李雷与韩梅梅的人设。

　　这套教材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多年之后，在接受采访时，该教材的编辑之一刘道义，惊讶于LiLei和HanMeiMei居然变成了一代人的文化符号。

　　所以，一套好的教材对一代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五六十年代，人教社的教材肩负着扫除文盲的重任。

　　靠着语文书里的汉语拼音，中国的文盲率由建国初期的95%，下降到了1964年的52%。

　　在80年代，无数学子以英文书里的“hello,How are you”为起点，一步步走向了国际化的舞台。

　　而到了现在，教科书则转化成了一种集体的记忆，一种有关一代人成长的共同氛围。

　　这里面有我们尚未成熟时的调皮，有我们给杜甫所绘制的各种涂鸦，有我们对“衬衫的价格，是9磅15便士”的执念；

　　也有我们在成熟后的一系列后知后觉——我们开始逐渐喜欢上了鲁迅的杂文，读懂了《小青石》背后的悲歌，甚至开始讨论《桃花源记》算不算自己接触的第一个新怪谈故事。

　　在离开学校多年后，教科书上所教的知识，可能早已被一代人所忘却，但它所承载的，那种名叫文化的力量，却会最终，成为这一代人共同所拥有的，影响他们一身的底色。

　　所以，就像俄罗斯的出版业圣徒绥青，会找普希金大神写儿童故事一样；就像NASA会给美国的中学生专门编写航空教材一样；

《渔夫和金鱼》普希金

　　长期以来，在对于“祖国的花朵”的教育上，我们都把“配置拉到最满”，都沿袭着那句“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箴言。

　　然而在今天，“最不应该出问题的地方，却出了最大的问题”。

　　不知道那些现在已经八九十岁，为中小学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的老编辑们，会如何看待现在这套教材上的那些妖魔鬼怪。

　　顺带一提，人教社前两天已经给出了整改声明：

　　而看到声明里的“吸取教训遴选优秀团队，专门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再想想在过去，人教社如何编写一本给中小学生用的课本，相信你可能也会给出和我一样的诘问：

　　难道不是一开始，就应该这样吗？

来源：公众号 X博士
作者：网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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