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留言让我聊聊富士康事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也帮助我找到了思维上的一些盲点，今天就来谈谈我的思考。

　　一、郑州与富士康的关系

　　首先我还是要吐槽一下富士康。

　　富士康事件已经成为中国舆论场的风口浪尖，出这么大一个纰漏，没有一个富士康高管站出来回应公众的质疑，就把一个富士康党委书记推出来背锅。

　　大家都知道，党委书记在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是没有实权的，他肯定无法在富士康调动资源与人手，也不可能是富士康疫情爆发之后的主事者。

　　但是富士康偏偏就把他推出来，真正有实权的富士康高管全躲在后面——嗯，社会主义国家，让党委书记出来发声，很政治正确嘛！谁也挑不出毛病对不对？但我还是要说一句，这种行为实在让我鄙视！

　　然后我还要驳斥一个在网上流传很广的观点——河南或者郑州离不开富士康。

　　这个观点是怎来的呢？我来引用一组数据。

　　2019年郑州进出口总额4130亿，富士康占81%，富士康占河南省总进出口额65%，其产区员工数有35万，巅峰期甚至能达到50万。

　　它是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决定着全世界50%的iPhone手机产能。

　　同时，郑州富士康还涉及数百家上下游企业，影响着整个郑州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间接带动近百万人就业。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富士康对河南省与郑州市的贡献很大，嗯，这个我承认。然后有人就得出一个结论——郑州离不开富士康，如果富士康搬走了，郑州乃至河南将承受巨大的损失。

　　这个观点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富士康落户郑州是这个企业对当地的单方面恩赐，富士康还有更多的选择，它可以随随便便搬迁到其它地区（国家）。

　　几年前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也在公开场合说过同样的话——富士康有能力随时可以转移产业链。

　　但是，事情的真相真是如此吗？

　　不是！

　　真相是郑州离不开富士康，富士康同样也离不开郑州！

　　为什么？

　　我们中国人认为一些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其它国家就是非常稀缺的事物。

　　比如，前面提到的几个数据，富士康直接解决了35万人的就业，间接解决了近百万人就业，这组数据我们反过来看，就是这样的情况——富士康在其它国家或者地区要搞一个同样的产业基地需要几十万近百万的劳动力。

　　人到处都有，但是像中国人这样接受了系统扎实的基础教育、身体健康、纪律性强、勤奋并且任劳任怨，工资成本每月6000元左右是找不到的！

　　更何况是需要几十万上百万这样的数量级。

　　美国就不说了，现在的美国工人不但又懒又笨，一个高中毕业生连圆周率都不会算，偏偏成本还极高——工资福利样样不少，同时还要求每周喝8次咖啡，能够与中国劳动力竞争的只有东南亚国家的工人。

　　现在东南亚工人人力成本虽然比中国更便宜，但是东南亚工人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基础教育很拉胯，说出来很多人可能觉得难以置信，东南亚国家很多人对于数字概念极差，即使引用数字经常还搞不清单位（我有朋友在印尼、菲律宾做项目，谈到这个问题可以吐槽一晚上）。

　　基础教育拉胯带来的后果就是企业培训成本很高，并且很难让这种工人做复杂的工作。

　　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读大学都有军训，军训首先就是站队列，这个很容易，一个有点经验的教官一个上午就能让大学生站队列做得很规范。但是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那是因为大学生都经历了完整而扎实的基础教育，理解力、反应力都相当不错。

　　同样是站队列你拉一群文盲试试？

　　英国人以前招募印度人从军，不要说占队列，光是让印度人分清左右折腾几个月都搞不定，后来英国人没办法，只能让印度人培训时统一脱掉左脚的鞋子，左右的口令变成穿鞋与光脚的口令，这才勉强让印度人分清了左右。

　　所以，如果工人基础教育很拉胯对于企业是很头痛的，企业培训往往默认工人都具有一定的数学基础，有较好的理解能力，企业才能快速将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工人，让工人能快速上手。

　　否则不但培训周期无限拉长，即使勉强上岗，也经常出错出各种事故——对于企业而言，无论是培训周期拉长还是出错出事故就是成本。

　　东南亚第二个问题就是纪律性与服从性很差，与中国人有本质的区别。

　　郑州富士康工厂曾经有这样的公开报道——

　　“临近午夜，新显示屏运到了工厂，一个工头立即从工厂宿舍里叫醒了8000名工人，并给每个人发放一袋饼干和一杯茶水。所有人在半小时内走上工位”。

　　在短短半小时时间，富士康的工人可以做到分发食物，让8000人都走上自己的工位，这是何等的效率？这种高效率背后就是富士康的工人具有高度的纪律性与服从性。

　　同样的案例你放到东南亚试试？

　　半夜把人拉起来上班，只给一袋饼干一杯茶水，你信不信有些刺头直接就撂挑子？即使不硬顶也给你各种磨洋工，拖拖拉拉起来洗漱发牢骚，慢腾腾吃饼干喝水，中间夹杂着各种吐槽——折腾一晚上能不能有一半人到岗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除了人力之外，能把几十万人组织起来，集中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工厂区），同时保障充足的水电气能源供应，保障几十万人生活物资、食品的供应与物流——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系统工程，也就是在中国显得很容易。

　　放到其它国家特别是东南亚这些落后的国家是很难办到的——所以不管是印度、越南、老挝等等这些国家的工厂都有一个特点，工厂规模小，并且工厂处于分散的状况，很少看到能构建如同郑州富士康这种涉及上百万人的工业集群。

　　以上是对其它国家的分析，那么富士康能否搬迁到中国其它地区呢？

　　也很难。

　　按照正常的逻辑，河南属于内陆省份，做制造业先天就有劣势——与沿海地区相比，把工厂生产的产品运出来，就需要支付更多的物流成本。

　　但是富士康为啥偏偏选择在河南搞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呢？

　　iPhone生产不是生产服装鞋袜，对工人素质要求很高，河南恰恰是国内教育大省，每年高考相对其它省份都是地狱级的拼杀，这种环境下让河南基础教育十分扎实，导致河南人可能是国内素质最高的工人群体之一，偏偏河南人用工成本还很低——优秀而廉价的人力资源是富士康落户郑州最大的原因。

　　富士康如果落户沿海地区，当然也可以招收一批河南籍工人，但是要一口气招收几十万这样的人力规模是不可能的，只有把工厂放到河南当地才能解决。

　　2010年深圳富士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跳楼事件，苹果CEO库克亲自跑到深圳实地考察，在了解具体情况之后，库克认为工人离家太远，心情不畅是事故发生主要原因，然后库克给富士康丢下一句话——要把工厂搬到离工人家更近的地方。

　　这才有了富士康将苹果生产基地落户人口大省河南的原因，当然，为了争取富士康落户河南，河南省也给与了最大的支持，从土地供应到税收优惠都是一路绿灯，扶持政策是史无前例的。

　　以上就是郑州离不开富士康，富士康同样也离不开郑州的核心逻辑。

　　过去郭台铭不是没有做过转移产业链的尝试，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郭台铭就高调宣布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建设最大的面板工厂，最后怎样？这个被特朗普吹嘘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工厂现在变成一堆仓库。

　　吐槽之后，我们回到正题，给大家复盘一下富士康疫情事件。

　　二、疫情恶化原因

　　富士康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业集群，这种工业集群相比我们社区组织度就有很大的优势。

　　现在我们执行动态清零政策大致是这样的模式——社区如果发现阳性患者，马上就能执行封闭社区、密接人员转移隔离，然后组织供应链保障社区人员的生活。

　　既然我们社区都能做到动态清零，高度组织化的富士康工厂应该更容易。

　　事实上富士康一开始也准备用自己的组织度与新冠疫情对抗。

　　他们的具体操作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厂区闭环管理，保证没有外来病例进入，也保证自己病例不外溢。

　　其次，厂区内阳性和密接的进行隔离，正常的继续上班。

　　同时，厂区对隔离人员提供伙食，等待其正常后返回上班。

　　应该说，这个思路看起来还是很清晰可行的，既维持了生产，又保证了隔离人员，还遏制了疫情蔓延。

　　怎么看这也是一个成熟可行的方案。

　　但问题在于，所有的计划，设计的再好，最后也要看执行力。

　　富士康疫情恶化恰恰就出在执行力上。

　　一开始人少的时候隔离少数病例没有问题，但数量一多，志愿者和医务人员跟不上了。

　　怎么办？

　　防控疫情的人力资源（包括志愿者与医护人员）不是无限的，超过这个负荷怎么办？

　　最后就是富士康节节败退的过程，一开始是阳性和密接都隔离，后来医疗资源跟不上了，只隔离阳性，密接则自己在宿舍隔离，最后是单筛没问题就正常上班。

　　也就是说，最后阳性患者（或者无症状患者）与健康人群混杂在一起上班，引发了工人群体的集体恐慌，大家用脚投票，纷纷逃离富士康。

　　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组织度远远超过城市社区的富士康工厂应对疫情会全面溃败？

　　三、防疫人群

　　这就是我们今天复盘梳理富士康疫情的几个关键盲点与思维的误区。

　　我们城市防疫人员主力是公务员，即使动员志愿者也以党员为主。依靠公务员与党员做核心建立的防疫队伍不但战斗力很强，不管遇到怎样的危险都能在一线冲锋陷阵，不管工作强度多大都能咬牙坚持。

　　最为关键的是我们防疫队伍的驱动力不是经济利益！而是靠讲政治的大局观。

　　反观富士康建立的防疫队伍则不具备上述条件，这是一个基本靠着经济利益与个人觉悟建立的防疫队伍，这样的队伍很容易机械地工作。

　　当疫情扩散，防疫人员感染危险加剧的时候，富士康既无法动员更多人员参与防疫，现有的防疫人员也会退缩。

　　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执行富士康的防疫方案，现有的防疫人员就是感染一个少一个，此消彼长只能是不断放松防疫管控标准，节节败退，最后演变为大溃败整体失控的结局。

　　还是那句话，当人类社会面对新冠疫情这样强大的病毒冲击的时候，没有党的领导，不靠人民政府，仅靠市场机制是无法应对的，国外一直无法抄袭中国防疫作业核心原因就是如此。

　　也只有在中国，在党的领导下，一声令下就能建立一支经济成本白菜价，但是战斗力爆表，并且能无私奉献的防疫队伍，这样的动员与执行能力不要说国外，就算是高度组织化的富士康也做不到。

　　四、风险偏好与决策

　　本次富士康案例还揭示了大部分人过去从未意识到的盲区——那就是面对疫情的风险不同岗位不同收入的人群会有截然不同的决策选择。

　　很多人的理想中，如果中国选择放开与病毒共存应该是这样的场景——大家照常上班，工厂也继续开动，医生们继续在岗，疫苗药物使劲生产，谁有症状谁不舒服谁自己去医院，剩下的人继续上班，保证社会秩序继续。

　　总之就是，保证充足物资药物以及医疗资源不被挤兑的情况下，疫情并不可怕。

　　这个理想状况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不同岗位的收益不同，风险却是一致的。

　　你是月薪五万的白领或者高管，我是月薪五千的流水线打工人，我们的单月收益并不一样，但此时却要承担相同的风险，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对于月薪五万的人来说，开放是有利的，相比较每月五万的收入，新冠死亡率大致是千分之一，后遗症概率大概是10分之一——这个风险值得冒。

　　但对于月薪五千的人来说，就每个月五千的薪水，你让我顶着这个风险去干活？我哪怕辞职回家，去开出租车去送外卖，哪里找不到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凭啥我要留在工厂区承担被感染新冠的风险？

　　富士康的工人就是典型的“手停口停”打工人群，结果就是这些一旦失业马上就要面临生存问题的工人们在面临好像并不可怕的新冠感染风险的时候居然选择用脚投票——辞职步行走几十公里高速也要逃离富士康。

　　其实国外也有同样的现象，如果仅仅看国外发布的一些经济指标，感觉这些国家在疫情之后就业状况很好，失业率低（美国的失业率指标统计方法有很多问题，这里就不展开了），劳动者工资节节上涨。

　　其实这些现象是建立在大量收入最低的工人辞职回家基础上的。

　　比如美国从去年开始爆发的供应链危机，原因就是物流系统的劳动者包括卡车司机、港口装卸工人大量辞职造成的。

　　即使美国劳动力市场工资节节上涨，也没解决美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问题，同样的案例在富士康也能看到。

　　为了激励工人不畏感染风险上岗，给工人增加了2500元/月的全勤奖（现在已经提高到5000/月）也没能阻挡工人逃离富士康的步伐。

　　所以，在疫情冲击下，所有工业国都存在劳动参与率下降、生产效率下降的问题，这也是今年以来，除了中国之外，所有制造业国家都无一例外出现进出口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共存派可以在键盘上敲出1万个理由来论证——新冠只是大号流感，不用上医院，几天就痊愈，死亡率与流感差不多，国外放开了都没事等等。

　　但是在现实中，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你愿不愿意为5000工资去冒感染新冠的风险？

　　有些人之所以将放开共存的前景想得很美好，说实话本质原因就是国家把你们保护得太好了，大家根本就感受不到新冠的危险，切身能感受的就是防疫带来的种种不便，想象中只要放开共存就能一键回到2019年，防疫种种限制当然会影响生活影响经济。

　　但是，如果放开这些限制的措施，未来不仅不会美好，而且一定会更惨。

　　五、防疫政策加码

　　中央三令五申，地方防疫不能层层加码，但是还是有部分地区（主要是不发达的落后地区），遇到疫情就直接上最严格的防疫手段，动不动就一大片地区来个静默。

　　过去我对这种现象也很不理解，这一次富士康事件让我渐渐能理解这些地区采取严厉防疫手段的苦衷。

　　简单的说，落后地区是没办法效仿发达地区进行精准防疫的。

　　落后地区财政紧张，不可能配置庞大的专业的流调队伍，也没有那么多4G、5G基站，城市也没有密集安装智能摄像头，所以发现疫情之后也就不可能快速通过大数据，迅速建立传染源的闭环。

　　怎么办？

　　就只能采取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将疫情地区实施静默，然后通过几轮全员核酸将感染者全找出来才能实现清零。

　　否则将会出现类似富士康的现象——此起彼伏的疫情将防疫防线扯得千疮百孔，最后造成整个地区人群的集体恐慌，人群逃离，将疫情扩散到全国其他地区。

　　其他地区即使疫情控制得再好，也会被输入性疫情搞得疲惫不堪，最后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

　　对！落后地区不上严厉的手段坚决控制住疫情，那么这个“劣币”一样会让疫情控制得很好的“良币”变成“劣币”。

　　六、放弃幻想

　　富士康这个案例是非常有典型性的。

　　它可以让我们近距离观察新冠疫情对制造业工厂的冲击力，观察在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光靠企业自行组织是无法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观察不同人群在面临感染危险的时候做出的不同选择。

　　某种意义上富士康事件就是狠狠打了放开共存派的一记耳光——你们想象中的美好前景是虚幻的不存在，放开共存不会让你们生活变得更好而是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