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末，抗疫政策的急转弯让人措手不及，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只能沿着新的道路朝着目标继续向前迈进。

　　当前的形势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各地陆续捱过了疫情高峰，逐步恢复了烟火气；坏消息是代价比较沉重。

　　抗疫政策的突然转向，如同一道电车难题，没有十全十美的选择，但是该转必须得转。为什么是急转弯，我相信是形势所迫。

　　这个情形有点像1934年红军决定长征，长征的决定其实是极其艰难的。无论是离开的，还是留下的，心里都不好受。

　　进行长征的8.6万中央红军前途未卜，无数艰难险阻在等待着他们；留下的将士更是九死一生，要面对蒋介石的天罗地网。

　　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军，出发时有8.6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了七千人。而留下来打游击的1.6万人，仅剩下不到300人的兵力（粤赣边游击区）。

　　苏区沦陷之后，最惨的就是苏区的老百姓了。蒋军和还乡团占领中央苏区根据地之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的屠杀。

　　蒋军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年~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的人口被杀。

　　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因此而得名。

　　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可看到房屋被烧毁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做出长征决定之前，这些风险都是可预知的，但为什么还是必须长征？因为不长征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且蒋介石又追加了投入。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在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上继续追加兵力，制定了一个彻底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

　　根据这项计划，准备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彻底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

　　根据这项方案，蒋介石准备以瑞金为中心，构筑一个由30道铁丝网和30层火力封锁线组成的大包围圈，然后不断前推缩小，直至“剿灭”。

　　为了防止红军突围，蒋介石还计划用1000辆军用卡车，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一个月内彻底消灭红军。

　　这项计划极为周密，仅阐述文件就有几斤重。蒋介石对这项计划非常满意，曾自信地表示，自己的剿共大业，将毕其功于此役。

　　为了防止计划泄密，军事会议的级别非常高，且会场进行了极为严密的布置，除了蒋介石点到的那些国民党高级官员，哪怕是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进去。

　　蒋介石反复向这些高级军官强调保密纪律，并下令在每一份文件上都标注了绝密字样，生怕中共地下党员不知道这些文件的重要性。

　　就在绝密军事会议结束的当晚，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资料，就落到了中共地下党员手里。并且，这依然是拜微操大师凯申公所赐。

　　这时已经计划制定好之后，凯申公内心其实很得意，赶紧召集各省主席、军以上干部来庐山开紧急会议（闭幕会）。

　　命令都传下去了，凯申公突然来了个微操，补了一句：另外，把赣北第四行政区的莫雄也喊来（师级）。

　　就这样，在凯申公的微操下，这场军级以上的军事会议中，莫雄是唯一一个师级军官。而他，虽然没有入党，但却是周恩来亲自部署在国民党内部的隐蔽战线的战士。

　　那凯申公为什么非要微操一下，破例喊他来参加呢？第一，这个人是国民党资深大佬；第二，他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第三，主要是剿共剿得好。

　　莫雄是广东英德人，16岁就追随中山先生闹革命，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护国战争、讨伐陈炯明，在北伐中屡立奇功。

　　说来他还是常凯申（蒋介石）的救命恩人。1922年，常凯申被上万人围困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四处求救而不得，生命危在旦夕。

　　关键时刻，莫雄带着两个营的兵力及时赶到，一番奋力拼杀，冒着生命危险把蒋介石救了下来。从此，蒋介石视莫雄为自己的生死之交。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开始了自己的一系列反革命阴谋，打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也捕杀了很多粤军将领。

　　就连莫雄的上司许崇智也被迫离开了队伍，莫雄也被迫解散了队伍，然后投奔了张发奎。后来，莫雄和詹发奎发动了反蒋运动。

　　1930年，他们的反蒋运动失败，莫雄也只好赋闲在上海，偶然期间接触到了他的老部下——原十一师的政治部主任刘哑佛。

　　这个刘哑佛，就是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中刘和珍的哥哥。当时莫雄并不知道刘哑佛是共产党员，只觉得刘哑佛头脑清醒，思想进步，饱含革命热情。

　　两人共事一个月后，部队就被蒋介石解散了，两个人从此各奔前程。上海重逢后，两个人边喝边聊，越聊越投机，变成了莫逆之交。

　　这时的刘哑佛，其实已经是中共特科的成员，他本来就对莫雄十分了解，知道他性格耿直，从来都是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和凯申公完全不是一路人。

　　经过多次交谈，刘哑佛又了解了莫雄近几年的经历和思想状况之后，觉得莫雄是争取的对象，一方面向组织汇报，一方面积极发展莫雄。

　　他向莫雄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并全面地给他讲解共产主义思想，结果把一个40岁的中年人撩得热血沸腾，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

　　刘哑佛还把项与年、严希纯、卢志英、华克之等共产党员介绍给了莫雄，并与周恩来和李克农建立了联系。

　　在这段时间，莫雄多次提出了入党申请，包括直接向周恩来和李克农表达了入党意愿，然而周恩来却有更多的考虑。

　　周恩来认为，本来组织对莫雄的入党要求是非常欢迎的，但由于他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身份比较特殊，留在党外工作贡献更大，也有利于他的安全。

　　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劝说下，莫雄不仅主动留在了国民党中，还积极奔走，通过各种操作和途径靠近国民党的权力中心。

　　一是走宋子文的门子，弄了个税务总团第三团的团长。1932年的淞沪抗战爆发后，莫雄表现出色，临危受命被提拔为总团团长，在抗战中屡立奇功。

　　淞沪抗战结束后，莫雄率部进驻海州，并铲除了盘踞当地多年的大盐枭，并获得了国民政府的嘉奖，莫雄再次进入蒋介石的视野。

　　莫雄还走了好友杨永泰的门子。1932年，杨永泰给蒋介石上万言书，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还提出了剿共必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

　　正是这份万言书，说到了常凯申心眼里。常凯申立刻把他提拔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并立刻随常凯申来汉赴任。

　　杨永泰的建议立竿见影，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显示出了巨大威力，迫使张国焘率领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撤退。

　　这让常凯申大喜过望，对杨永泰更加言听计从。他立即移营江西，全力“围剿”中央苏区，而杨永泰又开始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览政治事务。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大家都拼命拉帮结派，壮大自身实力。杨永泰迅速蹿红之后，遭到了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的羡慕嫉妒恨。

　　杨永泰也要想方设法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尤其是人事权），壮大自己的山头，偶然的机会他想起了老朋友莫雄。

　　1933年底，杨永泰一方面力邀莫雄出山，另一方面向蒋介石进言，建议莫雄担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负责剿共。

　　常凯申对莫雄的军事才华是非常了解的，加上自己的“民国卧龙”杨永泰保荐，于是慨然应允，并对他的剿共行动寄予了厚望。

　　就这样，莫雄拿到了两份任命状（江西德安区专员兼保安剿共司令），还包括三千现大洋和两张标有编制序列和人员结构的空白组织表。

　　莫雄按捺住内心的狂喜，然后装出一脸不悦说：这是任命了个光杆司令啊，竟然不派发人手！

　　一转脸，莫雄就前往上海与地下党联系，并把两张空白的组织表交了上去，希望党组织多派一些可靠的人手。

　　就这样，莫雄以袍泽故旧（老部下）的名义，把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等一大帮共产党员安排了进来。

　　他还通过杨永泰的关系，把很多地下党员安排进南昌行营以及国民党的特务高级训练班，这些行动都没有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怀疑。

　　所以莫雄这个剿共司令部很奇葩，这是一个主要由共产党员组成的剿共司令部。但戏要唱全套的，而且必须卖力气才能掩人耳目，才能让常凯申信任。

　　于是莫雄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演出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剿共大戏。所有的行政专属中，莫雄的剿共业绩最好，屡战屡胜。

　　莫雄军队如有神助，只要跟红军接上火，一阵激烈的交锋后，红军就会仓皇溃败。只不过后勤队伍差点，辎重总是被红军伏击。

　　但不管怎样，第四行政专区连战连捷，防区内的红军基本上“被肃清”。这可是个多赢局面，常凯申喜上眉梢、多次嘉奖；举荐人杨永泰也倍有面子，红军也很满意。

　　所以1934年10月初庐山军事闭幕会上，常凯申微操了一下，特邀剿共战绩出众的莫雄出席。莫雄看了这个铁桶计划之后心急如焚。

　　所以会议一结束，莫雄回到司令部，立刻就召开了中共德安剿共司令部支部会议，商量如何把这一紧急情报送到党中央手里。

　　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连夜用隐形墨水把兵力部署、火力配置、进攻计划、指挥机构等抄写到4本字典里，然后让项与年化妆成教书先生，紧急奔赴瑞金。

　　结果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走到泰和时，发现敌情比预想的严重，所有道路都被严密封锁，且对过往人员进行极为严格的盘查，一有可疑立马逮捕。

　　项与年只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充饥，经过多天艰苦跋涉，38岁的项与年变得骨瘦如柴，满面胡须。

　　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为严密，每个村口都有碉堡，各个路口都有哨卡，青壮年几乎都会被当做赤匪抓走。

　　项与年只好再次躲回到山里。眼看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军情十万火急，项与年心如火燎，他不能再等下去了，他必须得想办法把情报送过去。

　　这时的他，早已经变得蓬头垢面，衣服被荆棘刮的破烂不堪，浑身散发着恶臭，鞋子也早就跑丢了，他觉得自己有点象乞丐。

　　他突然灵机一动，觉得自己可以更像一些，于是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腮帮也顿时肿胀起来，加上斑斑血迹，面目有些狰狞吓人。

　　此外，他把写满情报的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在这样的伪装下，敌军哨兵远远地就捂住了鼻子，不想靠近他。

　　借着这样的伪装，项与年终于穿过了层层封锁，在10月7日抵达了苏区，并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一看项与年这模样，愣是没敢认。

　　看过铁桶计划之后，中央深感事态严重，立刻认识到中央红军面临极度危险，如不采取断然措施，红军就会很快陷入灭顶之灾。

　　经过对敌“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中央做出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

　　在项与年情报送达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央红军8.6万人，悄然从瑞金出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长征。

　　在长征的路上，莫雄再次立功。1935年3月，常凯申任命剿共战绩出色的莫雄为云贵川三省边区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把自己的党支部也带过去了。

　　常凯申的指示和命令一到，地下党支部就进行学习。一次，他们得知国军63师准备去围剿一支7000人的红军伤病部队时，立刻采取了行动。

　　一方面，他们赶紧通知我们的部队进行转移，另一方面对该师师长用了美人计，刘哑佛找了几个风尘女子去麻痹这位师长，师长沉迷于酒色，结果耽误了剿共大计。

　　1936年2月，贺龙和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三面受敌的危急情形下，莫雄命令部队全线出击，于是红军顺利进入毕节。

　　不过这一次，莫雄的戏唱得太假了，惹恼了常凯申，说他“守城不力，一枪不放，放红军过境”，有通共嫌疑，把他关进了南京监狱。

　　五个月后，中共地下党员卢志英通过杨永泰、张发奎、陈诚把莫雄营救出来了。后来他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去策反陈济棠部署，协助解决两广事变。

　　在南昌，他还曾参与营救方志敏。1938年，他被任命为南雄县县长。期间他设法营救了数百名红军和群众，其中数十人是我党重要干部。

　　1939年春，莫雄调任韶关专员兼保安司令，继续支持共产党的工作。1940年2月，莫雄任“北三十二挺进纵队”司令，再次组建了由地下党为骨干的司令部。

　　1948年，莫雄升任广东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他依旧是如法炮制，把地下党支部请进了司令部，想方设法把军需物资无偿送给中共游击队。

　　国民党广东当局指责莫雄剿匪不力，怀疑其通匪。1949年10月，薛岳直接将其列入暗杀名单，莫雄获悉后逃往香港。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叶剑英立即派人持亲笔信到香港接回莫雄。11月，委任其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

　　1956年10月，莫雄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之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并受到叶剑英、李克农接见。

　　可以说中国革命中，周恩来打造的隐蔽战线，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莫雄送出的铁通计划情报，可以说是拯救了中央红军，拯救了中国革命。

　　从另外一个角度，长征的决定，是个艰难的选择，但事实证明这也是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不长征那就意味着灭顶之灾。

　　同样，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也有其必然性和紧迫性。我个人很希望能继续动态清零，但我理解国家政策的调整。

　　继续动态清零的难度太大了，乌鲁木齐已经封控了100多天，兰州、郑州、石家庄也难以为继，广州、重庆、北京等多地陷入苦战。

　　随着各地疫情的此起彼伏，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财力也难以为继，加上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纠正，放开的呼声越来越大。

　　抗疫政策的调整，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我相信这是一场通往胜利的长征。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当好第一责任人；另一方面，我们要坚定信心跟党走。

　　1月8日，是周总理离开我们47年的日子，我们在此共同缅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