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与小伙伴讨论为啥资本主义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延展到西方率先开启大航海时代，最后延展到路径依赖症对大国的宿命与轮回的影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丰厚的农业收益

　　很多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耿耿于怀，也有很多人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

　　比如文化原因啊，民族性原因啊，宗教原因啊，等等等等。

　　但其实都没说到点子上，根本问题在于：

　　中国古代农耕技术太发达，让农业种植获得巨大的远超古代欧洲的回报。

　　中国人处在舒适区中，没有动力去向海洋探索，也没动力去搞资本主义。

　　有人可能会觉得，农耕不就是种地么？还要啥技术？

　　其实，把地种好，一点也不简单。

　　第一是炼铁冶炼技术。

　　中国其实点出金属冶炼科技树很早，只不过早期青铜原材料获取比较困难和昂贵。

　　所以大都用于祭祀礼器，民间普及有限，金属农具的普及，要到炼铁技术进步之后了。

　　炼铁技术说白一点就是让冶炼青铜的800度，通过用风箱提高吹氧量的方法，提高到1300度。

　　不要小瞧这区区1300度，它意味着炼出的铁是液态的，可以从炉子中流出来，而且可以任意浇注成型。

　　这种模式让炼铁成本一下子变成白菜价，不但可以迅速普及铁质兵器，甚至可以普及铁质农具和钢制农具，淘汰石斧、石镰、石耜以及青铜农具。

　　使用铁农具，生产效率提高，粮食增产，国家才会强大。

　　欧洲虽然也有块炼铁，但生铁则13、14世纪才出现。

　　11世纪，北宋年产铁十几万吨，而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1788年，铁产量也只有6.8万吨。

　　普利尼在《自然史》中记载：“虽然铁的种类多而又多，但没有一种能和从中国来的钢相媲美的” 。

　　第二是垄耕种植法。

　　有了铁质农具，才让土地的深耕成为可能，才能挖土成沟，堆土成垄，垄耕种植法应运而生。

　　垄耕种植顾名思义，就是将庄稼成排种植在垄上，垄与垄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间距。

　　垄的土地一般要比垄之间的沟略高（高度差根据作物的不同而不同，有些时候几乎是平的）。

　　为什么庄稼必须这样种？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唯一能保证高产的种植方法。

　　首先这样可以保证每株庄稼独立成长，互不干扰，而且农民在给庄稼除草和间苗是在垄和垄之间行走，不会踩伤到庄稼；

　　其次，庄稼之间便于通风，不会腐烂；

　　再有这样便于灌溉，浇水施肥效率很高。

　　当然，最神奇的是，垄和沟在两季种植之间是互换的。

　　每季庄稼收获完毕，要将田重新耕一遍，这时垄就变成了沟，沟就变成了垄。

　　这样田地虽然每季都在种庄稼，但具体到每一垄土地实际上是轮流修耕，可以保证地力。

　　欧洲只有“三圃制”种植模式，两块耕作（不同农产品），一块休耕。

　　这样一来，每年实际能利用的土地也只有三分之二，其效率完全没法和中国的垄耕种植相比。

　　这个垄耕种植法直到今天还广泛运用。

　　在中国华北大平原，在美国西部大平原上整整齐齐成排地种植着小麦、大豆和玉米，而采用的耕种模式依然是中国古老的垄耕种植法。

　　毫不夸张地讲，垄耕种植法是除了灌溉之外，农业高产最重要的保证。

　　第三是农机和牲畜。

　　后世学者总结，中国古代农业种植技术在各个方面都领先欧洲一大截，除了早于西方2000多年的垄耕种植法和铸铁炒钢技术以及竖炉冶铁技术之外，还有农业机械和牲畜使用。

　　中国很早就发明了耒耜，用耒耜来翻整土地，播种庄稼，进行农业生产。

　　后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又将耒耜发展成犁。

　　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和河南辉县都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铁犁铧。

　　到了汉代，铁犁已有犁壁，能起翻土和碎土的作用。

　　欧洲一直比较缺乏带犁壁的犁、种子条播机（耧车）和耘田工具等重要农具，导致农耕效率很低。

　　同时，中国为了驱动沉重的犁，在2500多年以前，就开始把牲畜力用到农业生产方面。

　　当时人们除了利用牲畜驮拉运输外，并利用牛来帮助耕田和播种，耕牛比欧洲马动力更有效，成本更低。

　　所以，由于古代中国种植技术全面领先古代欧洲，导致东西方农业种植收获差距极大。

　　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的农业种植收入是按照“种子产出比”计算的——也就是说，在田地里撒下多少斤种子，未来收获多少斤粮食有一个大致固定的比例。

　　在公元11世纪之前这个比例大致只有1:2左右，即使到了17世纪工业革命前夕，这个比例也不过1:4左右。

　　1:2左右是个什么概念？

　　一亩地古代大致能播下20斤种子，那么未来就只能收获40斤粮食！

　　中国呢？

　　以秦朝的小米为主，一亩地大致需要20斤种子（现在只有十几斤），而亩产就能达到240斤粮食！

　　按照“种子产出比”计算就是1:12，差不多是中世纪英国的6倍+！

　　到了后来甚至达到了1：20！

　　巨大的种植产出比，深远影响了东西方历史的走向。

　　二、统一与分裂

　　农业种植巨大的差距，对东西方政治、经济造成了深刻影响。

　　首先我们看看东方。

　　在春秋时期，由于农业种植科技树（液态铁炼制技术与关联垄耕种植法）还没点开，农业种植收获不高。

　　所以诸侯国国力有限，春秋就只能是争霸，而无法灭国。

　　战国时期农业种植科技树点开之后，诸侯国国力大增，开始群雄逐鹿，最后秦统一。

　　正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让中国具备统一的条件，也能负担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巨大的统治成本。

　　而在西方，由于农业种植技术低下，所以整个古代欧洲一直处于混乱与分裂状态。

　　这种长期分裂的状态导致欧洲地域差异发展成为文化差异与民族差异，文化差异与民族差异一旦形成，统一与融合就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

　　其实在中国春秋时期，其实地域的差异已经有演化成文化差异的迹象。

　　比如文字和语言。

　　在《战国策》中曾经记载过一个故事，说的是“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

　　意思就是说郑国人称呼一种玉石为“璞”，而周王城的人则称呼一种老鼠叫“朴”。

　　发音相同，但东西不同，便是闹出了笑话。

　　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文字、货币，如果这个阶段延续太长时间，那么不排除每个国家都会演变成一个独特的民族。

　　中国也会像欧洲的法兰克王国分裂成德、法、意大利一样，分裂成不同的国家。

　　万幸的是秦国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才强行扭转了中国分裂趋势。

　　统一的文字、货币、度量衡成为了中国凝聚力的源泉。

　　为啥周天子只能搞分封制，秦朝就能搞中央集权？

　　根本原因就是农业种植的收入的差距，这就是古代中国率先点开种植科技树的红利。

　　有红利当然也有弊端。

　　中国古代农业种植能产生1:10—1:20的高额回报，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地租高，土地资本收益高。

　　我们以明清时期为例，根据包世臣《安吴四种》记载：

　　在江南地区，“亩常收米三石，麦一石二斗，以中岁计之，亩米二石，麦七斗，抵米五斗”，但是地租收入是“最上每亩一石二斗”。

　　这么算下来，地租收益大致是土地出产的40%。

　　如此高的收益率导致历朝历代土地兼并不但速度快，而且成为无法治理的顽疾。

　　欧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农业生产力差，收成少，为了不让农民饿死，就不能让农民交太高的地租。

　　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假设一年一个劳动力要吃500斤粮食，那么按照中国40%地租来算，他就要生产1250斤粮食。

　　可是欧洲粮食产量低，只有300斤甚至200斤，那么就必须降低地租，让农民拿走大部分粮食不让自己饿死。

　　根据研究英格兰若干郡的27个庄园的档案资料，统计了自13世纪末实行货币地租以来至16、17世纪之间的租金变化。

　　其结果表明，在这三百多年间，租金高的时候是1/6，低的时候只有1/18。

　　欧洲本来土地出产就低，地租占比更低，所以，欧洲土地收益就完全无法与中国相比。

　　所以别觉得古代那些住城堡的领主多NB，其实也是穷嗖嗖的。

　　其次就是民间借贷利率极高。

　　因为土地产出高，在地租之外还有巨大的空间，所以中国古代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很高。

　　北宋王安石变法，其中有一个青苗法，就是政府提供较低的普惠型信贷给农民，降低农民借贷成本，提高农民收益。

　　但是这个被认为是普惠型优惠信贷年利率也高达30%。

　　在中国古代，民间借贷利率一般都在40%—60%左右。

　　政府税赋主要来自于土地，所以历朝政府空前重视农业种植，与之对应的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在士农工商中排名最后。

　　第三是人口问题。

　　因为土地出产太高，所以古代中国人口增长极快，一般在200年左右的时间人口增长就能超过土地能够承载的上限。

　　遇到对农业不利的气候土地出产突然下降，叠加土地兼并的影响，就出现天下动荡，改朝换代。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11世纪整个欧洲人口只有1500万，同时代的中国北宋人口已经达到1.2亿。

　　然后又历经几百年战乱，明初人口又变成了几千万，到了200多年后的明末又达到2个亿。

　　清初人口再次下降到几千万，历经200多年，清末人口又达到4亿。

　　欧洲人口飞速增长是13世纪之后，蒙古东征给欧洲带去先进的炼铁技术与先进的种植技术，才带来欧洲人口的快速增长。

　　哪怕如此，到了14世纪，欧洲人口才达到4500万。

　　所以，就因为中国古代农业种植技术太发达，农业出产太高，所以整个民族形成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土地依赖症。

　　优秀的人才人生路径就是读书做官买地，资本围绕土地流动，高利率抑制工商业发展。

　　加上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了最后的结果——

　　中国很难诞生资本主义，更不可能开启大航海的时代。

　　可是西方和中国完全就是个相反的例子。

　　古代欧洲因为农业种植水平低下，导致土地出产很低，地租低，土地投资回报低。

　　所以资本更愿意向工商业、金融领域流动与发展，也愿意大航海去冒险。

　　欧洲大航海时代基本模式就是商人集资出海冒险，这个风险大，投资收益低大致平均只有10%左右，但是仍然有大批商人愿意投资。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最鼎盛时期（垄断东方的商业），其股票年回报率一般也只有20%左右，只有中国地租收益的一半。

　　大家想一想，假如你是中国的地主，是愿意卖地收取稳定高额的地租，还是投资风险更大，收益不稳定并且耕地的航海工商业？

　　这就是中国古代历史宿命——

　　农业种植技术太强大，反而让整个国家与民族形成对土地的路径依赖，让西方率先开启大航海时代，率先开启工业革命。

　　三、民族的气运：新中国让中华民族摆脱了对土地依赖症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在1993年凭借其“路径依赖”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简单来说就是：

　　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不能轻易走出去。

　　在对土地的绝对依赖之下，资本主义发展注定是阻碍重重。

　　明末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未能成气候，土地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资本围绕土地而流动，民间借贷利率居高不下，都严重制约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

　　所以，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一直到农民起义、社会动荡、依赖土地的经济结构被改变才开始。

　　我们看一组数字。

　　1854年太平天国爆发之前，江南地区生丝出产最高也就是2.5万包。

　　到了1864年，短短十年时间，生丝出产就达到了8万包。

　　可是没过几年，产量又再次降低到4万包。

　　为什么会如此？

　　就是因为1854年之后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江南地区动荡不安，地租收益下降并且极其不稳定，资产才开始向工商业投资，生丝产量提升。

　　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江南社会恢复稳定，资本又纷纷从工商业流入土地，导致江南生丝产量下跌。

　　所以，如果没有经济驱动，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很难发生变化的。

　　只有在战乱动荡时期，工商业才能取得一丝发展的缝隙。

　　但问题是，国家总归是要稳定的，依赖农民起义或者战乱来压低土地收益，逼迫资本向工商业（制造业）流动终究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

　　所以中国就这么在黑暗中探索了上百年时间。

　　就在近代民族气运沉沦到谷底的时候，是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华民族。

　　中国共产党给出的方案有三个：

　　第一，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

　　很多人都认为，实行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是为了摧毁封建土地制度，解决广大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顺应民心，争取广大人民支持来打赢战争。

　　这种认识没有错，但其实还有更深层次原因，那就是改变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

　　地主阶级为什么要消灭？

　　不完全在于其剥削农民，也不完全在于其吝啬，而是在于其自私、短视、愚蠢、保守。

　　很多收藏圈里的网友都听说过官银、碎银和私铸银元宝的区别。

　　这种私铸的银元宝，就是一些地主老财收上散碎的白银之后，找铁匠或银匠给熔成好计算的银元宝。

　　为了防盗，这种银元宝有的高达上百斤，来了贼也偷不走。

　　看到没？

　　地主们有了钱，选择囤在自己手里，而不是消费和扩大再生产。

　　对地主来说，他们希望的是不停地兼并土地，让更多的农民变成佃户。

　　然后拼命剥削，实现财富增值。

　　然后娶小妾生孩子，砸钱供子女读书考功名，拿官身当家族护身符。

　　然后兼并更多土地，成为更大地主。

　　而佃户，则越穷越好，这样才能对地主产生人身依附。

　　可地主的钱失去了流动性，也就不会再制造财富，就算能继续在农村享受高回报的农业产出，对整个国家又有什么益处？

　　社会经济也会成为一潭死水。

　　相反，对国家来说，是希望产生的财富再投资的，实现财富增值，也希望农民不要被地主盘剥，农民有钱才会消费。

　　这样才能拉动经济增长，才能促进生产力的继续进步，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

　　前面说的青苗法，其实就是国家在无法撼动土地地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农业经济模式改革，希望能让农民增加点消费能力。

　　但这就动了地主的蛋糕。

　　地方官员、中央阁老，本身也都是大地主，或者是大地主投资上位的。

　　他们随便用点手段，都能把良法变成恶法，最终不仅青苗法失败，王安石还背了黑锅。

　　所以新中国要想发展，指望找地主们商量把钱、劳动力都解放出来，是不现实的，必须硬碰硬地消灭整个地主阶级。

　　就像美国南北战争，找南方种植园主商量把奴隶都放了去北方工厂干活现实吗？

　　不现实。

　　那么南方就必须被消灭，不消灭，美国发展工业化就没有劳动力，也就没有现在的美国。

　　所以通过土地革命和土改，才能彻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土地公有制。

　　中国古代不是没进行过“均田地”的农民起义，但均田地之后，你能拦得住灾荒？生病？懒惰？赌博？

　　所以农民卖地是难免的，这样土地就又会被兼并，形成新的地主，新的佃农。

　　当兼并到一定程度，又是一次改朝换代。

　　但是土地公有之后，情况就变了，所有人拥有的就只是公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买卖的权利。

　　这样就避免了投机地主不断累积土地资源，地越来越多，其他人地越来越少的情况发生。

　　这就好比国家给每个人提供了一只鸡，你喂这只鸡，鸡下的蛋归你所有，你可以吃，也可以卖，但鸡并不属于你。

　　你要是把鸡卖了，或者把别人的鸡买了，对不起，违法了，鸡的买卖不受法律保护。

　　谁会花钱买一个法律上不属于你的东西呢？

　　这样一来，就彻底切断了资本向土地流动的希望。

　　资本想要增值，就只能进入城市，投入制造业和工商业，这就是政策引导下的资本流动。

　　第三，干掉食利阶层。

　　前期的工农苏维埃政权和武装割据政权时期，选择打土豪分田地，消灭了食利阶层，获得赋税与地租，拥有与统治阶层对抗的力量。

　　但是建国后，虽然地主都消灭了，可是因为人身上对食利的渴望，总是埋着产生新地主的可能。

　　于是国家想了个办法，不想让出现食利阶层，那么让种地无利可图不就行了么？

　　所以中国借鉴苏联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的方法，实行了统销统购政策。

　　国家每年给予农民一定的粮食征收指标，且规定征收价格（价格是低于自由市场下的价格的）。

　　然后把征收的粮食去供应城市使用，保证城市的工业化可以正常运转。

　　城市的工业品，则以高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给农民。

　　虽然这种工农剪刀差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但为了长远利益，不得不牺牲眼前的利益。

　　而且更关键的是，这种模式，防止了土地兼并的复辟。

　　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种剪刀差之下，土地兼并几乎无利可图。

　　你就算拿到再多土地，在农产品价格上不去的情况下，又能获利多少呢？

　　相反，你如果去城市里打工，或者做点小买卖、入股一个工厂，带来的获利要远远高于你去兼并土地。

　　过去农民是如何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土地兼并，如今农民就会如何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去涌入城市。

　　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土地问题，而且还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动力需求问题。

　　第四，扫盲政策。

　　在农业经济时代，为什么地主能把人锁死在农村？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搞的愚民政策。

　　简单来说，就是垄断知识。

　　一个人的知识越多，想法越多，越不安分，知识越少，想法越少，越能一辈子待在农村。

　　就像那个“放羊干啥？—赚钱—赚钱干啥？—娶媳妇—娶媳妇干啥？—生娃—生娃干啥？让他放羊”的段子一样，一辈子给地主当佃户。

　　所以提高获得知识门槛，让人的思想僵化麻木，是维持古代土地经济稳定的必要手段。

　　但这种模式，并不适合想搞工业化的新中国。

　　毕竟，一个充斥着文盲的国家，如何能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如何能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实现强国之梦呢？

　　所以，要搞工业化，必须要先扫盲！

　　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

　　再加上义务教育机制的建立、发展和普及、完善，不仅消除了大批文盲，而且从根源上堵住了新文盲产生的渠道。

　　就这样，中国花了几十年给农民脱盲、建立全民教育体系。

　　又花了几十年，让农民从学机床、学冶金、学采矿，乃至学推土机挖掘机等等开始，慢慢建立起庞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大量的、合格的产业工人。

　　如果没有国家的大力推进，如今的中国人大多数或许会在农村重复上一辈的生活，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随着扫盲运动，中国农民明白了人生还有着更多的可能。

　　也让农民有了接触更多技术的可能，也将他们对体力劳动的刻板思想逐渐向脑力劳动和技术劳动转变。

　　当一个农村人也能用手机搞直播，也能用微信支付宝来收款，就充分证明中国过去维持了几千年的土地经济模式依赖，彻底不复存在了。

　　你看，新中国就是通过土地公有制打破农村经济基础，通过统购统销来倒逼资本前往城市，通过扫盲运动来吸引更多的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为工人，这才彻底改变了过去几千年的土地路径依赖。

　　在没有搞侵略扩张，没有搞羊吃人，没有搞殖民地经济的情况下，仍然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了如今如此的辉煌成就。

　　当然，在这个摆脱路径依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刮骨疗伤的阵痛。

　　整整一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

　　四、美国的国运与路径依赖的宿命

　　和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相比，美国只有两三百年历史。

　　虽然只有这么一点时间，但是美国同样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症。

　　美国的崛起，其实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它抓住了尾巴，第二次工业革命又全程参与，还抓住战争机遇，两次世界大战中战火都没有烧到美国本土。

　　不仅让美国有了充足的发育时间和发育机会，还在战争中发了大量战争财，完成了原始积累。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战争前后很多西方人来到美国致富和发展，这给美国发展带来很多技术学术人才。

　　结果就是美国的工业实力发展极快。

　　189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首次超越了英国，成为了资本主义头号工业强国。

　　在这种工业实力的加持下，二战中美国一共生产了8.6万辆各型坦克、300万辆车辆、29.7万架各型战机、8800多艘各型战舰、5600多艘的大型商船等等，产能堪称变态。

　　本来美国可以靠这种制造业优势独步天下，但随着美元替代英镑成为全球主要结算货币，金融资本迅速扩张，一切都不一样了。

　　金融的特点就是流动快，产出高，收益远远超过苦哈哈的制造业。

　　如果二者能通过政府调控来相互促进，制造业当金融业的根基，金融业为制造业提供活水，那倒是相得益彰。

　　但美国的金融业却渐渐失去了自我，甚至变成了与实体经济抢夺资源的存在。

　　打个比方，金融为主的环境中，金融部门为了业绩，只会大力创新金融产品，形成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体。

　　累加杠杆后金融收益大大增加，当金融业利润远远高于实体经济的时候，就会对实体经济的人才、资金、资源形成虹吸效应。

　　最终造成金融业虚胖、实体经济枯萎。

　　这很容易理解。

　　比如一个制造业老板拿到了一笔投资，本来是用来扩大再生产的，结果折腾了一年，发现还没有投资金融市场赚的钱多。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什么？

　　当然是投入资本市场了。

　　这笔资金本来应该是从金融机构来去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但现在又回到了金融体系里进行体内循环，这就脱离了金融的本意。

　　制造业长期得不到资金支持，只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日益萎缩。

　　这时候，就算金融资产价格膨胀好几倍，对生产和实体经济又有什么帮助呢？

　　所以别看这些年美国GDP虽然一直是世界第一，但其中金融和金融衍生的律师、会计等服务业产值却达到了18.4万亿美元，一下子就占据了美国2021年GDP23万亿美元的80%。

　　与之相对的，是制造业全面拉跨。

　　197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4.3％，而现在，只有不到12%了，始终不到50年前的水平。

　　从横向比较看，美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规模萎缩。

　　美国制造业占世界份额从1970年40％下降至17.4％。

　　现在美国除了军工业，其他的制造业基本上都没了。

　　制造业不行，那靠什么实现经济增长呢？

　　美国人靠的是一套非常复杂的金融工具，玩“印钞+债务驱动经济增长”模式。

　　一方面印钞收割全球，一方面借钱搞投资，寅吃卯粮。

　　这种模式好处很明显，但坏处同样很大。

　　金融市场已经尾大不掉，在不健康的经济模式下，美国已经陷入了金融推动经济的路径依赖。

　　凭借美元的霸权地位和曾经一度稳定的环境和良好预期，美国这种金融游戏这么玩下去没啥问题。

　　但一旦遇到疫情、俄乌冲突、能源危机导致通胀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就会引发全面的危机。

　　咋办呢？

　　既然金融已经成为立国之本了，那就继续路径依赖，从金融上解决吧！

　　美联储开动印钞机直接印钞5万亿美元，然后3年狂借美债8.4万亿。

　　不但挽救了美国经济，还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甚至还拉开了与中国的GDP差距。

　　这种直接印钱和借钱就能创造GDP的模式实在太爽来得太快了。

　　但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受到印钞和借债的反噬，包括通胀危机、债务危机等等。

　　这么搞的问题难道没人看出来吗？

　　当然有。

　　我们看看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拜登的拱火俄乌和台海，都是美国看到金融游戏缺陷后作出的弥补手段，想让资本和产业回流美国。

　　这些手段不能说一点用没有，但只能说想法很美好，效果很骨感。

　　就像饮鸩止渴一样，看似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可能给长远带来更多问题。

　　现在美联储把政策工具用的差不多了，陷入滞涨是大概率的事情。

　　如果美国选择进行一场革命，彻底清算金融集团，摆脱金融立国的路径依赖，把金融集团的钱都拿出来研发科技、投入制造业。

　　以上千万人失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动荡、暴动为代价，打造一个新美国，那么美国还有点机会摆脱路径依赖的问题。

　　但是美国又是一个移民国家，本身缺乏历史沉淀与文化凝聚力，所以美国要搞一场席卷全社会的革命，搞不好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所以，美国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美国滑向崩溃的深渊。

　　美国不是中国，中国因土地而兴，站上世界巅峰，同时也产生严重的土地路径依赖症，衰落到谷底。

　　是新中国通过刮骨疗伤，以巨大的代价，脱胎换骨的二次重生才摆脱这个土地依赖症，走上制造业立国之路。

　　美国有改变路径依赖的可能吗？

　　没有。

　　所以美国注定因金融而兴，因金融而衰落。

　　这大概就是美国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