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机构改革后，经过一番博弈，市场监管总局领导中，除了局长张茅，人数最庞大工商系统仅和成为正部级刚刚5年的食药监总局打平，质检系统占据近一半席位。

　　回过头来，2015年淘宝炮轰工商总局主管司长，反而助推了工商系统改革、加快了工商系统监管机制的完善，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抗拒机构合并的声音。

　　03

　　2015年，羽翼已丰的阿里胜了措手不及的老工商，但也警醒了整个监管部门，随后几年，在看似一片平静下，整个监管体系加速完成了底层革新。

　　步步为营，力量蓄积。

　　一是电子商务法5年4审终于在2018年8月审议通过。

　　按照常规，一部法律最多经过三审，而电子商务法却是少有的4审，并且一审、二审稿的差异堪称重写了半部法律。

　　电子商务法制定如此之难，不仅仅因为电子商务是一件新事物，同样等级的《网络安全法》也不过1年半时间三审通过。

　　其关键在于《电子商务法》牵扯到的部门实在太多，利益实在太大，更是资本扎堆的地方。仅2018年，中国电商交易额达31.63万亿，网络零售规模猛增至9万亿，当年的GDP也不过91.9万亿。

　　因此，仅仅网络商品交易监管体系，在中央就有12个主要部门，多头监管极为突出，监管就是权力，谁都不愿意轻易放手。

　　没办法，最终电子商务法起草组直接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牵头成立，由国务院十二个部门参加，具体哪些部门就不多展开了。

　　其中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成文第二十三条“电子商务经营者收集、使用其用户的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中，一审稿是有“部门规章”四个字的，二审稿就没了。

　　这导致了什么？导致加重了经营者尤其是第三方平台的责任，同时网信办的个人信息立法效力将大打折扣。

　　2015年一审，2017年二审，中途发生了啥？

　　二是监管融合，多头统一，反垄断职权实现了单一部门统管。

　　在小镇之前关于立法的一篇文章里拿反垄断举例过，后来被404了，在此不展开了。

　　简单地说就是工商总局、商务部、发改委3家各自通过制定规则抢占反垄断职权，纷纷成立自己的反垄断司局，这也是《反垄断法》早在1994年就列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结果直到2006年才提交首次审议的关键原因。

　　而2018年机构改革，终于实现了把所有反垄断职权统归市场监管总局一家，进行反垄断执法就不需要跨部门沟通了。

　　三是打造监管基础，摆脱地方和部门限制。

　　在2015年以前，关于电子商务，尤其是关于淘宝怎么管，也是一个难题，最根本的就是管辖权问题。

　　按照旧有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很长一段时间，杭州工商系统承接了所有关于淘宝的监管。

　　至于淘宝和杭州乃至浙江的关系，就不再赘述了。

　　这种监管模式，使得2015年阿里与工商总局之争时，工商总局网监司只能采取抽样的方式，因为其无法获得足够的电子证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在2015年，痛定思痛的工商总局授权北京市工商局开发全国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网络交易平台监管系统，实现电商跨区域和跨部门监管。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6月，360公司成为该系统共建企业。

　　四是限制人才流失。

　　2018年8月，中央巡视组公布了在商务部的巡视情况，其中点名批评了商务部干部流失问题突出，还有的反垄断局处长“流”到垄断企业。

　　具体流向哪里就不多说了，商务部是少数有离职公示制度的部委之一，可以自行查询。

　　如2016年，商务部就有23人辞职，其中3人来自反垄断局

　　客观的讲，商务部是极为特殊的一个部门，源自对外贸易部，是中央部委最贴近市场经济、最了解西方资本运作的部委，出来的干部非常受企业欢迎。

　　不单单商务部，其他如发改委、外交部、交通部、证监会等等各部门在2010-2015年前后干部流失极为严重，也对原来的监管体系产生了冲击，无他，这些人都是骨干，太了解政策制定、监管了。

　　2018年后，中央部委干部离职受到了更为严格的控制。

　　五是市场环境变化。

　　监管方变得越来越团结的同时，资本方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各路资方人马开始自相残杀起来——增量到顶、存量博弈的时代到来了。

　　比如2017年京东状告阿里垄断，2018年阿里称“假货在向拼多多转移”，接着阿里和京东一起针对拼多多等等，之后阿里系和企鹅系电商又相互给对方负面新闻添砖加瓦，斗得一塌糊涂。

　　与此同时，互联网行业向各个领域的扩张后，大数据杀熟、培养习惯再收割等等玩法经过网约车、外卖后被民众熟知，互联网行业社会风评相比2015年有了巨大滑落。

　　上述五点相累积，到了2020年，监管和资方的攻守之势，变了。

　　天时地利人和，从互联网资本转到了监管部门。

　　一切，只等那个关键的信号——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发令枪已响。

　　04

　　中国的监管从来不会刻意针对谁，就像《电子商务法》强调的，线上线下交易行为一视同仁，希望实现的是更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更好的为人民谋利。

　　比如打假，在加强打假的同时，市场监管总局也在禁止职业打假。2019年11月，专门出台了《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

　　反垄断也是一样。

　　相比互联网企业，国资和传统行业反而是最先受到反垄断调查的，只是少有传播罢了。

　　比如被称为中国反垄断第一案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垄断中国宽带入网市场一案，2011年国家发改委就进行了调查，迫使两家承诺整改，放弃价格歧视，推动中国宽带网速更快、价格更便宜。

　　自此，中国互联网业才迎来了真正的腾飞。

　　而就在1月30日，市场监管总局刚刚开出2021年的第一个反垄断大罚单，对先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重罚1.007亿元。相比阿里三笔罚单才150万，堪称宽容。

　　正因为过去批判国企垄断、批判传统行业垄断，才有了今天可以向互联网等新兴垄断挥剑的基础。

　　垄断本无错，错在于是否利用垄断地位谋求垄断超额收益，限制和破坏竞争，而这正是我国反垄断法的两个要件。

　　可以垄断，但是要有利于市场、有利于人民，反垄断不是要反对企业做大做强，而是要反对为富不仁、大而作恶。

　　比如互联网领域，之前迅速扩张时国家一直提供各种便利，也希望中国产生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但是互联网企业做大以后利用大数据、用户优势倾轧对手、强迫收购，两头杀，那就不对了。

　　就像滴滴，打着更方便人民出行的旗号，前期补贴揽客，获得超过九成的市场垄断地位后，恶意调价，两头压榨司机和消费者，这样的不反对怎么对得起人民？

　　做饭需要买把刀没错，拿着刀去伤人，就必须执法了。

　　这次阿里反垄断之所以舆论这么大，也与公众情绪有关。很多企业为恶，大家虽然会骂，但心里觉得也正常。而阿里在大家印象中，一直是有底线的，对阿里的期待也是正向的，突然阿里一下子与民争利，才有了“屠龙少年变恶龙”的说法。

　　当然，也有可能是自媒体时代到来，使得阿里的传媒公关布局不再稳固，以至于负面消息越来越难压下。

阿里的传媒公关投资版图 摘自势场

　　正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愈切”，也希望阿里经此波折，能够捡回那个屠龙少年的梦想，毕竟很多人都还记得“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豪言壮志。

　　国家也不想一锤子打死，正如对阿里巴巴展开调查时所说的，“加强反垄断监管，恰恰是为了更好规范和发展平台经历，引导、促进其健康发展，以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也是为什么，调查当天即结束。这是罚酒之前的敬酒。

　　我们是为了国家整体宽松的营商环境，暂且给一次自查的机会。如若敬酒不吃，那就得吃铁拳了。

　　今年3月1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即将在5月1日实施。而阿里今天的重罚，正是实施前的一记响亮的先声。

　　下一个，又会是谁？

　　05

　　时间拨回2021年1月20日。

　　怒怼监管风波时隔三个月，马云终于再次现身，线上出席了“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马云提到：“这段时间，我和同事一直在学习和思考，我们更加坚定了全身心投入教育公益的想法。”

　　对于1964年教师节出生的马云，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回归当一名老师的初心。

　　阿里的初心在何方？诸多互联网大佬的初心又在何方？

　　正如人民网发声强调的“从来没有什么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中的马云。”

　　希望诸多资本们，能够好好体悟，身处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梦想又是什么？

　　中国有最广阔的市场、最宽松的发展环境，但也有最严苛的底线，那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来源：大树镇长
作者：镇长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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